明清之際之於我，不是現成的大概念的個例，相對於已知“一般”的“個別”，而是一段有自身生命的歷史生活。這種具體性自然來自對具體的士的解讀，即我所謂的“讀書人”。我的興趣始終更在這段歷史生活中的人的命運，人對其命運的思考。

　　——趙園

　　【書籍資訊】

　　書名：想像與敘述

　　作者：趙園

　　定價：58元

　　出版社：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ISBN: 978-7-303-19408-7

　　內容介紹

　　作者從明清之際人物文集入手，關注那些貼近士大夫的人生境遇的思想，以及他們在這一歷史瞬間的感受與命運。透過這些描述，士大夫的“精神氣質”繫於他們言説的態度與方式，回到那一驚天動地的具體情境，關注那些曾經鮮活的個人的言説，使得本書具有很強的文化感染性與學術生命力。

　　作者介紹

　　趙園，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著有《艱難的選擇》、《論小説十家》、《北京：城與人》、《地之子》、《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易堂尋蹤——關於明清之際一個士人群體的敘述》等學術著作，以及散文、隨筆集《獨語》、《窗下》、《紅之語》等。

　　【自序】

　　幾年前，出版演講錄一度像是成了風氣。為這風氣所鼓動，我也試著將在高校及其他處的演講整理出來，卻終於放棄了——那是一些書面化的“演講稿”，不但擬之於前，且反覆修改增補于後。也曾發表過幾篇“錄音整理稿”，無不經了事後的潤色，只能稱之為“倣演講體”。既然不能忍受口語的啰嗦、為演講這種場合必不可少的廢話閒話東拉西扯、隨機的“生發”，也就不能不犧牲了文字間的“現場性”。於是重新設計，就有了這樣的一本小書。

　　本書的前一組文章，仍然以明清之際為時段，分別由幾個較為具體的方面，討論關於歷史的想像與敘述：《瞬間》處理的是關於事件的敘述，《忠義遺民》討論關於人物的敘述，《廢園》則梳理某種象徵隱喻在這一時段歷史敘述中的運用。後一組文章是上述討論的繼續與延伸，而以明清直至當代有關元、明、清的敘事史學為分析材料。兩組文章所取材料不盡相同，討論的問題卻有貫通且前後呼應。無論“想像”還是“敘述”，都非文學的專利。“敘述”之為課題，固然不只與文學、史學有關，“想像”作為能力，也非為文學者專擅；在本書的討論中，更涉及精神史、心態史的層面，有思想史與其他學科的交集。

　　前此我關於明清之際的論述主要憑藉文集，明清間的野史，近人的敘事史學的著作，寫作本書時才集中地閱讀。也因了這一番讀史，更體會到了敘述之難，真切地感到了一代代知識人、學人尋求“歷史真相”的艱苦努力。不能直接閱讀外文原著，也仍盡我所能地讀了幾種國外漢學著作的譯本。我感興趣的，當然是那些不同背景的學者想像古代中國、想像明代、想像明清之際的方式，尤其這種想像中陌生的方面。如若沒有豐富的差異，這項研究會令我感到索然無味的吧。

　　明初的社會、政治面貌，要由元末以至有元一代來解釋。除了某些具體的制度設施，那個延續近一個世紀之久的朝代將什麼留在了後續的歷史中，並不那麼清楚。對於元代，我卻只能小心翼翼地“觸碰”。事實上關於元明之際，前此已略有觸及——明人與元遺民、元儒有關的言論(《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下編第五章《遺民史述説》及該章附錄《論許衡、劉因》)。説宋、説元，通常被明人作為言説自己的時代與自身命運的方式，有關的言論提供了深入明人的思想世界的線索。這些材料，無論治元史、還是治明代思想史者都不免會忽略。而“深入明人的思想世界”，是我所能為自己提出的任務。本書中的有關分析也仍然在這一方向上：明人以至近人關於元代的記憶與想像。於此我關心的更是普遍的知識狀況——我們往往無知而有堅固的成見，不惟對於元代如此。涉及宋、元，我的興趣依然在朝代的銜接處。我嘗試著由“明清之際”伸展開去，儘管更像是一種意向、姿勢。我相信諸多“之際”均有研究、開發的價值，只是自己力有未逮罷了。

