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習鑿齒的仕宦生涯及其晚年

　　而習鑿齒無疑是一位冠代佼佼者，同時也是襄陽習氏在東晉時期的代表人物。《晉書習鑿齒傳》雲：“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為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于溫，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據《晉書穆帝紀》及《桓溫傳》，穆帝永和元年（345年）七月，都督江荊司雍益梁寧七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征西將軍庾翼卒。八月，以輔國將軍、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都督荊司雍益梁寧六州（溫本傳記為“荊梁四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永和二年十一月，桓溫帥徵虜將軍周撫、輔國將軍譙王無忌、建武將軍袁喬等伐蜀。次年三月，蜀平；四月，還軍江陵。又據《晉書袁瓌傳附子喬傳》，喬初拜佐著作郎。桓溫為輔國將軍，請為司馬，不就，拜尚書郎。溫鎮京口，復引為司馬，領廣陵相。溫移鎮荊州，喬“遷安西諮議參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袁喬在桓溫鎮荊不久即為江夏相，其數稱鑿齒之才于溫，可能就在此後至伐蜀之前。史載袁喬“博學有文才”，而鑿齒亦“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惺惺相惜，喬數稱鑿齒之才，不必定要相處、相交的過程。溫、喬新蒞重任，溫謀伐蜀，喬力讚其成，當用人之際，薦拔自屬常事。我以為這樣認識是合乎情理的。果如是，則鑿齒由從事轉西曹主簿，應在永和二年。民國學者劉如霖著《東晉南北朝學術編年》，將“習鑿齒為桓溫主簿”一條繫於永和二年，佐證了這一推斷是可以成立的。永和二年末三年春，戎馬倥傯，四月平蜀軍還，論功行賞，均非薦引之良機。永和四年八月，袁喬以平蜀功，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旋即棄世，其數稱鑿齒之才在此稍前更加無疑。目前學界多傾向於認為鑿齒生年在晉元帝建武元年即317年左右，如此則鑿齒時年正當二十九、三十歲。

　　《世説新語》的記載印證了這一推斷。其《文學第四》第80條曰：“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荊州治中。鑿齒謝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劉孝標注引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歲中三轉，當指由從事而主簿，由主簿而治中。年未三十為治中，正合鑿齒實際。

　　桓溫對習鑿齒的器識是真切可感的。鑿齒本傳雲，溫嘗因事對人言：“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其對鑿齒之讚賞溢於言表。唐杜佑撰《通典》，這句話乃至被引用作為對主簿一職的補充描述：“主簿一人，錄門下眾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至隋皆有。晉習鑿齒字彥威，為桓溫荊州主簿，親遇深密。時語曰：‘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通典》卷三十二《職官十四州郡上總論州佐》）

　　但本傳並未記載鑿齒由主簿遷治中事，而是承上寫道：“累遷別駕。”據《後漢書百官志》，司隸校尉有從事史十二人，假佐二十五人。外十二州，皆有從事史、假佐，員職略與司隸同。治中從事，主州選署及眾事。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則奉引，錄眾事。簿曹從事，主財谷簿書。其有軍事，則置兵曹從事，主兵事。主簿錄閣下事，省文書；門亭長主州正；門功曹書佐主選用。又有《孝經》師、《月令》師、律令師等員。三國、兩晉基本承漢制，而有所增益。《晉書職官志》：“州置刺史，別駕、治中從事、諸曹從事等員。又有主簿，門亭長、錄事、記室書佐、諸曹佐、守從事、武猛從事等。凡吏四十一人，卒二十人。”關於別駕、治中之職，杜佑《通典》卷三十二《職官十四州郡上總論州佐》描述曰：“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一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漢制也。歷代皆有。”又曰：“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眾曹文書，漢制也。歷代皆有。”可知州之佐吏，從事史有十餘人之眾，而以治中、別駕最為貴顯，其地位往往被認為高於郡守。據《三國志蜀志彭羕傳》：羕為益州治中從事，“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旋以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左遷江陽太守。又《楊洪傳》：洪以領蜀郡太守轉為益州治中從事，在諸葛亮東行永安問疾、成都單虛的情況下，啟明太子，調兵遣將，一舉討平黃元之亂。可見治中位高任重。大體上説，治中、別駕，一主內，一主外，為州刺史之左右手，職位基本相當。或以別駕可“別乘一乘傳車”，不同於其他幕僚，遂顯得待遇高於治中。這或許也是本傳不錄鑿齒曾任治中，而徑書其“累遷別駕”的原因吧。

