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漢晉春秋》直接影響了三國故事在民間的傳播，成就了蜀漢在三國文化中的主體地位；它與《三國志》相輔而行，催生了《三國演義》這部經典名著。

　　根據現有史料，三國故事在唐代已在民間傳播，其傳播情形不得而詳，但至遲在北宋時，其傳播不是按照《三國志》帝魏偽蜀的取向，而是按照《漢晉春秋》尊劉抑曹的旨趣。蘇軾《東坡志林》卷一有《涂巷小兒聽説三國語》一條雲：“涂巷小兒薄劣，為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説古話。至説三國事，聞劉玄德敗，則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陳壽《三國志》既帝魏主蜀，遂以英雄史觀塑造了曹操“高大全”的形象，劉備顛沛險難之際，自被置於邊緣地位。而習鑿齒則以別樣卓識，大異其趣。《漢晉春秋》敘説曹操已如前引，其記劉備當陽之敗，則有即事議論曰：“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可知北宋民間藝人的講史説書，涂巷小兒之喜而唱快、顰蹙出涕情狀，恰與習氏書事、論議尊劉抑曹相吻合。而三國故事的如此傳播，正是孕育數百年後問世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民情和文化土壤。南宋以降，從講史話本“説三分”之《三國志平話》、《三分事略》，到元雜劇演唱三國戲，再到明羅貫中會通學者和民間智慧撰成《三國志通俗演義》，直至傳世通行本《三國演義》的定型，一脈相承皆以興復漢室為主線，以蜀漢為正統，尊劉抑曹遂篤定成為世俗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從而徹底地顛覆了《三國志》帝魏書法，操、丕父子變身為姦佞典型，為千夫所指。換言之，歷宋、元、明迄清，以蜀漢為中心的三國歷史文化的逐漸形成，《漢晉春秋》影響至大、居功至偉。毋容諱言，《三國演義》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多由《三國志》演繹而來；由於《漢晉春秋》宋時已散佚，我們不能更多地看到小説對它的直接傳承，但現存佚文已可以窺豹一斑。突出的例子是，若無《漢晉春秋》書事的補充，諸葛公南征北伐的事功將大為遜色，劉放、孫資的逼宮政變將被雪藏，司馬昭之心將不為後人所知，高貴鄉公將永遠含恨于泉壤……。清陳康祺就指出：“羅貫中《三國演義》，多取材于陳壽、習鑿齒之書，不盡子虛烏有也。”（《郎潛紀聞二筆》卷十《國初滿洲武將得力於三國演義》）這個説法，應當説是公允的。而近世學者關於從《三國志》到《三國演義》的演進、嬗變所推出的研究成果，纍纍然蔚為大觀，其中提及《漢晉春秋》者則寥若晨星，不能不説是一大憾事。故天才學者劉鹹炘撰感慨雲：“自《通鑒》出而諸編年書別本皆若存若亡，蓋學者止記事實，不求史法，以為疑若可廢耳。荀氏《漢紀》、袁氏《後漢紀》書皆倖存，袁氏尤多精論，干氏《晉紀》、習氏《漢晉春秋》倘皆具存，其貴當何如耶？”（《史學述林》卷五《別史考遺》）信哉斯言！其貴當不在陳《志》之下。

　　這從習書雖早已亡佚，而鑿齒在文化史上的影響歷久愈彰，便可以斷定。北宋仁宗時官至宰相的宋庠，在當初高中狀元後通判襄州時，曾撰《習彥威》詩吟咏道：“四海習彥威，英英出江漢。高韻淩風翔，雕文奪星爛。感激《陽秋》辭，姦雄非所憚。蜀弱自為正，曹強乃名亂。陰忤柄臣意，飄然去恩館。驅車自北門，四顧興長嘆。終焉謝病免，猶得為人半。緬矣身後名，臨風寄悽惋。”這幾乎是一篇詩化的傳記，它高度評價了習鑿齒的史學成就，讚頌了其忠於朝廷、不畏強權、反對篡逆、維護統一的思想品格。其後，蘇門六君子之一的李廌亦撰有《習鑿齒宅》詩云：“習侯有世德，冠冕襲鵔鸃。裔孫富六藝，鑿齒四海知。蘇嶺陟家山，高陽浮故池。著書山水間，秀髮胸中奇。間從彌天釋，善戲間廋辭。尚友雖異代，斯人可夙期。”南宋詩詞名家韓元吉享譽“文獻、政事、文學為一代冠冕”（《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其詩《過松江寄務觀五首》，起句即以習鑿齒比擬傑出詩人陸游，曰“四海習鑿齒，雲間陸士龍。酒狂須一石，文好自三冬”云云。至清代，則有一老一少的詩作頗堪玩味。乾嘉三大家之一的性靈派詩人袁枚，六十九歲時曾為詩云：“不學習鑿齒，重到襄陽悲不止。”（《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重入桂林城作》）年輕的候補知縣謝蘭生則有《咏史》詩曰：“我生三十年，曾讀漢魏史。我讀漢魏史，仰止習鑿齒。謂魏為正統，蜀乃以寇視。茫茫數百載，誰復能議此。賴公發聾聵，大聲震里耳。獨帝漢昭烈，分別冠與履。天道以不喪，人心以不死。煌煌良史才，下啟紫陽子。”（徐世昌編《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一）袁枚小説《子不語》卷六還記有以下故事：“吾鄉孝廉王介眉，名延年，同薦博學鴻詞。少嘗夢至一室，秘書古器，盎然橫陳。榻坐一叟，短身白鬚，見客不起，亦不言。又有一人，頎而黑，揖介眉而言曰：‘余漢之陳壽也，作《三國志》，黜劉帝魏，實出無心，不料後人以為口實。’指榻上人曰：‘賴此彥威先生，以《漢晉春秋》正之。汝乃先生之後身，聞方撰《歷代編年紀事》，夙根在此，須勉而成之！’言訖，手授一卷書，俾題六絕句而寤。寤後僅記二句曰：‘慚無《漢晉春秋》筆，敢道前生是彥威。’後介眉年八十餘，進呈所撰《編年紀事》，得賜翰林侍讀。”事雖“遊心駭耳”（《子不語序》），卻可略窺當時人情。反觀陳壽，書雖躋身正史，粉絲多有，人則貽千年之譏，備蒙詬病，與鑿齒流譽身後，誠不可同年而語矣。可嘆也夫！