　　這本書的寫作使我有機會由具體的研究課題中抽身，考慮一些諸如“方法”之類的問題，也借此反身回顧，將曾經的“研究”作為考察、批評的對象——自己的研究賴以進行的條件及其間的問題，是我長期以來有意無意地避免直接面對的。《尋找入口》一篇，回顧關於明清之際的思想史研究中尋找所謂“切入點”的過程，較之報告一項已經達到的結論，對於年輕的學人或更為有益。我一向缺少方法論方面的自覺；進行一項研究，也不大有“策略”方面的設計。正是“演講”這種場合迫使我反芻。其實我更願意告訴年輕學人的是，並沒有什麼現成的“路徑”，你所應當做的，是面對難題，尋求自己的解決之道。附錄中關於治學的兩篇，更貼近學術工作中的個人經驗——並非認為已有資格談“經驗”，只不過從事既久，總有愚者千慮之一得，或可與人分享的意思，也可證我與本來的專業(即中國現代文學)並沒有失卻聯繫：“雜談”的某種針對性，多少也因演講所面對的，主要是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的年輕人。

　　友人出了一本書，《害怕寫作》，他的學生説，老師害怕寫作，還寫了好幾本，不害怕又該如何。我其實是理解這害怕的。此外，還有一點害怕演講，不能像我的不止一個友人那樣，總能在講臺上揮灑自如。我常常會感到不知從何説起。這既與我的書齋生活方式，也與我的工作方式有關。在閱讀與研究中吸引、觸動了我的，通常較為具體瑣細。我可以找到適宜的文體容納它們，而那些意思也像是只宜於書寫。由此也更相信自己的所謂“研究”，極其依賴於文字組織。一些混沌的想頭、混茫的思緒，一旦明白説出，有可能意味全失的吧。“煩碎雜沓”而“寡要”，缺乏統攝性的“問題”，也缺乏支援“統攝”的理論體系，我將此視為能力上的缺失，對研究生説，他們可以用一種簡便的方式自測，即為自己的論文寫“提要”，倘無“要”可提，那麼論文能否成立就大可懷疑，卻又對此不無遊移——“提要”是否真的是有效的自測方式?所謂“論文”也者，是否真的有劃一的標準？

　　既然有“演講錄”的設想在前，即使不曾都用於演講，最初的設想仍然影響了寫作的方式與態度，即如近於“傾談”的那一種態度。被“論文”、“專著”捆綁的時間太長，原本希望多少打破學術文體的拘束，稍稍舒張一下肢體，卻又因不能容忍散漫與隨意，將“逸出”的部分一刪再刪，終於寫成了現在的樣子。“自由”不可能僅由文體承諾，那更像是一種所謂“心靈”的能力。據説東歐開放之初，有作家發現自己竟不會寫作了，對那突如其來的“自由”無福消受。我的問題是另外的一種，即因了學術的“規訓”，也因了積習，早已不能“信筆所之”。但既有講稿的基礎，與論文就有了不同，寫作中也較有對象感，訴諸大致明確的受眾，是用之於特定情境的文章。演講不同於論文，也不同於通常的對話、交談的，也無非“態度”。這本小書與我已經問世的所謂“專著”的不同，即在此“態度”。

　　我曾討論過明代士人的講學。由理學語錄及其他講學記錄，不難想像其時情境，發生於這一特殊場合中的故事。也曾在散文中寫到自己與講臺有關的經驗，比如上個世紀80年代講臺上下互為激發、“煽動”的情境。即使經歷過那種時刻，我也仍然更習慣於書齋中的寫作：你可以想像讀者，也可以不想像。即使偶爾面對聽眾，觀察也極粗疏，甚至不如魯迅筆下的高老夫子，尚能瞥見半屋子的眼睛，“許多小巧的等邊三角形”，以及“蓬蓬鬆松的頭髮”。卻也略有一點故事。在上海某校演講後，友人發給我網上的討論，最熱烈的話題是，某位女生提問時，大家應不應該發笑，趙老師應不應該也發笑；趙老師為什麼不正面回答女生的提問，而是讓她去查書。我對友人説，他的學生很厲害。另有一個細節。也是在那所大學，一個小女生走到我面前，説，她覺得我“特慈祥”。

　　此外還能記起的，是在文學所向幾個研究生授課。那往往不是在“返所日”，長長的走廊昏暗而空洞。學生們沉默地聽著，使我覺得自己的聲音像是流蕩在荒漠中，沒有回聲。那真的是一種特別的經驗。

　　寫這本小書，係應培元之約；對於我的一再延宕，培元表現出了極大的耐心。書稿完成之時，除了一向支援我的大陸的友人、同行與讀者，我要感謝臺灣的學者，與他們的交流，在我，是一種美好的經歷。我還要感謝《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及其續編的責編張鳳珠先生，《易堂尋蹤》的責編張國功先生，感謝他們為我的這項研究的面世付出的心血。

　　在本書中我曾談到學術研究的作用於研究者。這裡我得説，寫作本書，無疑多少影響了我面對歷史時的感覺。每一項研究都有可能讓你有一點改變，即如改變了一點你與“世界”的關係——這是否也正應當是你所期待的?

　　趙園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