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鼎”終于重出江湖了。

　　封筆多年的著名武俠小說作家，年過七旬的臺灣前“行政院院長”、臺灣中華文化總會會長劉兆玄再度以“上官鼎”為筆名，創作長篇武俠小說《王道劍》。“劉大俠”上次發表武俠小說已是四十六年前的陳年往事了，如今重新執筆、再續文緣，兩岸書迷期待已久。

　　《王道劍》是章回體歷史武俠作品，以明朝“靖難之變”為主軸，並加入近年歷史學者最新考古發現，揭秘明朝建文帝失蹤之謎。書中將儒教與王道精神相融合，另辟武俠蹊徑，寫下一段隱晦中彰顯人性情操的歷史懸案，描繪出一個與真實歷史環環相扣的武俠世界。該書的繁體字本已于今年5月在臺灣面世，甫一上市便在登臺灣各大書店上榜（誠品書店中文類圖書第一名，博客來武俠小說類第一名，金石堂文學第四名）。簡體字本近日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武俠名家重出江湖

　　上官鼎曾是上世紀60年代臺灣紅極一時的新派武俠小說作家，武俠小說大師金庸曾盛譽：“臺灣在全盛時代，前前後後有五百位作家在寫武俠小說，作品大概有四千部之多。而我個人最喜歡的作家，第一是古龍，第二就是上官鼎。”

　　然而，連很多老讀者都不知道，當年的上官鼎，其實是兄弟三人合用的筆名。劉兆玄共有六兄弟，雖然六人都是理學博士，但劉家自小非常注重孩子國學素養，既要練習毛筆，又要背誦經典。中學時代為掙零用錢，自幼嗜讀武俠小說的劉兆藜、劉兆玄、劉兆凱三兄弟以上官鼎為集體創作之筆名發表武俠小說，隱喻三足鼎立之義。劉兆玄為主要執筆者，哥哥劉兆藜則負責男女之情的描述，弟弟劉兆凱則專寫武打部分。1960年兄弟三人合寫的《蘆野俠蹤》，讓“上官鼎”一舉成名。此後，他們相繼出版了《長幹行》、《沉沙谷》、《鐵騎令》、《烽原豪俠傳》、《七步幹戈》、《俠骨關》、《金刀亭》等一係列作品，亦曾幫古龍代寫《劍毒梅香》。後來，三兄弟陸續出國深造，遂在1968年宣布封筆。

　　出國後，劉兆玄獲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化學博士學位，後曾任臺灣清華大學校長、東吳大學校長、“國科會”主委、“交通部長”、“行政院副院長”，2008年出任“行政院院長”，2009年因“八八”水災所引發的政治風波而率“內閣”總辭，2010年接任中華文化總會會長——期間再沒有從事過武俠小說的創作。

　　在封筆四十六年後，劉兆玄突然提筆寫作長篇武俠小說《王道劍》——通常武林中的規矩，如果沒有特別重要的理由，“金盆洗手”後重出江湖，將為武林人士所不齒，到底是什麼樣的因緣使得他重出江湖呢？

　　一段歷史懸案引出的武俠傳奇

　　2012年，劉兆玄為踐與亡友陳棠華之約，造訪陳棠華生前在福建寧德市創建的公司時，意外見到寧德當地幾名文史工作者，聽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故事：明朝第二個皇帝建文帝的下落之謎，在寧德有了新的發現。

　　明史研究中，“靖難之變”後建文帝的下落是一大懸案。燕王與建文帝的權力鬥爭，燕王勝利；勝利者壟斷發言權，永樂宣告：“暴虐的昏君建文已經自焚”，官書就得如此記載。然而，建文逃亡之說，卻在民間廣泛流傳。官方記載不盡不實，頗多扭曲；“野史”內容又頗多虛幻難以取信。于是，“建文史事”成為明代中葉以後，以至清代，史學界努力探討的課題。

　　2008年，福建寧德發現了一座古墓，其格局特殊，座基採明十三陵中明長陵（明成祖永樂帝陵）的相同座向，雕飾多倣明皇陵規格。墓前有舍利塔一尊，塔上刻有“禦賜金浟佛日圓明大師第三代滄海珠禪師之塔”二十個字。按照文史工作者的解讀，“佛日圓明大師”是指明太祖朱元璋，“第三代”是皇孫，“珠禪師”是朱姓禪師的諧音，這個塔文應該是指：墓中的主人乃是有明太祖禦賜金浟袈裟的皇孫，法名叫“滄海”的朱姓禪師。而建文帝削發為僧臨終的法名，就是滄海法師。劉兆玄在文史工作者帶領下，還在寧德支提寺見到了一件明代的雲錦袈裟，看到了袈裟上的五爪金龍。

　　此外，劉兆玄還得知，2010年，浙江鄭義門村迎接來自寧德“鄭岐村”的旁支認祖歸宗，而據考證，該村先祖鄭岐便是“靖難之變”中和建文帝一起失蹤的近臣鄭洽……

　　所有這一切都指向一個結論：靖難之役後，建文皇帝並未死于皇宮大火，在他人幫助下，他削發為僧出亡東南，落腳于福建寧德支提寺……

　　回到臺灣後，劉兆玄把這段故事講給朋友聽，大家聽了後都覺得故事曲折迷人。劉兆玄自己則認為“這些資料要在歷史層面翻案，仍然不足，但是用于文化藝術創作之上，則很豐富”。一名友人對他說“何不你自己寫一部歷史武俠小說”。的確，“等人做，不如自己做”，同時也為了紀念亡友，劉兆玄重新提筆，開始創作這部歷史武俠小說。

　　自17歲就創作武俠小說的劉兆玄，自詡武俠老兵，開始創作時，就打定主意，不僅要寫武俠，更要寫歷史，寫出不一樣于金庸的武俠世界。《王道劍》的寫作歷時一年零三個月，四冊近百萬字，全都出自他親筆手稿，連插畫也不假手他人，“寫小說有半年的時間都活在明朝里面，過得非常快樂。”劉兆玄說，寫作過程十分順暢，一張稿紙都沒有撕掉過。

　　關于新創的這部作品，劉兆玄說，過了四十六年多少有點長進，對很多人間的事情看法不一樣，在文字表達上必然會展現成熟度。他的這部武俠小說創造出“一套生生不息、永續發展的新武學”，批評政治文化中的暴力和霸道，宣揚儒家傳統中的道德理想和正面價值，提倡關注民生、族群共處、環境保護等，同時也沿襲了武俠作品傳統中扶助弱小、除暴安良、抑惡揚善，褒揚忠臣義士等正面因素。作者深厚的文史素養和豐富的人生閱歷讓這部作品魅力獨具，不僅想象力十分豐富，歷史的框架嚴謹，還融入了自己的史學觀念和政治理想，于廟堂與江湖之虛實糾葛間，再創新派武俠之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