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白岩松在陳文茜新書發佈會現場。

　　 你的身體是年輕的，你的世界的經濟是生病的；你的生命是健康的，可是全球的經濟問題是非常衰老的。你的生命誕生的時候，好像是一個繁華世界的時代。然後你走進社會的時候，卻是一個完全衰退的時代……

　　現在的80後、90後，對於房價、污染、工作壓力等等社會發展、經濟問題的這種憤怒，應該如何去把握，如何正確的適當的去釋放？近日，在首都圖書館陳文茜《樹，不在了》新書發佈會後，白岩松與陳文茜一起，與年輕人聊“憤怒”。

　　當“年輕是貧窮的”遭遇“年輕是絕望的”

　　主持人：《樹，不在了》這本書是寫給年輕人的，白老師和文茜姐，就你們二位最直觀的感受，當下臺灣和大陸的年輕人，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陳文茜：憤怒是一樣的，但是大家找出來的答案是不同的，選來遷怒、泄憤的稻草人是不一樣的。

　　曾經我們都以為自己擁有的繁華是永遠的，以為自己是永遠時代的男女主角，不知道有一天手裏的禮物會得而復失。2008年金融海嘯，它衝到所有的經濟統統往下掉。我特別心疼這個時間點剛好走進社會的人——“年輕是貧窮的”，對這個你們有心理準備；可你並沒有準備“年輕是絕望的”。一年又一年你等到越來越沒有耐性，到最後你絕望了。

　　你們的青春是從中年開始的。你的身體是年輕的，你的世界的經濟是生病的；你的生命是健康的，可是全球的經濟問題是非常衰老的。你的生命誕生的時候，好像是一個繁華世界的時代，然後你走進社會的時候，卻是一個完全衰退的時代。我覺得人生這樣倒過來是很不容易的。

　　其實不只兩岸，全世界都一樣，都是全球化經濟分工的一部分，只是各自承接了全球經濟史中不同階段的角色。

　　臺灣經濟真正開始能夠發展是1970年的事，當時臺灣是日本的衛星工廠。開始比較快速發展是1980年的時候，再往後進入高科技的年代，臺灣的股市跟房地産泡沫化，然後經濟開始某個程度停滯，大量的産業外移是在1990年年代。

　　而大陸是在改革開放特別是進入1990年之後，在全球的經濟體裏頭快速地崛起，“made in china”變成所有人對21世紀初期最重要的一個記憶。當時的大陸也以為自己會成為永遠時代的主角，也會覺得自己擁有的禮物不會離開。而現在，我不能説它離開了，但至少現在有一個名稱叫“新常態”。

　　那天有人問我説“文茜姐你剛過生日，到你們這個年齡你的感覺是什麼”，我説“我的感覺就是我要慢慢適應‘新常態’”。“新常態”就是你要慢慢追求生活品質的提高。

　　臺灣我很坦白講，很多人認為我今天會這麼倒楣，是因為我的工作都被大陸人搶走了。我就告訴臺灣人説，如果這句話可以成真，“搶走了你的工作”，或者“偷走了你的工作”，那麼正確來講，1970年代臺灣人會有工作，因為是我們從美國的黑人手上“偷來的”工作。1960年的時候美國黑人開始全面罷工，還有很多工會也罷工。這場罷工對全球化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是，老闆桌子一拍“我非要你們這些工人不可嗎？告訴你們這工廠關了”。關了以後工廠就移到日本去，日本人很快把他的工作安排到他的衛星工廠，所以亞洲四小龍崛起了。

　　那我要講的意思就是，如果臺灣人覺得中國大陸的人偷走了他們的工作，那我告訴你美國的黑人認為你的工作是從他那裏偷走的，將來還會有機器人偷走中國大陸工人的工作，還有孟加拉人偷走你的工作，還有更多的……這是個全球化所有的過程。我們都是在全球經濟體中，各自被分配到一個時代的角色，有人抓得很好，有人抓得不夠好。像臺灣有些有的抓得很好，有的抓得不夠好。大陸現在抓得很好，所以快速地國人崛起。

　　但是接下來咱們面臨的狀況是不太相同的，憤怒也不一樣。

　　樹不見了，我們要自己成長

　　陳文茜：憤怒可以解決問題嗎？北非在所有曾經革命過的地方，它的失業率都比革命之前高，然後它的經濟狀況更糟，它的政治穩定都不要談，更不要談他們之前追求的個人更多的自由等等，它到最後還變成ISIS激進組織崛起的一個溫床，他們連命都不保，都變成難民這樣。