　　南朝宋何法盛則記錄了習鑿齒曾任治中、別駕二職。《世説新語言語第二》第72條劉孝標注引其《晉中興書》曰：“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歷治中、別駕，……”而《北堂書鈔》卷七十三“設官部二十五別駕”條引同一書曰：“習鑿齒字彥威，為州治中，刺史桓溫連徵，鑿齒或留，所在稱職。”“習鑿齒，刺史桓溫甚器之，在州境十年。”據此可看出鑿齒在荊州幕府的宦跡。荊幕十年，無疑是鑿齒仕途通達、春風得意的十年。故唐貞觀時官方重修《晉書》，《習鑿齒傳》基本上沿襲了《中興書》的説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蒞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而鑿齒對桓溫的器遇也是由衷感激、盡職盡責的。“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的表白以及“每處機要，蒞事有績”的描述，充分説明瞭這一點。

　　然而十年後，因為兩件事，使桓溫改變了對習鑿齒的看法，導致了二人的疏離和鑿齒的左遷、外放。

　　第一件事，《晉書習鑿齒傳》雲：鑿齒“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平所未見。’以此大忤溫旨，左遷戶曹參軍。”簡文、相王，皆謂司馬昱。昱為晉元帝少子，永昌元年（322年）封瑯邪王，成帝時徙封會稽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太后臨朝，進位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翌年受詔專總萬機。司馬昱乃明帝之弟、成帝康帝之叔、穆帝之叔祖，歷仕元、明、成、康、穆五帝，可謂皇室代表人物，故其一旦秉政，有“相王”之稱。而自此以後又歷哀、廢二帝，司馬昱始終秉政，後桓溫黜廢帝，他被立為皇帝，是為簡文帝，故《晉書》紀事又多稱其為“簡文”。東晉自元帝時起，朝廷（皇室）與方鎮之間的矛盾便十分突出。東晉的邊防，上游在荊襄，下游在淮南。手握荊襄、淮南重兵的方鎮多有所為不軌，甚至公然舉兵反抗朝廷。元、明二帝時曾先後發生王敦、蘇峻之亂。成帝時，陶侃繼鎮荊楚，都督荊、江、雍、交、廣等八州軍事，領荊、江二州刺史，一世英傑，忠順勤勞，史書猶指其“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只是每思早年“折翼”之夢，才得“自抑而止”（《晉書陶侃傳》）。桓溫繼庾翼鎮荊州，溫雄武有才力，是東晉朝廷中不可多得的將領。唐余知古《渚宮舊事》卷五記曰：“溫在鎮三十年，參佐習鑿齒、袁宏、謝安、王坦之、孫盛、孟嘉、王珣、羅友、郗超、伏滔、謝奕、顧愷之、王子猷、謝玄、羅含、范汪、郝隆、車胤、韓康等，皆海內奇士，伏其為人。”如此幕府，誠可謂群賢畢至，英彥雲集，亦可見桓溫絕非等閒之輩。溫西平成漢，北伐中原，積累了巨大的政治資本。然溫乃亂世梟雄，一旦據上流，握強兵，其“覬覦非望”之心卻難像陶侃那樣“自抑而止”。而在皇室與強勢方鎮的博弈中，從習鑿齒後來著《漢晉春秋》看，他是維護中央皇權，反對方鎮覬覦非望的。據《晉書簡文帝紀》，司馬昱自幼不僅“為元帝所愛”，而且受到著名道學術數大師郭璞的關注：“郭璞見而謂人曰：‘興晉祚者，必此人也。’及長，清虛寡欲，尤善玄言。”康帝時曾下詔讚美司馬昱：“會稽王叔履尚清虛，志道無倦，優遊上列，諷議朝肆。”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非常人物，當習鑿齒出使至京師時，受到了他的禮遇，“雅重焉”。因此，當桓溫問及鑿齒對相王的印象時，鑿齒坦率地回答：“生平所未見。”（《晉書習鑿齒傳》）如此讚美之言，當然是桓溫不樂聞的。溫之不快可想而知，鑿齒左遷也就在所難免。然戶曹參軍一職，《後漢書百官志》及《晉書職官志》皆不載。考諸史籍，東晉元帝時，王敦為鎮東（旋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荊二州刺史，摯瞻曾為“大將軍戶曹參軍”。桓溫在平蜀後不久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此時荊州諸曹從事或改稱參軍，在情理之中。荊州參佐孫盛、顧愷之、王子猷等皆曾任參軍之職。其後歷南北朝、隋、唐至宋，設置參軍之風日盛，名目繁多，不一而足。據《宋史職官志七》：“戶曹參軍掌戶籍賦稅、倉庫受納。”唐白居易任翰林學士、左拾遺時，曾以家貧奉親為名，乞為京兆府戶曹參軍，在得到皇帝恩準後，上《謝官狀》並寫下《初除戶曹喜而言志》詩，表達感恩和喜悅之情，而其知交元稹更為他高興得流淚，奉和道：“君求戶曹掾，貴以祿奉親。聞君得所請，感我欲沾巾。”可知戶曹參軍一職，不僅職位重要，而且是一美差。當時桓溫征伐不斷，戶曹既掌戶籍賦稅，不僅要維持官署運轉、民政民生，而且要負責部分兵員、軍需供給，故戶曹參軍雖不如別駕貴顯，但仍不失為重要僚屬。《世説新語》記錄了這樣一件逸事：“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座。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雲：‘蠢爾荊蠻，敢與大邦為仇？’習曰：‘薄發獫狁，至於太原。’”（《世説新語排調第二十五》）僚屬於“主公”座前就對方籍貫互相調笑，起碼從表面看，桓、習關係並未十分緊張。

