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有兩個相關的問題似需要澄清：

　　一是關於劉蜀之國號。漢末劉備即皇帝位於成都，國號漢，這不僅有《蜀志先主傳》所載即位文可證，《吳志吳主傳》載漢吳結盟之盟詞亦可證，如“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任？……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云云；且當時蜀漢君臣已自稱其國為季漢，如《蜀志諸葛亮傳》載後主詔策讚亮“建殊功於季漢”、《楊戲傳》載戲所撰《季漢輔臣讚》等。陳壽本蜀人，與其父兩代仕于季漢，而其撰《三國志》，因怯于“魏稱受禪于漢，自不容更有漢”（劉鹹炘《三國志知意》），遂擅改其故國之名曰“蜀”，難免為後世詬病。北宋唐庚撰《三國雜事序》就批評説：“上自司馬遷《史記》，下至《五代史》，其間數千百年，正統、偏霸與夫僭竊亂賊，甚微至弱之國，外至蠻夷戎狄之邦，史家未有不書其國號者，而《三國志》獨不然。劉備父子相傳四十餘年，始終號漢，未嘗一稱蜀；其稱蜀，流俗之語耳。陳壽黜其正號，從其俗稱，循魏晉之私意，廢史家之公法。用意如此，則其所書善惡褒貶予奪，尚可信乎！”自後主唐氏之説者，代不乏人，乃至為陳壽辯護者也坦承：“坐罪陳壽，謂命名之不正，是則然矣。”（章學誠：《知非日札》）

　　習鑿齒著《漢晉春秋》，則旨在傳信于後世。劉知幾肯定其“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其正了國號。鋻於《漢晉春秋》佚文中的劉蜀國號及先主、後主稱謂顯然已經後人按《三國志》改竄，我們也只能從《史通》中查知真相。《史通稱謂篇》自注雲：“《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其編目敘事，皆謂蜀先主為昭烈皇帝。”既以劉蜀為正統，則曹魏自被置於僭偽地步；既稱昭烈皇帝，則昭明其絕不以蜀為國號。《三國志》作者為遠禍而以地名易故國國號，無乃太過。若非習鑿齒，承祚之謬，幾乎瞞天過海！

　　二是關於正統論之“正”義。自劉知幾比較品評陳、習二書而揚習抑陳，中國史學史上的正統論爭遂正式拉開帷幕，兩宋時被逐漸推向高潮，元、明、清因之，聚訟紛紜，而至清末民初梁啟超先生著《論正統》，提出“中國史家之謬,莫過於言正統也”以來，持續了一千餘年的爭論戛然而止，此後正統論已“若無足致辨”（呂思勉《史通評稱謂》語）。然而王朝興替的邪正之途、順逆之理，自在人心，並未泯滅。正統論之“正”，義在於此。就漢末三國這一歷史時期而言，無論言正統與否，曹氏之以強臣淩主、篡竊得國，仍為識者所不齒。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史學家章太炎，對朱熹《通鑒綱目》多有訾議，卻對其以蜀為正統獨表贊同，曰：“三國以正統予蜀，持義固勝。”（《國學講演錄史學略説》）現當代史學大師錢穆著《國史大綱》，在第四編“魏晉南北朝之部”第十二章“長期分裂之開始（三國時代）”敘及曹魏政權時，即冠以“新政權之黑暗”，而有如下論述（文中有省略）：

　　曹家政權的前半期，挾天子以令諸侯，借著漢相名位剷除異己，依然仗的是東漢中央政府之威靈。下半期的篡竊，卻沒有一個坦白響亮的理由。魏武《述志令》自稱：“無下無有孤，不知幾人稱王，幾人稱帝？”此不足為篡竊之正大理由。曹氏不能直捷傚法湯、武革命，自己做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其子依然不能做周武王，【既已大權在握，漢獻亦無罪過。】必做堯、舜禪讓，種種不光明、不磊落。總之，政權的後面，沒有一個可憑的理論。

