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最為推崇的兩位前輩企業家，分別是晚晴狀元企業家張謇和民國紡織及麵粉大王榮氏兄弟。一百多年前，張狀元脫袍下海，在晚年自敘中心有不甘地寫道：“張謇農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見富貴人，然興實業則必與富人為緣，反覆推究，乃決定捐棄所持，捨身喂虎。”便是“捨身喂虎”這四個水墨字裏，滲透出百般不情願和對商人身份的自我否定；榮氏兄弟一生從商，以“不與官家搭界”為家訓，低帽

　　過府衙，見官矮半截，而其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也僅限于修橋鋪路而已。榮德生晚年對同鄉史家錢穆説：“五十年後，無錫人記得我，也許就是那座長橋而已。”

　　與張謇相比，王石及他的朋友們，不再以企業家的身份為恥，視之為正當且有榮譽感的職業，並探尋“企業家精神”；與榮氏兄弟相比，王石及他的朋友們保持與政府的對等及“一步之遙”，不再視自我為政府的依附及寄生物，並能夠以更積極和現代的方式參與社會重建。這一景象，可謂最近十年，中國社會最重要的公共事件之一。

　　王石這一代人，少時貧瘠，青春荒蕪，及至壯年，才守到雨霽雲開。日後他們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不可思議，都超出以往的經驗值，他們的成功幾乎都憑藉無畏的勇氣和對秩序的破壞，對命運的西西弗斯式的嘲笑構成一代人共同的姿態。然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並沒有意識到，破壞的終極很可能是對破壞的堅持，若沒有新的建設，破壞本身將成為新的破壞的開始。三十多年來的中國，正是極端功利主義的成功，也是新的詛咒與報應的生成。就這一代人而言，榮譽與財富如同兩根木棒，架于他們的脊背之上，便就成了“名利的十字架”。它能夠帶來的快樂並不如旁人所看到的那麼多，相反，它沉重而累贅，久而久之，竟是生命的負擔。

　　王石能夠從蕓蕓草莽英雄中抽身而出，能夠在萬科高速擴張之際提出專業化的原則，能夠在盛年之時讓出總經理職務，能夠擺脫商務事宜去登山攀峰、去投身社會公益，以及後來能夠獨身遊學于美歐名校、思考更為抽象的人文命題，在很大程度上，也許正是得到了疾病的啟喻和對自我身份的焦慮。

　　我至今記得很多年前審閱王石書稿時讀到過的那段文字：“1978年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經凋謝了。路軌旁拋扔著死豬，綠頭蒼蠅嗡嗡起舞；空氣中瀰漫著牲畜糞便和腐屍的混合臭氣。我正在深圳筍崗北站檢疫消毒庫現場指導給排水工程施工。”

　　在南方小鎮深圳，這位叫王石的27歲文學青年枕著一本已經被翻爛的《大衛科波菲爾》，睡在建築工地的竹棚裏。然後，他醒來，行走，掙扎，一路遠足至今，仍在走向新的不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