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諱敗誇勝，在涉及諸葛亮與司馬懿對陣時表現得尤其突出。如蜀漢建興九年（231年），諸葛亮復出祁山伐魏，《魏志明帝紀》僅記曰：“三月，……諸葛亮寇天水，詔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再無下文。《蜀志諸葛亮傳》亦僅記曰：“建興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連司馬懿名字都沒提到。而《漢晉春秋》佚文第36條則以近四百字的篇幅，對這次北伐作了翔實記錄，將司馬懿受魏帝重托，臨陣卻但知避戰，以致諸將譏其“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仍隱忍不敢出，而終至大敗，摹寫得細緻入微，敘事記言，栩栩如生。文繁不錄。

　　又如建興十二年春，諸葛亮率眾十萬由斜谷出伐魏，《明帝紀》記曰：“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詔宣王：‘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至八月，“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圍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而《漢晉春秋》佚文第40條則記曰：

　　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于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茍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

　　佚文第41條又曰：

　　亮卒于郭氏塢。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

　　葛馬兩次正面交鋒，《三國志》皆一筆帶過，以不了了之。大敵當前，司馬懿或一味怯戰避讓，或竟千里上表請戰，詭對諸將，自是十分丟臉的事。承祚諱莫如深，也就見怪不怪。而《漢晉春秋》所記“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的譏諷，以及“死諸葛走生仲達”的民諺，至今膾炙人口。

　　而陳壽最嚴重的曲筆更在於魏少帝曹髦之死。曹髦不堪司馬昭淩逼，欲親討誅之，事泄，反為昭黨成濟所害，《魏志三少帝紀》但書“五月己醜，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絕不見被弒之跡。其下更載皇太后令，誣指髦“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並錄昭奏，稱成濟“兇戾悖逆，幹國亂紀，罪不容誅”。結果成濟作了替罪羊，司馬昭不僅無罪責，且為討賊有功者。故趙翼曰：“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曲筆之甚者矣。”（《廿二史札記》卷六《三國志多回護》）反觀《漢晉春秋》，則“差有次第”（裴注語）地記述了這一重大事件的始末。讀佚文第74至第77條，雖只是斷簡殘編，而司馬昭無君之心、弒君之罪，以及當事諸人的各種表演，呼之欲出，暴白于後世。對比之下，承祚之曲筆，已無可諱言。

　　而習鑿齒既已對晉開基之祖據事直書，對司馬氏集團其他成員更毋庸忌諱。以曹魏貳臣劉放、孫資為例，時人無不以姦佞視之，入晉猶為世所詬詈，而陳壽竟為二人合作佳傳，直以正人相許。但在《漢晉春秋》裏，放、資竊弄威福，乘明帝臨危，惑亂君心，請以司馬懿輔政，遂肇皇權旁落、魏祚移易之端，剖寫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參見佚文第52條）

　　還值得一提的是，鑿齒之直書，對所有歷史人物並無例外。除對晉氏祖宗外，他對鍾情的蜀漢君臣的缺點、失誤也並不回護。如他批評劉備攻取劉璋地盤，“負信違情，德義俱愆”；批評諸葛亮斬馬謖，“難乎其可與言智者”（《漢晉春秋》佚文第26、32條），等等。所謂“愛而知其醜”，此之謂也。

　　可知據事直書，著為信史，正是習鑿齒秉持的史德。劉知幾讚曰：“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鹹杜口而無言，干寶、虞預各棲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生達之説，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史通直書》）劉知幾罕以“直書”許人，如余嘉錫所言：“《史通》評騭諸史，持論最嚴，蹈瑕抵隙，無微不至。”（《余嘉錫文史論集讀已見書齋隨筆》）而其對習鑿齒撰《漢晉春秋》，竟不吝以“古之遺直”相許，豈能不令人刮目！