　　乘隙而起的司馬氏，暗下勾結著當時幾個貴族門第再來篡竊曹氏的天下，更沒有一個光明的理由可説。

　　他們全只是陰謀篡竊。陰謀不足以鎮壓反動，必然繼之以慘毒的淫威。如曹操之對漢獻帝與伏後。【伏氏與孔氏，皆兩漢經學名門也。】

　　正惟如此，終不足以得人心之歸向。直到五胡時的石勒，尚謂：“曹孟德、司馬仲達以狐媚取人天下于孤兒寡婦之手，大丈夫不為。”

　　可知千載之下，公道自在人心！

　　關於正統論之“正”義，我在下文還將涉及，此暫從略。

　　2.矯《三國志》曲筆之失，據事直書，傳信後世，貽鑒將來。

　　直書與曲筆，是史學史上一對對立的概念。中國史學自古崇尚直書。春秋時，晉靈公不君，正卿趙盾屢諫，不惟不從，反欲除去趙盾。趙盾出走，族弟趙穿攻殺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孔子讚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左傳宣公二年》）董狐直筆，開史學直書之先河。司馬遷撰《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漢書司馬遷傳》），為史家直書之典範。劉知幾論直書曰：“況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茍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于一朝，惡名被于千載。”（《史通直書》）又曰：“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史通惑經》）兩千多年來，秉筆直書一直被奉為史家天職、良史風範。

　　然而，為自身利害考量而為曲筆隱諱、阿時媚主，也是眾多史家的癖好；乃至肆為誣書穢史，以博取官位榮利，代不乏人。《史通曲筆篇》曾列舉後漢晉宋間此類現象，尖銳地抨擊了若干史學名家：“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淩，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舍由乎臆説，威福行乎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仇。若王沈《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姦賊，載筆之兇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三國志》作者陳壽赫然在抨擊之列。“借米而方傳”，或未必然，清儒朱彝尊、王鳴盛等已有辯駁。而劉知幾之抨擊，就陳壽而言，並非僅針對此一事件，主要還是為《三國志》書法而發。知幾之外，唐劉肅亦批評曰：“陳壽意不迨文，容身遠害，既乖直筆，空紊舊章。”（《大唐新語總論》）二劉言雖苛，而事出有因。清趙翼對《三國志》書法不厭其煩地進行了梳理，也不無寬容地指出：“蓋壽修書在晉時，故于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回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為晉回護，不得不先為魏回護。”（《廿二史札記》卷六《三國志書法》）而回護即曲筆。

　　先看對魏國奠基者曹操的回護。亦如趙翼所言：“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回護，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禪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後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為成式，直以為作史之法固應如是。然壽回護過甚之處，究有未安者。”（《廿二史札記》卷六《三國志多回護》）兩朝革易之際的書法成式，一如前引《後漢書》與《三國志》書法的對比，毋庸細述。而《魏志武帝紀》活脫脫就是一個“回護過甚”的樣本。《武帝紀》所刻畫的曹操，堪稱“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然而曹操其人，早年識者許劭即以“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魏志武帝紀》注引孫盛《異同雜語》）目之。其後因緣際會，“以中平六年十二月起兵，初平二年七月，袁紹表為東郡太守，據兗州，以其中間攻于毒、眭固、陶謙，又為張邈、陳宮所敗，六七年內，轉戰百艱，所獲甚微。適會天子東還，遂挾以自重，方有扶義征討之事。然則操之功業，蓋因輔漢而後致，非漢已亡，待操而能存也。”（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二十七《魏志武帝操》）而操一旦執政，即挾天子以令天下，威福自專，芟刈大臣，濫殺無辜，覬覦非望，種種作為，為時人及後世所不齒。孫策責袁術僭號書有雲：“幼主非有惡于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于強臣”（《吳志孫討逆傳》注引《吳錄》）。幼主謂漢獻帝，強臣即斥曹操。陳琳《為袁紹檄州郡文》，以為“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于操為甚”（《魏志袁紹傳》注引），雖討伐之辭，不無已甚，而所涉事實，並非杜撰，不然何以使曹操讀之驚心，翕然而起，頭風頓愈。唐太宗李世民《祭魏太祖文》，在肯定曹操“匡正之功”的同時，亦不忘責其“觀沉溺而不拯，視顛覆而不持。乖徇國之情，有無君之跡”。劉知幾則直斥曹操：“賊殺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史通探賾》）自唐已降，學者評議曹操，除文學成就外，幾乎盡為負面。如宋蘇軾曰：“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蘇軾文集孔北海讚序》）；胡寅曰：曹操“功非扶漢，志在篡君，直亂臣賊子之魁桀耳”（《讀史管見》卷五《漢紀獻帝》）；洪邁曰：“曹操為漢鬼蜮，君子所不道。”（《容齋隨筆》卷十二《曹操用人》）故司馬光編集《資治通鑒》，雖仍帝魏抑蜀漢，字裏行間于曹氏多所寬借，亦不得不曰：“以魏武之暴戾強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通鑒》卷六十八《漢紀六十》）可知曹操雖有篡漢之心，卻未敢妄動，故終其一生，未嘗一日為帝。而陳壽《三國志》不僅為曹操立帝紀，言必稱公稱王稱太祖，而且虛譽溢美，過甚其辭。其《武帝紀》評曰：“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禦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清王夫之論曹操父被殺而操興兵報仇之事曰：“曹操父見殺而興兵報之，是也；坑殺男女數十萬人于泗水，遍屠城邑，則慘毒不仁，惡滔天矣。”（《讀通鑒論》卷九《獻帝九》）如此狂悖之姦雄，壽評竟無一字訾議，曲筆回護，乃至於斯！

