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文學如何契入我們的閱讀

　　在我們的北方近鄰俄羅斯那一片廣袤無垠、優美如畫的土地上誕生和發展的文學，是世界文學史上的神奇現象。早在西元12世紀，古代羅斯的長篇史詩《伊戈爾遠征記》，就在歐洲中世紀文壇熠熠生輝，但在此之後，俄羅斯文學卻似乎沉寂500餘年。

　　18世紀初彼得大帝厲行改革，大大推動俄國經濟文化的發展，文壇上開始出現一批有建樹的詩人和作家，不過在整個這一世紀中，俄羅斯仍未能産生出足以和同時期西歐文學的突出成就相媲美的作品。

　　直到19世紀初，情況才發生根本的變化：俄羅斯文學仿佛從沉睡中一躍而起，以詩人普希金為先導，形成了一個名家輩出、群星燦爛的局面，迅速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文學之一，且一發而不可收。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變化不是在西歐各國文學走向衰落的背景下，而恰恰是在整個歐洲文學的黃金時代出現的。

　　殉道者的史冊，放逐者的列傳

　　俄羅斯文學的獨特魅力來自它那特有的厚重感，以及滲透其中的憂患意識。俄羅斯思想家別爾嘉耶夫説過：“俄羅斯文學不是産生於令人愉悅的創造力的豐盈，而是産生於個人和人民的痛苦而多災多難的命運，産生於對拯救全人類的探索。”家國不幸詩人幸，民族的苦難與擺脫這種苦難的追求，積澱為獨特的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由其所孕育的俄羅斯文學便具有了深厚的人道主義內涵、“為人生”的主導意向、強烈的使命意識和沉鬱與蒼涼的底色。俄羅斯作家的懷疑精神、叛逆性格和批判眼光，使他們往往難以避免被捕、監禁、流放和苦役的命運。正如赫爾岑所説：“我們的全部文學史，就是一部殉道者的史冊，放逐者的列傳。”

　　回望20世紀中外文學交往史，人們不難發現，俄羅斯文學和中國文學的關係最為密切。這種關係的形成有其內在的必然性。中俄兩國在地理上是近鄰，國情彼此相近，兩大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也有很多相似之處：進入20世紀，都有一批志士仁人在為民族的命運而思慮，都欲喚起民眾意識的覺醒，推動本民族走向現代。也正因為如此，中國新文學在吸取外來文學的養分、建構自身之初，便認定“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魯迅語），特別注重攝取俄羅斯文學。於是，中國新文學中便清晰地顯示出俄羅斯文學的滲透與滋養，呈現出與俄羅斯文學相似或相近的精神、基調和特色。有許多優秀的俄羅斯文學作品，和這個民族所提供的同樣出色的戲劇、電影、繪畫、音樂、芭蕾舞作品一樣，在中國幾乎成為家喻戶曉的藝術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