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居深圳的作家鄧一光憑藉《你可以讓百合生長》，奪得了本屆鬱獎中篇小説獎，這是一個關於音樂的故事，靈感來自深圳一所中學的合唱團。

　　這位年近花甲、筆耕幾十年的作家，收穫過魯迅文學獎、郭沫若文學獎，也入圍過茅盾文學獎。但這位蒙古族作家非常低調，被認為是本屆鬱獎的“黑馬”，就連他自己也驚訝，在讀到《沉淪》40年後，自己會與鬱達夫以這種方式“遭遇”。

　　錢江晚報(以下簡稱錢報)：知道自己獲獎的心情如何？

　　鄧一光(以下簡稱鄧)：我覺得挺開心的，獲獎了，而且是鬱達夫小説獎，而且是不知不覺獲了一個獎。

　　錢報：那你眼中的鬱達夫是什麼樣？

　　鄧：我離鬱達夫已經很久遠了，在上世紀70年代，讀過鬱達夫的作品，一開始讀到的就是《沉淪》。

　　錢報：《你可以讓百合生長》裏描述了一系列有個性的人物，比如蘭小柯和智障弟弟蘭大寶，你是如何設定人物的？

　　鄧：撥開所有人正常平靜的外表，每個人都必然有扭曲的部分。小説一定是尋求某一種方式去了解人內心的東西的。這是寫小説的根本動機。

　　錢報：你在深圳開了工作室，裏面有很多的年輕人，他們大多來深圳的時間都很長，你反而是這個工作室裏“最年輕的外省人”。

　　鄧：對。當時我要寫《在龍華跳舞的兩個原則》，寫代工業，工作室裏的兩個年輕人就帶我去看富士康公司上下班。我站在一個橋上往下看，十幾萬人同時從工廠出來，那邊又有十幾萬人要上班。你會突然意識到，在大工業的環境下，人被城市、體制和工業擠壓得何等渺小。

　　你都不知道你是誰，要變成一個城市人，不是那麼容易的。你從一個普通流水線員工開始拼搏，慢慢變成一個藍領，之後又要結婚生子，要愁戶口，孩子要上學……幾十萬人中，你真的是城市的灰塵。

　　錢報：接下來有什麼創作計劃？

　　鄧：還是要寫中短篇，我的寫作不是為了別人而寫的。我到了一個新城市，我的認知方式就是寫作。我不願意“被生活”，我希望讓這個城市慢慢變成我的生活。我寫的不是深圳，我寫的是我的深圳，我要建立我自己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