　　但桓、習之間畢竟已有心結，這從桓溫對第二件事的處理可以看出。《習鑿齒傳》雲：“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滎陽太守。”因欲避免“坐越舅右”的尷尬而“屢經陳請”（本傳未提及陳請內容，或為求升其二舅職位），致使桓溫盛怒之下，超拔二羅而貶放鑿齒。其實，二羅都是人才，羅崇後來任竟陵太守，晉廢帝太和二年（367）曾擊破前燕將軍慕容塵入寇；桓豁繼其兄溫任荊州刺史，羅崇又助其討破南陽郡督護趙弘、趙憶叛亂。（見《晉書廢帝海西公紀、桓彝傳附子豁傳》）羅友後任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説。”（《世説新語任誕第二十三》注引《晉陽秋》）可見鑿齒之陳請，並非全為私心，尚有舉賢不避親之義。桓溫以知人見稱，從其後來重用二羅看，外放鑿齒顯然是小題大做。説到底，這還是第一件事的繼續發酵：彼此間積久漸深的了解，政治上對中央皇權是維護還是“覬覦非望”的原則分歧，最終導致了桓、習的分道揚鑣。

　　鑿齒左遷外放，到底去了何處，中唐以前史籍基本上皆主“滎陽”説。上述《世説言語》第72條劉孝標注引《晉中興書》，省略的一句便是“遷滎陽太守”五個字。《中興書》約作于宋孝武帝時，距鑿齒棄世未逾百年，該書被劉知幾稱為東晉史書中之最佳者，其記東晉人和事自然最為可信。唐人重修《晉書》時，《中興書》等十八家晉書尚存，故鑿齒本傳主滎陽説其來有自；而同期撰成的《隋書經籍志》，于《漢晉春秋》及《習鑿齒集》的著者皆載明為“晉滎陽太守”。一百多年後，唐肅宗時許嵩撰《建康實錄》，其卷九《晉烈宗孝武皇帝》亦記曰：太元九年，“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月，前滎陽太守習鑿齒卒。”直到又數十年後，唐憲宗時林寶撰《元和姓纂》，始出現“晉衡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五十四卷”一條記錄。後世所見《世説》“出為衡陽郡”之訛，或即肇端於此。按《世説文學第四》第80條雲：鑿齒“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雲：‘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劉注引《續晉陽秋》亦曰：“後以許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究竟是外放滎陽還是衡陽？我傾向以滎陽為是。清乾隆時，王太岳等撰《四庫全書考證》卷四十七《經義考下（史部）》雲：“習氏《漢晉陽秋》，檀道鸞曰：‘鑿齒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滎陽太守。’刊本滎訛衡，蓋沿《世説》之誤，今據《晉書》改。”其實《世説》唐前古本不應有誤：劉注既已在《言語篇》引《中興書》稱鑿齒“遷滎陽太守”，不可能在其後的《文學篇》將滎誤為衡，那孝標注乃父大作也太不認真了！《晉書》、《隋書》、《建康實錄》的作者皆執滎陽説，説明中唐以前人們所看到的《世説》等典籍記錄皆為“滎陽”。然書經三寫，烏焉成馬，《世説》在傳抄過程中誤滎為衡並不奇怪；林寶在倉促撰成《元和姓纂》時，或所見鈔本已訛為衡陽，或即林寶本人不慎致訛，皆有可能。《四庫提要》就批評《元和姓纂》，以為“寶以二十旬而成書，援引間有訛謬”，並認同“洪邁《容齋隨筆》稱《元和姓纂》誕妄最多，蓋有由也”。故晚近羅振玉、岑仲勉校《姓纂》，皆主“滎陽”以校正之。（《元和姓纂》卷十《二十六緝習》岑氏校記）

