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漢晉春秋》卓異的的史學價值

　　縱觀習鑿齒的一生，沒有叱吒風雲、轟轟烈烈，但卻是一個有才華、有膽識的率性讀書人多彩的一生。關於習鑿齒的才情，《中興書》《世説》《晉書》本傳等所記已如前述，余嘉錫《世説箋疏忿狷篇》更稱“習鑿齒人才學問獨出冠時”，應當説均非虛譽。由於體例、篇幅所限，前言對習氏學問、才情不擬展開論述，只簡要介紹他的代表作《漢晉春秋》。

　　習鑿齒的著作，據《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記載，主要有史學著作《漢晉春秋》《襄陽耆舊記》《逸民高士傳》及《習鑿齒集》四種。四書皆早已亡佚，其中《漢晉春秋》《襄陽耆舊記》有清人輯本和今人校補本行世，《習鑿齒集》僅剩零散文字數篇（節），而《逸民高士傳》已無從尋覓。

　　習鑿齒的著作，以《漢晉春秋》影響最著，鑿齒的才情與卓識在這部書裏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據《隋書經籍志二》史部古史編年類著錄：“《漢晉春秋》四十七卷，迄愍帝。晉滎陽太守習鑿齒撰。”《舊唐書經籍志上》及《新唐書藝文志二》乙部史錄編年類著錄《漢晉春秋》，則皆稱“五十四卷”。《晉書》記載與《唐志》同。其《習鑿齒傳》雲：“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于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鋻於《隋》、《晉》二書皆為唐初官修，《隋書》成于前，《晉書》撰于後，《建康實錄》與《元和姓纂》又皆以“五十四卷”為説，而彼時《漢晉春秋》仍存，可見其為五十四卷無疑。《隋志》為撰稿者筆誤，亦或後人傳寫致誤，已不可知。《漢晉春秋》何時亡佚，有人揣測在唐末五代時，但並無有力證據；可以肯定的是，至遲在北宋中期，這本書已難見到。南宋周必大為蕭常《續後漢書》作《序》，在談到《漢晉春秋》時雲：“然五十四卷徒見於唐《藝文志》、本朝《太平禦覽》之目，逮仁宗時修《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謂世亦有之，而未之見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皆不錄此書，可證周氏之説。而高似孫《史略》卷三“歷代春秋”及卷五“《通鑒》參據書”目下，卻開列有《漢晉春秋》，或依《通鑒》引有此書若干條目而言，但也不能排除其另有所聞。

　　那麼《漢晉春秋》為何而作，是否確如《晉書》所言？據《世説文學篇》載，習鑿齒因至都見簡文，返命答問忤旨，“出為衡陽郡，性理遂錯。于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劉孝標注引譚道鸞《續晉陽秋》曰：“鑿齒……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鑿齒本傳基本上沿襲了譚道鸞的説法。然而，唐時劉知幾對此説已不以為然。《史通探賾篇》雲：“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為偽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冏失德，《豪士》于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其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以權濟物議，取誡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爾。”知幾以為，裁正桓溫覬覦之心，“取誡當時”，一篇賦箴足以當之，何須“勒成一史，傳諸千載”！

　　知幾之言，大體得鑿齒之心，然而又未盡其意。裁正桓溫覬覦之心，或確為鑿齒初衷，而一旦運思，境界大開，其撰述之旨自不限於此。當時陳壽《三國志》早已問世。據《晉書陳壽傳》雲：“（壽）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陳壽于晉惠帝元康七年（297年）病逝後，尚書郎范頵等上表以為：“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朝廷命河南尹、洛陽令就其家抄寫其書。《三國志》由此傳播開來。范頵等所言，表達的是時人對《三國志》的最初評價，這種評價僅就史著的一般價值而言，可以認為是較為平允的。然而，世易時移，《三國志》的以下書法卻遭致了後人的訾議。主要是：《三國志》帝魏而主蜀、吳，為魏國奠基者曹操及其歷代國君立“紀”，而對蜀、吳二國國君則立“傳”；《魏志》對劉備、孫權稱帝皆不書，而二君即位卻要在蜀、吳二《志》中記明魏國年號；劉備稱帝，國號漢以紹漢統，卻以其地處於蜀而改稱蜀國；以及對曹氏、司馬氏欺君、篡弒行為，因回護而為曲筆隱詞，等等。這表明《三國志》是以魏為正統、尊魏抑蜀的。晉代魏，司馬炎踵曹丕故步。而自晉元以降，權臣擁兵自重，竊據要津，覬覦非望；宋、齊、梁、陳，篡弒相仍，皆以禪受為辭，禍延數世，流毒無窮。於是，自東晉時起，一些正直的史家已防患未然，在著述中對漢晉間歷史進行了不同於陳壽的敘述，力求傳信後世。習鑿齒、袁宏、范曄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習鑿齒説容後述。與鑿齒大致同時的袁宏，在其所撰《後漢紀》中有一段著名的史論。他在評論曹丕以禪受之名篡漢稱帝事件時，明確指出：“漢自桓、靈，君道陵遲，朝綱雖替，虐不及民。雖宦豎乘間，竊弄權柄，然人君威尊，未有大去王室，世之忠賢，皆有寧本之心。若誅而正之，使各率職，則二祖、明、章之業，復陳乎目前，雖曰微弱，亦可輔之。時獻帝幼衝，少遭兇亂，流離播越，罪不由己。故老後生，未有過也。其上者悲而思之，人懷匡複之志。故助漢者協從，背劉者眾乖。此蓋民未忘義，異乎秦漢之勢。魏之討亂，實因斯資，旌旗所指，則以伐罪為名，爵賞所加，則以輔順為首。然則劉氏之德未泯，忠義之徒未盡，何言其亡也？漢茍未亡，則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實，而冒揖讓之名，因輔弼之功，而當代德之號，欲比德堯、舜，豈不誣哉！”從而從根本上否定了曹魏代漢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後漢紀》不結束于曹丕篡漢之年，而以“明年，劉備自立為天子”（《後漢紀孝獻皇帝紀第三十》）終篇，應當説用意彌深。清趙作羹著《季漢紀》，于《緣起》中就説：“故井絡（指蜀漢）之開基也，袁氏于所作《漢紀》之末，直指歷數之攸歸。”可謂一語道破天機。