　　五、《漢晉春秋》輯本與《漢晉春秋通釋》的撰著

　　由於《漢晉春秋》全書在北宋時已難覓得，存世佚文散見於裴注等史家著述之中，閱覽之不易。至清代，以搶救文本，“搜逸掇殘，補闕表微為事”（清劉富曾《漢學堂叢書識》）的輯佚家湯球、黃奭、王仁俊等，遂各有輯本問世。湯球輯本得106條，倣編年體例，次為三卷，收錄于清刻《廣雅書局叢書》史學類；1920年番禺徐氏有彙編重印本，商務印書館1937年、中華書局1985年先後出有單行本。黃奭輯本得95條，以人名為目，不分卷，收錄于清刻《漢學堂叢書》（又名《漢學堂逸書考》、《黃氏逸書考》）子史鉤沉類；1925年有王鑒修補印本，1934年有朱長圻補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有影印本。王仁俊輯本僅得1條，且為黃奭輯本已有，收錄于《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史編總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有《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三種》影印本。1989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今人喬志忠先生校注的《眾家編年體晉史》，首列《漢晉春秋》湯球輯本，而摘出黃奭輯本所有、湯本所無的數條，作為“補遺”附後。這是筆者著手撰著《漢晉春秋通釋》前所知的情況。而當本書撰著的過程中，2011年9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余鵬飛教授的《校補漢晉春秋》。余先生是我師長行的老朋友，他曾將書稿電子版發給我徵詢意見，書出版後又在第一時間題贈予我，而我亦在書稿完成後列印送請先生評議。

　　時間回到2010年末，國務院批復同意湖北省襄樊市更名為襄陽市。這年中秋，我回襄陽探親，時任市委副書記兼秘書長的陳文海同志為我知交，在聚會中向我描述了市委主要領導關於弘揚襄陽曆史文化的的願景，並鄭重建議我下一番功夫，將《漢晉春秋》佚文加以深度整理，發掘其豐富的學術內涵，增強其可讀性，以利於這部亡佚已久的史學名著的傳播。我答應了朋友，回京後便行動了起來，但由於缺少借閱館藏典籍特別是稀有典籍等便利條件，凡事全靠一己之力，以致整理工作遷延時日，三載有零，方得脫稿。而當初託付的朋友，市名變更後數月，即調任履新去了。

　　自覺平生為文，不願倉促急就，必有心得，方才命筆。我以為，鋻於《漢晉春秋》佚文僅剩一百餘條、一萬九千字，對此已是斷簡殘編的文本本身進行通常意義上的註釋和翻譯，難得要領，無太大意義。故本書雖以校勘佚文為基礎，卻將重點放在史料的補充與箋注上，創新思維，以史解史，著眼于一個“通”字。所謂“通”，取疏通、貫通、會通之義。即對《漢晉春秋》輯本及每條佚文的整理，不僅僅作靜態的文本考察，而是將其置於當時歷史的大背景下，置於千餘年來變動不居的歷史評價語境中，以史補、箋注為手段，通過補充相關史料，將僅有十幾、幾十、充其量幾百字的片斷佚文，擴充為相對可觀的篇幅，做到對佚文所涉歷史事件、人物行為的敘述相對完整，藉以打通歷史的脈絡，探其幽賾，索其微隱，使普通讀者能饒有興味，使研究者能開闊視野。換句話説，就是要從文本表面層次，深入到文本內裏層次，從對文本的字面作校釋，提高到對文本的歷史思維作探析，廣徵博引，互相發明，以考見原著者習鑿齒的正統史觀和他對王朝興替的認知，體察《漢晉春秋》雖久已亡佚而享譽不衰的史學價值。本書以《漢晉春秋通釋》為名，旨在於此。至於本書撰著的體例及相關事項，另見《凡例》，此暫不贅。

　　襄陽為我家鄉，前賢佳作，沾溉後世。筆者因緣際會，得以精研習書，受益匪淺。如上所言，本書之撰著，已三易寒暑，蒐求、參考文獻達二百餘種，前後采編、錄入文字不下六十萬，雖艱難備嘗，而樂在其中。但由於個人水準限制，此書尚不知能否得到讀者認同。拋磚引玉，聊勝於無，倘有識者關注、教正，推動習鑿齒與《漢晉春秋》之研究，則筆者之幸，或亦筆者家鄉之幸、傳統歷史文化之幸也。

　　（2014年春節初稿于襄陽，6月下旬改定於京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