　　而值得一提的是，宋本《世説》猶主滎陽説；鄭樵《通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亦皆稱鑿齒為滎陽太守。（《通志二十略藝文略第三史類編年》，《直齋書錄解題》卷七 “史部傳記類”）鄭樵為宋代著名史學家、目錄學家，陳振孫為著名藏書家、目錄學家，他們于滎陽、衡陽的取捨，應當是十分慎重的。衡陽説謬種流傳，實不足據。清代以降，雖有四庫館臣明確指出《世説》“刊本滎訛衡”，執衡陽説者仍不乏其人。如余嘉錫《世説箋疏文學》第80條曰：“程炎震雲：‘宋本衡作滎。《晉書習鑿齒傳》亦作滎。與宋本同。然滎陽屬司州，自穆帝末已陷沒，至太元間始復。溫時不得置守，亦別無僑郡，當作衡陽為是。’《晉書》本傳作‘滎陽太守’，吳士鑒注雲：‘《元和姓纂》十作衡陽。是時司州非晉所有，滎陽當是衡陽之誤。’”程、吳皆為清末民初人，程雲出處未悉，吳注出《晉書斠注》，程、吳犯了同一個錯誤。前四川大學教授劉靜夫在《習鑿齒評傳》一文中指出：“按程、吳都忽略了當時的一件大事，即桓溫北伐曾一度收復洛陽。據清徐文范《東晉南北朝輿地表》載，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溫收復洛陽，請遷都，不許；東晉乃置司州，轄三郡：河東、滎陽、陳留。興寧元年（363年），滎陽為前燕攻佔，東晉控制滎陽約七八年的時間。因此，程、吳説當時司州非晉所有，不得置守，是不對的。而且，東晉設司州三郡時，也正是習在荊州滿十年的時候，故習曾為滎陽太守應該無疑。”（載《魏晉南北朝史論文集1991》）此説可謂鑿鑿有據。

　　綜上所述，習鑿齒遷滎陽太守，已無可置疑。而外放滎陽的具體時間，當在永和十二年八月桓溫收復洛陽以後。鑿齒“在州境十年”，此時年在不惑，春秋鼎盛，他在滎陽太守任上究竟幹了多久、做了些什麼，《世説》、劉注及《晉書》本傳但雲其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桓溫“覬覦”之心，其他則略而未載。至於他何時離任，也無從詳考，所能揣知的是，他至遲在興寧元年滎陽又為前燕攻佔之前離郡。

　　習鑿齒又回到了故里襄陽，並從此結束了他的仕宦生涯。據鑿齒本傳雲：“後以腳疾，遂廢于里巷。”從現存史料看，罷郡後罹患腳疾的習鑿齒，總體上過著鄉居閒適的優遊歲月，並在與朋友的交往等社會活動中展示著他的才情。梁元帝蕭繹《金樓子》卷五《捷對篇》，記載了如下故事：

