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記者時，賈平凹總會習慣性地問一句：“你聽得懂我講話吧？”他那濃厚純粹的陜西方言確實會在重要場合讓臺下的觀眾費解，但近距離、面對面的溝通沒有障礙。散文《説話》裏，他寫道：“我出門不大説話，是因為我不會説普通話，人一稠，只有安靜著聽，能笑的也笑，能惱的也惱，或者不動聲色。口舌的功能失去了重要的一面，吸煙就特別多，更好吃辣子，吃醋。”

　　賈平凹此次在京的行程有兩項，其一是10月24日在北京師範大學舉行的“講述中國與對話世界：莫言與中國當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了題為《我説莫言》的即興發言。莫言獲獎是天馬飛空，讓作品長出翅膀飛到五湖四海；莫言寫作如放火燒荒，寫得自由浪漫無所顧忌；莫言作品似獼猴桃，有野生的基因和接受風雨雷電的能力。作為莫言的好友，他號召大家要學習莫言，愛護莫言。

　　10月27日下午，賈平凹赴北大出席新作品《老生》的首發儀式，與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以及義大利翻譯家李莎進行了名為“中國歷史的文學記憶”的主題對談。談及自己的作品，賈平凹只是簡單介紹了這部新作以唱師的視角串聯起中國近百年曆史中四個發生在轉型期的故事。他的發言重在闡發自己的創作理念、自己閱讀《山海經》的心得，鮮少流露出褒貶和判斷。

　　10月28日上午，青閱讀記者在賈平凹下榻的酒店見到了他。房間的煙灰缸裏全是煙蒂，談話過程中他也在一支接一支吸煙，有種莫可奈何的疲勞。他説這一本《老生》是煙熏出來的，往事如行車的路邊樹，需要在煙的瀰漫中才依稀可見。書後記靠近結尾處他寫了一句耐人尋味的比喻：“土地上潑上了糞，風一過糞的臭氣就沒了，糞卻變成了營養，為莊稼提供了成長的功能。”至於這部《老生》，是在煙霧裏説著曾經的革命而從此告別革命。

　　出於個人審美，賈平凹長篇小説的書名大多只有兩個字，簡單、厚重。“我喜歡渾厚一點的風格，不喜歡有實意的名字。像床前一輪明月、前面一道風景線，這種表面上有實意，實際毫無實意的名字我最反對。用兩個字，好記、渾厚、捉摸不透。”

　　為滿足讀者對《老生》書名含義的求索，他提供了三種可能的解釋：或是指唱師的一生活得太長了，或是借用戲劇裏的老生角色傳遞出荒涼感，或是指近代一百年的歷史太長久。賈平凹希望借此提供多層次的理解：“不要單一指向，不要是與非。要回答人生的東西，人性的東西，無常的東西。”

　　觀察這一段歷史，你不能只盯著局部，必須長遠來看問題

　　青閱讀：寫作此書時，您是如何處理宏大的歷史命題的？

　　賈平凹：每一個作家寫作時都懷有雄心，不想把小説寫成小玩意。我總想寫一百多年來中國的狀況，但是這些東西特別難寫，要寫字數會特別多。於是就選了四個節點來寫，想表現每一段的生活。觀察這一段歷史，你不能只盯著局部，必須長遠來看問題。

　　舉個例子，有些電視劇就講家裏的夫妻矛盾、婆媳矛盾、親子矛盾，吵完集中起來，給觀眾一個印象，這是個好婆婆、那是個好兒媳、這個兒子不好……最多是好與不好的是非問題。但歷史地、長遠地看問題時，人就特別渺小。乘坐飛機時，看到山川地貌，你會覺得人太小了，太可憐了。看中國的時候也是，就不會只盯著家裏亂七八糟的具體事情了。

　　想説清在中國人類發展過程中，發生了什麼事情，起了什麼啟示作用，必須找一個角度，(我這本書)於是選擇了“唱師”這個人。這個角度是民間視角，有點像你爺爺奶奶給你講過去的故事。他在講的時候肯定不是講事情的是和非，對和不對。他是講一個流程，你的爺爺、你的父親，咱們這個家族是怎麼過來的。而不是講那一年，家裏就一個饅頭，是你嬸嬸把它偷吃了，還是你母親把它偷吃了，還是你奶發了脾氣，懲罰了誰……不牽扯這些是非問題。

　　唱師處在民間的最底層視角，你不知道他的年齡和種族，他的存在超越了時間、種族、階級、生死。地主死了他也唱，貧農死了他也唱，遊擊隊死了他也唱，都在唱。超越了這些，才能比較真實地看待這段歷史。這段歷史説起來有一百多年，可是放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是不值一提的。這樣一來就可以平靜地面對和思考這一百多年對人類生存的啟示，人是怎麼走過來的，反過來又可以超越政治、旗幟、階級這些東西，獲得更大的思維空間。

　　青閱讀：您在百年曆史中選擇的四個階段，有什麼特別的考慮？

　　賈平凹：四個故事雖然沒有表明具體時間，但是基本能看出來分別發生在新中國成立前、土改、“文革”前後、改革開放這四個歷史時期。這四個階段基本都是社會轉型期，就像路在拐彎一樣，容易發生很多故事。

　　中國革命實際是一個土地革命，就是那一塊土地分下去、收回來。每次土地的收放就是一次革命，社會就發生了一次變化。仔細想想，很多事情都是土地引起的。社會不停在拐彎，實際上就是那塊土地變來變去，我寫過散文《一塊土地》講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