　　3.以蜀漢為綱，以編年為體，鉤沉索隱，臧否人物，足成《漢春秋》。

　　這裡包含兩層意思。其一,《漢晉春秋》既以蜀漢為正統，其編年必以蜀漢年號、敘事必以蜀漢為綱，而以魏、吳附屬之。如此又讓人聯想到《三國志》為後人詬病的另一大缺陷——“失在於略”。自劉宋初裴松之在《上三國志注表》中評價“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歷代學者對《三國志》敘事“失在於略”幾無異詞。而自清代以來，不時有人為陳壽辯護，以為簡略正是壽書高明所在，其實不儘然。首先，壽書之簡略，有過略之嫌。壽書無“志”、“表”已是嚴重不足，其記事更多見有事件而無發生時間，有時間亦常是模糊的歲、月，極少精確到日，或者記事前後矛盾、自相牴牾。清李慈銘評論説：“承祚固稱良史，然其意務簡潔，故裁製有餘，文采不足。當時人物，不減秦漢之際，乃子長《史記》，聲色百倍，承祚此書，黯然無華，范蔚宗《後漢書》較為勝矣。”（《越縵堂讀書記三國志》）晚近著名史學家翦伯讚則論曰：“陳壽《三國志》字字錘鍊，過求簡凈，若無裴松之的注解，史實幾至不明。”（《史料與史學略論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批評應當説是切中肯綮的。其次，壽書之簡略，遠非壽傾心於簡略可以一言蔽之，歸根到底還是因為他未能充分佔有史料。前人如趙翼等已然論及，今世學者對此更多所論列，現僅舉趙雲之死一例。雲為蜀漢上將、三國第一流人物，而壽書對雲之死期竟語焉不詳：《雲傳》記載其建興“七年卒”，而建興六年十一月諸葛亮上《後出師表》已提到了 “喪趙雲”等七十餘將，後東吳諸葛恪著論北伐時亦言及“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可證《後表》確然存在。陳壽與其父兩代仕于蜀，對趙雲之死及亮表即使無親聞，求證又何難，何至作此錯亂記錄！陳壽在《蜀志後主傳》評中辯解説：“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但就在此《後主傳》中，卻分明載有“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故劉知幾在《史通曲筆》篇已詰問之：“案黃氣見於秭歸，群鳥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清彭孫貽更直指曰：“三國史惟蜀為略，壽歸咎亮不設史官，按壽本傳為觀閣令史，觀閣之官即史官也，無史官何以為觀閣令史？”（《茗香堂史論》卷一《三國志》）

　　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認為，治史之不易，首先在於史料之難求。史料是修史的基礎，如若不能廣博、翔實地佔有史料，就不可妄自作史。他以志狀為例，闡述全面佔有史料的重要性説：“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作；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日知錄》卷十九《志狀不可妄作》）志狀猶且如此，正史自當要求更高。陳壽撰《三國志》並非奉敕，乃私家行為，不能充分佔有史料而輕率命筆，怎能不貽後人之譏。

　　這裡所要特別指出的是，壽書之“失在於略”，在《魏書》雖也有表現，如曹操軍國之饒起于棗祗，成于任峻，而祗竟無傳，但從總體上看，略莫過於《蜀書》，或如彭孫貽所言，“惟蜀為略”。據今人統計，《三國志》原文總為36.6萬字，其中《蜀書》不過5.8萬字，僅為《魏書》22萬字的四分之一強、《吳書》10.3萬字之太半。陳壽曾仕蜀為觀閣令史、秘書郎，于故國之史簡略如此，怎能不令人嘆惋！據宋人筆記，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王安石即因不滿《三國志》之過略，而有重修三國史之意。如唐庚《三國雜事序》雲：“往時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王荊公曰：‘五代之事無足採者，此何足煩公。三國可喜事甚多，悉為陳壽所壞，可更為之。’公然其言，竟不暇作也。惜哉！”又王銍《默記》卷中記載：“東坡自海外歸，至南康軍語劉羲仲壯輿曰:軾元豐中過金陵,見介甫論《三國志》曰:‘裴松之之該洽,實出陳壽上,不能別成書而但注《三國志》,此所以□陳壽下也。蓋好事多在注中。安石舊有意重修,今老矣,非子瞻,他人下手不得矣。’軾對以‘軾于討論非所工’。蓋介甫以此事付托軾,軾今以付壯輿也。”釋惠洪《冷齋夜話》、邵博《聞見後錄》、徐度《卻掃編》、週密《齊東野語》等也都記錄了荊公建議東坡重作三國書而後者“辭不敢當”之事。而朱弁《曲洧舊聞》亦記錄：“東坡嘗謂劉壯輿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何不為之？’東坡曰：‘某雖工於語言，也不是當行家。’”歐、王、蘇在當時及後世皆極負盛名，其見解如此，亦可見《三國志》之過略，不容置疑。而略莫過於《蜀書》，正是“為陳壽所壞”題中之義。