　　習鑿齒詣釋道安，值持缽趨堂，鑿齒乃翔往眾僧之齋也，眾皆舍缽斂衽，唯道安食不輟，不之禮也。習甚恚之，乃厲聲曰：“四海習鑒齒，故故來看爾。”道安應曰：“彌天釋道安，無暇得相看。”習愈忿曰：“頭有缽上色，缽無頭上毛。”道安曰：“面有匙上色，匙無面上坳。”習又曰：“大鵬從南來，眾鳥皆戢翼。何物凍老鴟，腩腩低頭食。”道安曰：“微風入幽谷，安能動大材。猛虎當道食，不覺蚤虻來。”於是習無以對。

　　據《弘明集》卷十二所載習鑿齒《與釋道安書》，道安來襄陽傳經實由鑿齒之邀，撇開蕭繹稟性猜忌、以己度人的不當描述，二人之會，各展舌華，詼諧答對，應該是很愉快的，因而才成就了一段佳話。南朝梁釋慧皎撰《高僧傳釋道安傳》就説：“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聞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及聞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答。”“鋒辯天逸，籠罩當時”以及“俊辯有高才”的讚語，恰切地道出了這一對俗僧朋友的瀟灑才情。

　　然而，前秦對東晉的戰爭，擾亂了習鑿齒的平靜生活。鑿齒本傳又雲：“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襄陽陷於苻堅，在晉太元四年（379年）二月。《晉書孝武帝紀》曰：“（太元）四年春正月辛酉，大赦，郡縣遭水旱者減租稅。丙子，謁建平等七陵。二月戊午，苻堅使其子丕攻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卷三七《前秦錄五苻堅中》，記苻堅輿致釋氏及鑿齒曰：“太史奏有星見於外國之分，當有聖人入輔中國，得之者昌。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國有釋道安，神清氣足，方欲致之，以輔朕躬。’並遣求之。習鑿齒以腳疾廢于里巷，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高僧傳釋道安傳》亦記雲：“時苻堅素聞安名，每雲襄陽有釋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丕南取襄陽，安與朱序俱獲于堅。堅謂仆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半人之説，總為鑿齒殘疾，諸多不便，不能做一全人用也。鑿齒入長安後還有些什麼活動，諸書闕載，度“俄以疾歸襄陽”之意，可以認為他不久就又回了家鄉。數年後，東晉乘淝水大敗秦軍之勢收復襄陽，據《孝武帝紀》，太元九年四月己卯，“使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克之。”此即所謂“襄鄧反正”。不久，東晉朝廷詔徵習鑿齒典修國史，然而未及成行，鑿齒便去世了。《建康實錄》亦記鑿齒卒于太元九年（384年）冬十月，正當襄鄧反正後不久，二書相參，信而有徵。假定鑿齒生年約在317年或稍後不致大誤，則鑿齒享年約六十七八歲。

　　這裡要特別説明一點，即本前言開頭所提及的習鑿齒生卒年的第三種説法，出自今江西新餘《梅田習氏族譜》。據該《族譜世系總圖》雲：“鑿齒字彥威，號半山。博學洽聞，著《漢晉春秋》五十四卷。為滎陽侯。生鹹和三年歲戊子八月十三日午時。因秦王苻堅寇晉，屢以書徵辟之，正直自處，不肯從召。遂攜其妻、子隱寓于萬載書堂山，而卜居梅田。歿義熙八年壬子，享壽八十有餘。葬分宜棗木山梅仙洞下大金星海螺形亥山巳向。”則鑿齒晚年去了梅田，享年約八十四歲。但《族譜》刻印在清乾隆時，因持論與唐前典籍相牴牾，故頗有學者不予認同，而認同者考信的史料又僅上溯至明代，遂致爭訟。鋻於唐初重修《晉書》主要是在臧榮緒《晉書》基礎上增刪，參與者多為文咏之士，競為文藻，不求篤實，故新《晉書》歷來為學者所詬病，或有誤芟珍貴史料，亦屬可能。而族譜作為文獻之一種，與正史、方志素稱歷史三大支柱，其史料價值往往不可低估。鋻於歷代典籍散佚嚴重，故我以為，盡信現存典籍，輕易否定《族譜》，似亦不可取。此事還需各方學者齊心協力，鉤沉索隱，孜孜以求，力爭拿出更多可憑信的考證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