　　《漢晉春秋》既黜魏正統，對曹操“託名漢相，其實漢賊”（《吳志周瑜傳》），自當據事直書，不稍假借，惜乎是書亡佚，不得其詳。所幸現存佚文第9條，有關於曹操與漢獻帝關係的正面描述，可窺見一斑：

　　漢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近侍莫非曹氏黨舊恩戚。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舊儀，三公輔兵入廟，令虎賁執刃挾之。操顧左右，汗流洽背，自後不敢復朝請。

　　這段佚文輯自《太平禦覽》，文極簡約，卻活畫出一代姦雄欺君嗜殺，致使孤弱慈惠之年輕皇帝也忍無可忍；而欲行篡逆者，又終究心虛。《禦覽》在這段文字後，尚引有與鑿齒同時代的袁山松撰《後漢書》獻帝紀讚一首，其文曰：“獻帝崎嶇危亂之間，飄薄萬里之衢，萍流蓬轉，險阻備經，自古帝王未之有也。觀其天性慈愛，弱而仁惠，若輔之以德，真守文令主也。曹氏始於勤王，終至滔天，遂力制群雄，負鼎而趨。然因其利器，假而不反，回山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湯武而殺君，操因堯舜而竊國，所乘不同，濟其盜賊之身一也。……”而袁宏《後漢紀孝獻皇帝紀》亦云：“漢自桓、靈，君失其柄，陵遲不振，亂殄海內，以弱致弊，虐不及民，劉氏之澤未盡，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漢，拜爵賞者稱帝，名器之重，未嘗一日非漢。魏之平亂，資漢之義，……夫假人之器，乘人之權，既而以為己有，不以仁義之心，終亦君子所恥也。”與《三國志》相比較，證以范曄《後漢書》及二袁之論，《漢晉春秋》的摹寫就顯得更為真實可信。曲筆與直書，涇渭分明。

　　再看對司馬氏的回護。晉人寫三國史，是否敢於直書，關鍵之關鍵是看其對司馬氏的態度。而趙翼有雲：“壽于司馬氏最多回護。”（《廿二史札記》卷六《陳壽論諸葛亮》）《廿二史札記》序列了《三國志》為司馬氏回護的諸多例證，而《漢晉春秋》佚文恰好提供了若干對照的樣本。

　　譬如在魏、蜀兵爭中的諱敗誇勝。趙翼舉例説：“魏明帝太和二年，蜀諸葛亮攻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魏遣曹真、張郃大破之於街亭，《魏紀》固已大書特書矣。是年冬，亮又圍陳倉，斬魏將王雙，則不書。三年，亮遣陳式攻克武都、陰平二郡，亦不書。以及四年蜀將魏延大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溪，五年亮出軍祁山，司馬懿遣張郃來救，郃被殺，亦皆不書。並《郭淮傳》亦無與魏延交戰之事。此可見其書法，專以諱敗誇勝為得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