　　而《漢晉春秋》既用蜀漢紀年、以敘蜀漢事為綱，自當以記載蜀漢君臣的活動為主線展開，用濃墨重彩書寫蜀漢史事。遺憾的是《漢晉春秋》早已亡佚，不能在此與《三國志》作全面對比分析。所幸現存佚文四分之三以上條目事關三國，讓我們得以窺豹一斑。正是在這一點上，又突顯了《漢晉春秋》的史料價值：敘事詳而明。清梁章鉅有言：“按諸葛公一身事功，即《三國志》一書關鍵。”（《三國志旁證》卷二十一）即以諸葛亮這個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為例，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後主傳》的記載是：“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亮傳》的記載是：“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如此而已。而《漢晉春秋》的記載則多達二百餘字，不僅概略地記載了“七縱七擒”、“攻心為上”的戰事，而且記述了丞相亮“以夷制夷”、求得夷漢粗安的戰略思維。儘管“七縱七擒”被後世諸多讀書人所懷疑乃至輕薄，但在唐代大軍事家李靖答太宗問時，卻實實在在的被作為“正兵”的例證（見佚文第31條“史補”）。建興六年諸葛亮北伐前上表即《後出師表》，《三國志》竟闕如，賴《漢晉春秋》得以傳世（見佚文第34條）。建興七年孫權稱帝，漢吳約盟，《後主傳》只有十五字，《亮傳》無交代，而《漢晉春秋》不惜以三百餘字，記載了諸葛亮面對“議者”的反對，從三國關係和漢吳結盟大局出發，分析結盟與絕交的利害，誘導“議者”應權通變，弘思遠益，從而實現了遣使“慶權正號”的過程，讀之令人心悅誠服（見佚文第34條）。而建興九年諸葛亮復出祁山，建興十二年五丈原交兵，《漢晉春秋》的記載皆《三國志》所無，這已如上述。毋庸諱言，陳壽在《亮傳》中確實傾注了對諸葛亮的無限崇敬、景仰之情，但由於各種複雜的原因，《亮傳》仍不免有過略之筆，“諸葛公一身事功”並未得到充分展現。“七擒七縱”之故實、“死諸葛走生仲達”之民諺、《後出師表》之名篇等等，皆賴《漢晉春秋》得以流傳。東坡所謂“《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在《漢晉春秋》寥寥佚文中已得到了很好體現。

　　除鉤索、豐富蜀漢史事外，《漢晉春秋》也蒐求了某些被壽書莫名漏載的曹魏重大史事。如佚文第9、第52、第74條所記內容，皆壽書所深諱，而賴鑿齒以傳信。《三國志》裴注引《漢晉春秋》達68條，其盛稱“孫盛、習鑿齒蒐求異同，罔有所遺”（《蜀志諸葛亮傳注》），信非虛譽。

　　其二，《漢晉春秋》既旨在帝蜀漢而僭魏、吳，也就在體例上選擇了與正統之義密切相關的編年體。自司馬遷《史記》創為紀傳體，班固《漢書》完善這一體例，後漢以降，“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隋書經籍志二》）而習鑿齒著《漢晉春秋》，為達成如《春秋》一書使“亂臣賊子懼”的史鑒效果，沒有採用當時盛行的紀傳體，而是選擇了編年體，在客觀上與《三國志》體例也形成對照。這固然因為編年體可以更好地貫徹著者以季漢繼後漢、晉承漢統的正統史觀，亦因此體例更有利於著者寓褒貶于敘事之中，隨時抒發論議，評點事件，臧否人物。南宋章若愚比較編年、紀傳二體，以為“編年之法，具一代之本末，而其人之始終、事之表裏則間見雜出於其間，故觀者難於遽見。……必有史才，欲知去取予奪之大法，則編年之書，目熟而心究之矣”（《群書考索續集》卷十五“諸史門編年”）。饒宗頤所謂“正統之義，與編年之書息息相關”，更一語道破了編年的旨趣。可知編年體于群雄兵爭的時代，能夠更好地體現正統論的書法特徵：既以蜀漢紀年，所謂三國鼎立即不復存在，三國史自然就成了“漢春秋”。

　　而從《三國志注》所引《漢晉春秋》85條文字看，其中含“習鑿齒曰”、“君子曰” 共15條，應當説也是一個可觀的比例。這些論議隨事而發，不拘一格，往往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史通論讚》在談及唐前史著之論議時，曾指出自荀悅《漢紀》以降，通病是“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若必擇其善者，序其優劣，則以干寶、范曄、裴子野為最，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次之，“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驗之於鑿齒佚文，知幾之評，亦大體平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