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寫作，向前方

　　寫作，對我來說是一種和我自己、另一個人、另一些人進而是和世界進行對話的方式，我寫作，本質上是有話要說，有話想說。我希望我的寫作是對自我的梳理和記憶，是我對自己，對世界和人類的真切表達。我希望寫下命運，感吁，深思和追問，我希望寫下我的幸運和痛苦，愛與哀愁，寫下天使的部分也寫下魔鬼的部分。我希望寫下我對人生的理解，世界的理解，命運和時間的理解。言說，說出，是我寫作的訴求之一，我希望能有聆聽的耳朵。在日常，我一向愚鈍而木訥，而寫作帶給了我某種補償。博爾赫斯在一篇題為《創造者》小說中寫道，一個野心勃勃的創造者想按照真實的比例畫一張完整的世界地圖，為此他用盡了畢生精力。而等他完成這張地圖的時候，他發現自己所畫下的竟是自己的那張臉——成為那樣的“野心勃勃的創造者”是我的文學訴求，這個毋庸諱言。在我看來，寫作其實也就像通過畫自己的臉，自己的心，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觀察和感知，進而畫出整個世界。為此，我願意付出努力、熱情和畢生精力。劇作家奧尼爾有一句片面深刻的話，他說，“不和上帝發生關係的戲劇是無趣的戲劇”。這句話，充當著我寫作的座右銘，昭示著我努力達至的方向。我承認我的文學野心，這個野心大約延續了巴爾扎克式的狂妄，正是他，在拿破侖肖像的底座上如此寫下：“他用劍沒有完成的事，我將用筆來完成。”

　　讓寫作成為“智慧之書”是我一向的文學訴求。我迷戀“智慧”，願意把它放置于我寫作的核心。即使在故事中，我也希望我的態度是沉思、挖掘和反問，運用屬于文學的魔法使問題成為問題。米蘭·昆德拉說，小說的精神是復雜性的精神，每一部小說都對讀者說：“事情並不像你想象的那樣簡單。”這是小說永恆的真理；小說的精神是持續性的精神，每一部作品都是對以前那些作品的回答，每一部作品都包含著以前全部小說的經驗——我深以為然，並希望自己的寫作能夠匯入到復雜性和持續性中，做出自己的提供。我時常把自己的寫作看成是一面放置在側面的鏡子，我寫下他人，更寫下自己，寫下我對人的存在的追問。我追問，在人心和人性的沉默的幽暗區域都埋伏著什麼，他如何獲得崇高和尊嚴，應如何與他人相處？這個人的存在，與他者存在的區別是什麼，他如何融入世界與社會，並對自我有固執的保留？非如此不可？有沒有另外的可能？如何讓“另外”成為可能？我試圖讓我的小說和詩歌對這些問題進行思考和解答。當然，“創造”，也一向是我所迷戀的詞，正如我迷戀幻想和夢，迷戀無中生有，迷戀突然的溢出和靈光一現。它同樣是我一向的文學訴求——我希望自己是一個創造者，用現實、歷史、傳說、夢想、幻覺和理想的材料，通過寫作，“創造”一個全新的、陌生的世界，一個自我的世界，一個具有玄思和彼岸感的世界，一個與我們的世界平行、處在疑慮中、並不幻美和許諾的世界……在這里，我可以略有驕傲地宣稱，我的確擁有無中生有的手指，我懂得某些魔法和技藝。

　　在寫作中，我尋找那種生活在樹上的感覺，那種俯視和悲憫，那種愛著，卻永遠拒絕與生活平視，拒絕隨波逐流更拒絕同流合污的感覺。同時，寫作對我來說意味著冒險，我願意自己的每一篇小說都具有一種前行的姿態，它得做出自己的發現，它應當多少擺脫“影響的焦慮”，至少與我的以前要有不同。我想我還要坦言，在文學中尋求精致、真實、豐厚、高端也是我的目標，我甘于寂寞，甚至有些偏執地甘于。不止一次，我曾重復過一個同樣屬于片面的短語，“寫給無限的少數”——少數，無限，它們是兩個詞，然而之間的聯係過于緊密，所以我將它們放在一起。少數，是一個問題，它要求一個人的寫作從一條慣常的、習見的、“正確的”、人雲亦雲的大路上岔開去，在創新的道路上“一意孤行”，努力呈現自己的風格，成為林外的樹；所謂少數，它並非是有意選擇，只是甘于接受這一“必然後果”，讓自己能夠遵從內心，遵從藝術，勇于探險，而不是曲媚。

　　我一直在言說我的文學訴求，它並不是我已經的達到，而是達到的可能，是目標，在前方。說實話自寫作開始，我就一直在狂妄的自信和真切的自我懷疑中度過，我懷疑自己的能力，才氣，懷疑自己的“發現”在別人那里已經是舊識而不自知。我很怕，在我死後，人們說，“這是一個呆板的好人，一直在從事一件他不能勝任的工作”——然而，我也希望，我能用我的一生投入到文學創作中，在我死的時候能對“上帝”說，在這一生中，我做了一件自己願意做的事，我感覺還不錯；如果有來生，我希望繼續此生的未完成，繼續做下去。在來生，繼續做下去，即使依然了無成績——這也是我的訴求。

　　作家簡介

　　李浩，著有小說集《誰生來是刺客》《側面的鏡子》《藍試紙》《父親，鏡子和樹》《告密者》，長篇小說《如歸旅店》《鏡子里的父親》，評論集《閱讀頌，虛構頌》等。曾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蒲松齡全國短篇小說獎，第十二屆莊重文文學獎等。現為一級作家，河北省作協專業作家。

　　《 人民日報 》（ 2014年06月25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