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一個文青的學生時代開始閱讀文學、閱讀余華。如果在一生當中有一些作家可以跟著讀30年，感覺特別奇妙。余華只比我們大幾歲，我們經歷了同樣的社會變化，看著他在變化，自己也一定在變化，在這樣不斷變化的時刻，還能夠一直讀他的書，每次讀都會有一些想法，這是很微妙、很特殊的一種感受。

　　走上一條路，開始時可能人很多，但走著走著人會越來越少，有的人可能走到另外的路上了。所以30年的路走下來非常不容易。從現代漢語以來的文學創作來看，這是一個特別有意義的事情。因為講到20世紀文學，現代文學的前部分基本是青春文學，我們講每個時代的代表作品時，基本是講那個時代青年作家的作品，從“五四”一直講到40年代、50年代、70年代、80年代，但是這個情況到了90年代之後發生了變化。一些80年代就開始創作的作家，甚至更早一點的作家，比如在70年代就開始創作的賈平凹，他們的創作持續了30年、40年。這個不僅僅是時間拉長，而且是在這麼長的時間裏他們一直是時代文學最重要的力量，而且是能代表時代頂層的作家。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語言、任何一個時代，如果只有青春的、青年的文學至少是不夠豐富、平衡、完整的。這個局面，到了新世紀慢慢改變了，這對於中國文學來説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童老師覺得余華其實是有一貫的東西，我非常贊同。從表面上看，余華的變化非常的清晰，好像沒有一個作家像余華變得這麼清晰，80年代的先鋒派，90年代以《許三觀賣血記》為代表的作品，然後再到後來的《第七天》三個階段。其實余華一開始就一直在糾纏文學和現實的關係。這個關係它不是一個點，我們可以把這個關係變成一個光譜，它在不同的時期，關心的是光譜的不同的部分，然後用不同的方法，它的側重點不一樣，所以它表現出來的作品不一樣。

　　80年代先鋒時期，一般大家都特別認可，然後到了《活著》的時候就出現了不同的聲音，最後余華的道路終於走上了岔道，就是《兄弟》和《第七天》。也許在很多人的眼裏，余華從一條很好的路走到一條岔路上去，如果真的是岔路上，那我覺得也挺好，那個岔路也不妨走一走嘛。我們今天處在一個失控、瘋狂的世界，最麻煩的是，我們在這種瘋狂裏面還覺得很清醒，時代亂七八糟的東西到了余華的作品裏面，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東西。

　　張新穎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首位撰寫余華作品評論的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