　　習、袁身後數十年，劉宋時範曄撰《後漢書》，堅持據事直書，持論平允。其對漢末重大史事的敘述，凡陳壽回護之筆，一概使之返本歸真。清趙翼撰《廿二史札記》，曾專立《後漢書三國志書法不同處》一節，對二書之別加以論列，如曰：“陳壽《魏紀》書天子以公領冀州牧，蔚宗《獻帝紀》則曰曹操自領冀州牧。《魏紀》，漢罷三公官，置丞相，以公為丞相，《獻紀》則曰曹操自為丞相。《魏紀》，天子使郗慮策命公為魏公，加九錫，《獻紀》則曰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魏紀》，漢皇后伏氏坐與父完書，雲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後廢黜死，兄弟皆伏法，《獻紀》則曰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其二子。《魏紀》，天子進公爵為魏王，《獻紀》則曰曹操自進號魏王。……至禪代之際，《魏紀》書漢帝以眾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張音奉璽綬禪位，《獻紀》則曰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為山陽公。他如董承、孔融等之誅，皆書操殺。此史家正法也。”趙翼並讚曰：“范蔚宗于《三國志》方行之時，獨不從其例，觀《獻帝紀》，猶有《春秋》遺法焉。”（《廿二史札記》卷六）

　　袁宏《後漢紀》與范曄《後漢書》是迄今保存最完好的晉宋人史著，從中不難看出二氏尤其是范氏對《三國志》關於漢魏易代紀事的矯正。對《三國志》書法的不滿，自晉宋時起，已隱然成為影響史家著述的重要因素。而習鑿齒正是以一部史著的創作實踐，揭橥顛覆了《三國志》書法。因此似可認為，不滿于《三國志》書法，抑姦雄，黜篡弒，既取誡當時，亦貽鑒將來，方為《漢晉春秋》之所由作。

　　平心而論，《三國志》是一部偉大的史著，但對它的全面評價非關本前言之旨，我們這裡要説的，主要是針對它飽受後世詬病的三大缺憾——《漢晉春秋》正是在矯正和彌補這些缺失的撰述中，彰顯了其卓異的史學價值。

　　1. “變三國之體統”，以季漢承後漢，“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

　　所謂“變三國之體統”，指的是《漢晉春秋》黜《三國志》之帝魏，以劉備所建立之季漢（蜀漢）紹漢統，而以魏、吳為僭國。換句話説，就是以蜀漢為正統，與後漢一脈相承，不承認所謂“三國鼎立”。劉知幾認為，這是“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筆者以為，這也正是《漢晉春秋》雖早已亡佚，而猶備受後世關注的最重要原因。

　　關於正統之説，饒宗頤先生所著《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論述甚詳，可資鑒覽。以我觀之，正統之説從孕育、萌芽到確定，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歲月。上古史事，以口口相傳，少有文字記載，但著名者如蚩尤、共工，雖併為一方首領，乃至“伯有九州”，無愧雄傑，而皆因敗辱，不僅不得序于帝王之列，反而成為邪惡的化身。其時傳史者的潛意識中，已隱然有正統觀念在。因此可以説，正統之説孕育于上古史話。而向來謂《春秋》之作，始肇其端。如宋歐陽修《原正統論》雲：“正統之説，肇于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饒先生就此申論曰：“治史之務，原本《春秋》，以事係年，主賓臚分，而正閏之論遂起。歐公謂‘正統之説始於《春秋》之作’，是矣。正統之確定，為編年之先務，故正統之義與編年之書息息相關，其故即在此也。”（《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通論》）但作為編年體史書的《春秋》，只是實現了正統觀念由潛意識向有意識的轉化而已，作為史學概念的正統一詞，其問世則遲至兩漢之時。西漢諸儒講經，既推鄒衍五德終始之説，同時亦借鑒曆法上之正閏概念，強調漢王朝的正統地位，並以漢承周，指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有正閏之論興。而正閏不過是正統概念誕生前的一種喻義。創為“正統”一詞，還應歸功於後漢班固。班固受明帝命撰《漢書》，為 “光揚大漢”，懲司馬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而作《典引篇》，“述敘漢德”。以為“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就是説，漢劉遠繼堯運，近承週末，“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雲爾。”（《後漢書班彪傳附子固傳》）“正統”概念遂由此産生，班固本人亦成為自覺地以正統觀念指導紀傳體史書編纂的始作俑者。而後來問世的《三國志》與《漢晉春秋》，因為在漢晉之際歷史的敘述上為後世正統論提供了對比的樣本，不期然為論者所樂道。

　　大致説來，後世對《三國志》的訾議，第一條就是其以正統予魏，為竊弄威權、覬覦非望的曹操立帝紀，使篡漢自立的曹丕反得禪受之美名，以致謬種流傳，遺毒難盡。當然，不平之鳴主要為蜀漢而發，于吳則不然。劉知幾《史通》的批評具有代表性，其《探賾篇》在評述前人著作時雲：“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為格言。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疏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為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偽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説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疏魏而親蜀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説，不亦憑虛亡是者耶？”接著便下了“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為偽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的讚語。將《漢晉春秋》與《三國志》對比説事，恰好揭示了二書關於正統斯在的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