　　這就要談到一個問題，在兩岸跟全世界都發生的一個共同現象是，悲劇是一樣的，然後面對悲劇的態度都非常地local，就非常地“在地主義”，都非常地從所在地的憤怒在看事情。

　　對此，我並不怪年輕人，我只是想告訴大家：第一個，這是時代的錯；第二個，你得承擔這個錯誤的生命後果；第三個，解決這樣錯誤的生命後果的方法，是你去學習，去強化你的經濟跟政治學。

　　可能歷史上很少數，像你們這樣的年代，除了二次大戰、一次大戰之外，他需要這麼認真地學習政治經濟學。你們以為你們只要學MBA就好了？這是完全錯誤的事情。必須要了解這個時代的問題，了解這個時代全球的政治、全球的經濟，這些在不斷地改變，它的秩序在不斷地被設定。像我今天跟出版社的幾位朋友還有幾位記者在談亞投行這件事，美國人關心得不得了，可是我發現在這個地方很多年輕人並不關心這個事，也並不知道這是多麼重要的事情。那你關心和了解這些事情，你才會知道問題是怎麼來的、你該怎麼面對，因此你提供的答案、你所了解的、你所支援的答案，才會是有助於這個社會變成一個更好的社會，而不是把這個社會一直擊潰跟擊垮。

　　白岩松： 我覺得把憤怒換一個詞吧，用“叛逆”。有一句名言説得好：“年輕的時候不叛逆是身體有病，歲數大了還叛逆是腦子有病。”現在你經常看到很多憤中和安靜的年輕人，那就説明我們的身體和精神都病了。所以在年輕的時候叛逆、質疑非常正常。我們年輕的時候正好趕上大陸最紅火的80年代，我們不是憤怒，而是質疑、不相信、説No，但是一點不阻攔我們去學習、去接近我們該接近的東西，去建設。

　　文茜這本書的名字叫《樹，不在了》，看著是一個結束，其實這本書是一個巨大的問號。樹不在了怎麼辦？原來的秩序，文茜説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開始被打破，都在重建。我還可以引申是過去殷實的那棵讓我們可以好乘涼的樹不見了，我們要自己成長。不管你有多憤怒，多質疑，多不相信，多説No，但是要把自己成長變成一個公民。

　　當各位都成為公民的時候，這個社會差不到哪兒去。公民不僅意味著權利，還意味著義務。我非常羨慕你們這代年輕人的原因，是你們有網際網路這個渠道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們那個時候沒有，人家不願意聽便聽不見。你們現在是人家想不聽也不得不聽見，因為這是一個技術已經實現民主渠道的時代。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也有可能縱容自己走向糟糕的地步。所以我覺得反而是公民約束自己，推動社會。自由是什麼？孟德斯鳩説“自由就是做法律允許你做的所有事情”。我認為現在中國，尤其大陸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已經完成了由小老百姓到老百姓的轉變，正在艱難地走在老百姓成為公民的路上。

　　覺得憤怒，大聲抗爭？我告訴你猩猩也會

　　主持人：作為我們80後、90後，對於房價、污染、工作壓力等等社會發展、經濟問題的這種憤怒，應該如何去把握，如何正確的適當的去釋放？

　　陳文茜：當你覺得它只是憤怒的時候，你最好三思而後行。像我對臺北市某些非常昂貴的地區的高房價就很憤怒，我覺得那些傻瓜有錢人，自己要花那麼多的錢去買一個那麼醜的房子，比美國的中央公園還要貴，我覺得這些人就是叫做土豪飯桶。

　　但憤怒的方法是什麼呢？是我去把一個地方佔領了嗎？佔領的話我還得自己搭自己的廁所。我有一天走了，我也還是沒有廁所，也解決不了問題。你最好思考這個憤怒，它原因在哪？它的解決方案在什麼地方？所以憤怒是正常的，憤怒是好的，但憤怒一定是你思考的起頭。這個是一個哲學家和一個社會負責任的實踐行動者，跟一個暴民的差別。我再講一遍啊，你是一個社會的改革者還是一個社會的暴民，它的差別就是，如果你是深思熟慮地知道這個行動會把社會帶向更好的方向，那你是一個了不起的改革者；如果你只是發泄憤怒，而且為了創造整個憤怒運動的風潮甚至不惜製造謠言，然後用各種方法去串聯，那你就是一個暴民。

　　所以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就是我了解大家的痛苦，也知道時代的憤怒。可是我想中國歷史裏頭我們嘗過很多的困惑，我們做過很多因為憤怒而産生的愚蠢的動作，層出不窮，這一兩百年你去細數，太多了。這些動作都使得這個國家越來越糟。所以您説您覺得憤怒，大聲抗爭？我告訴你猩猩也會。您跟猩猩的差別不只是你穿了衣服，應該是你腦袋會思考，你怎樣把這個憤怒轉換成為解決方案。了解這個問題，然後提出解決方案，然後把這個問題往對的方向去發展。如果你只是把所有的憤怒變成一個時代的力量，變成一個社會共同的輿論，然後把整個社會變成由輿論市場導向一個對國家錯誤的方向去，其實你對不起的豈止是你自己。

　　我們在座其實還在這兒，你可以上高校當學生，你可以談年輕人的失落，你可以坐在北京這個地方説你買不起房。那那些農民工呢？他有機會拿麥克風嗎？你知不知道你覺得人民幣應該這樣應該那樣，跟著美國人這樣子講話的結果，把這個國家搞垮了，最後農民工的失業，那群人代表的意義是什麼？永遠不要忘記，這個世界有比我們更窮困的人，永遠不要忘記當你的所有的動作對這些窮困人的意義是什麼，尤其當你是一個社會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的時候，你其實是踩在所有這個世界、包括你這個國家裏頭最窮苦人的肩膀上，在替他們講話、替他們做決定，你的決定第一個受害者常常不是你自己，而是他們。

　　我們偶爾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但是用盡全身的氣力在阻止世界變得更壞

　　主持人：兩位作為媒體人，如何處理內心的表達和職業的紅線之間的關係？

　　陳文茜：以前他們查禁我的書，我就坐在我的書上：“你敢收嗎？”我們那個時代，我小時候是這樣的人。現在不是了，現在是良心問題，我不會為了取悅觀眾而做什麼。

　　所以有的時候我就會告訴我們電視臺，因為他們的收視率競爭很厲害，我是我們那個電視臺No.1的收視率節目，大概永遠排行在全臺灣前十名或者二十名的節目。但是我就會抓住總監説：“歐債危機將會變成全世界繼金融海嘯以後第二個大危機，可是我們臺灣人傻傻搞不清楚，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嚴重性，所以我們現在開始，你忍受，我們最近會有很低的收視率。”就先告訴他，我不妥協的。

　　白岩松：其實你是問了一個行裏的事情。全世界哪個國家的新聞人很舒服？哪個國家的新聞人不是在跟一個無形的墻做抗爭？從來都是，在哪兒都一樣。所以我的想法一直是這樣，因為我在足球場上踢前鋒，不能因為有一個越位的規則，你就跟自己的後衛站在一起。不，你要跟對方的後衛站在一起，並且不斷地逼迫這條線越來越靠近他的禁區。

　　很多年前當我還很憤怒，年輕的時候，一位老記者叫艾豐，拍著我的肩膀説：“小白啊，能改變領導的群眾才是好群眾。”這句話非常智慧。因為那個時候我習慣跟領導拍桌子吵架，最後發現拍桌子和吵架的後果是各方都更加堅持自己的看法，沒有改變任何事情，因此不歡而散。後來我就發現我要改變它，其中一個方式是提供選擇。當我百分之百想表達的內容沒有完成的時候，我提供了一個80%進步的和60%進步的，他一定會選擇一個，絕大多數都會選擇80%，但是如果你要拍桌子和吵架就是0，這就是我説的年輕的時候跟歲數大一點的時候不一樣。年輕的時候希望改變世界，年歲大的時候知道怎樣改變世界，而且，能改變一點是一點。

　　原來我一直認為新聞人的職責是推動這個時代變得更好，到了我這個歲數我才明白了一個道理：我們偶爾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但是用盡全身的氣力在阻止世界變得更壞。這是我們70%的時間在做的事情——不讓世界變得更壞。等你再過十年你就明白了。你問文茜，她做了那麼多的節目，回頭一想，真正推了進步的，20%，30%？這可能都誇張了。但是她殫精竭慮、費盡氣力做的事情，是阻止某些底線被突破。一定的。

　　 原標題：跟年輕人聊聊憤怒 是時代怠慢了我們，還是我們怠慢了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