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許多人一樣，在翻開這本書之前，我並不知道那艘著名的冰海沉船上竟還有中國人(從他們的姓名拼法判斷，大多都是廣東籍)——— 一共八人，其中六人生還。鋻於當時全船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活下來，而這八個中國人所住的三等艙男性乘客生還率更僅有16%，不能不説他們是相當幸運的。然而，在當時的英美媒體看來，他們之所以能活下來，不是因為勇敢、有急智或幸運，只不過是在混亂中以卑劣手段獲得生機，而這一嚴厲指控的證據，除了一些含糊而矛盾的説辭，説到底就只有一條：那是“中國佬的種族卑劣性”使然。

　　沒有真相，只有各種説法

　　那的確隱藏著許多故事。受卡梅隆導演的電影《泰坦尼克號》影響，我們許多人都不免將那艘沉船的故事設想為一齣浪漫而催淚的悲劇，其中展現著某些人性最好的東西：捨己為人、臨危不亂，甚至那個算是反角的紈绔子弟，多少也情有可原。然而真相通常不大浪漫：這艘象徵著當時最高工業成就的巨輪，也是當時社會階層和種族分化的生動展示———頭等艙每艙位單價是三等艙的十倍，而乘客生還率也是三等艙乘客的2.5倍。然而在當時(很大程度上至今如此)的英美媒體上，談的最多的倒是上流社會的英美白人男子具有貴族氣度和騎士風範的自我犧牲精神，雖然在男性乘客中，頭等艙的生還概率明顯高出一大截。

　　得益於前人極其詳盡的研究(泰坦尼克號可能是古往今來被研究得最徹底的一艘船)，程巍在書中以許多詳盡的數據證明：關於英美男性男子氣概的“泰坦尼克神話”，從一開始就是基於種族和階級偏見的想像所建構起來的。在這次突如其來的災難中，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的上層社會男子，實際上並未展現出超人般的“古風猶存”的騎士精神(遇難的名流富豪都被回憶“死得像個男人”)，船員們也不見得多冷靜而具犧牲精神———相反，船上4名副官和189名男船員都活下來了，而事後據一位女乘客回憶：“那些生還的男子，除了那些被命令進救生艇划槳的，全都是溜進救生艇的。”逃難場面極為混亂，船長竟在事發一小時後，才指揮第一隻救生艇放到海面；而近三小時後，全船已快沉入海面時，仍有兩隻救生艇未準備好就被海浪沖走了。危難時刻，階級表現更為明顯：最先離開的7隻救生艇裏沒一個三等艙乘客(哪怕是女乘客或兒童)，倒有不少頭等艙的英美男乘客；三等艙450名男乘客中僅59人生還(頭等艙則是171比56)。

　　應該説，在那個年代，在突如其來的災難面前，這也算正常的——— 難道還能是別的樣子嗎？慌亂、怕死固是人之常情，優先照顧頭等艙乘客也自可想像，就像電影院失火時都有人高喊“讓領導先走！”如果社會平日並不平等，又如何指望在災難面前人人平等，或某一群體忽然發揚高尚精神？畢竟，在那一刻，多是人的本能最快作出反應。但這裡要反思和批判的，並不是災難本身，而是表現災難的那些話語。

　　在這樣毀滅性的災難面前，真相是最先被犧牲的。實際上，在船沉沒的瞬間，就已經不再有真相，而只有各種説法。在那樣的慌亂中，人所留有的僅有個人的一些主觀感受，僥倖生還者或對自己如何活下來諱莫如深，或出於為死者諱的心態，各種記憶説辭中的誇張、歧異、相互矛盾自是難免。為了搶發報道，記者們未待核實(説實話，又怎麼核實呢)，便將倖存者所説的“故事”作為事實，再添油加醋刊發出去。當時仔細閱讀了相關報道後的蕭伯納便已説過，這乃是“羅曼蒂克謊言的一次大爆發”。這本來也不奇怪，如果我們在一場地震中倖存，也會述説許多死者臨危不懼的感人事跡，到最後已無法分清哪些才是事實，哪些只是想像。災難就此轉變成一系列感人的道德故事。

　　雖然作為中國人，我們不免更關注對船上中國人的遭遇，然而這艘船上的乘客來自22個國家，當時的英美報紙只怕也不是對中國人才另眼看待。愛德華薩義德在《報道伊斯蘭》中指出，西方媒體上的中東世界形象，同樣常常是一些簡化圖景的錯誤再現(m ispresentation)——— 中東人，要麼是揮霍石油美元的巨富，要麼是手持A K 47、絡腮鬍子的恐怖分子。他為此特意使用了一個雙關語“cover”，在英語中既有“報道”之意，又意味著“遮蔽”。對泰坦尼克號事件的報道與敘事又何嘗不是如此？如果沒有了批判和反思，那麼報道即遮蔽。

　　種族主義：一種錯誤的想像力

　　歷史一次次地證明，在考驗人的嚴峻時刻來臨時，人們內心深處最保守的價值觀和偏見都會不可壓制地活躍起來。比如歐美獵巫事件中，被判定為女巫而燒死的人，絕大多數原本就是社區中受人歧視和厭惡的邊緣群體。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人被設想為是依靠卑劣手段逃生、而一些有確切證據是卑劣生還的英美男子卻被淡化，這説起來並不意外。

　　不要忘記，泰坦尼克號不是在真空中沉沒的。一百年前的那個時刻，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夜，享受了長期和平的西方社會內部隱伏著巨大的階級矛盾，而他們對其他有色人種的優越感也正臻于巔峰。1912年的那個早春，雖然中國人已剪掉髮辮，肇造共和，自感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但很長一段時間內西方大眾心目中印象最深的中國人形象———那個拖著辮子、邪惡而陰險、可謂“黃禍”的道成肉身的傅滿洲博士，也是在這一年誕生於英國小説家薩克斯羅默筆下的。通俗文藝及其風行程度往往更能體現一個社會的集體潛意識，從這一點上來説，傅滿洲的形象乃是當時西方人眼中中國人的一個縮影。

　　本書中所批判的那種“種族主義想像力”，正是這種集體潛意識的必然流露。那是一種“類別思維”(categorical thinking)，即通過將人劃分類別而預先作出判斷。在沉船這種戲劇性的混亂場面留下的零碎記憶中，更容易依據某些種族和民族的刻板印象來判斷個體的行為———“因為你是中國人，所以你必然如此行事，不然就太讓我驚訝了。”種族主義之所以是一種壞的想像力，正是因為它建立在一種完全錯誤的類別劃分基礎之上。在那個“黃禍”在西方被喊得震天響的年代，也正是中國人逐漸“變成”黃種人的時期——— 在此之前，中國人並不知道自己是“黃種人”，他們甚至一度被認為是白種人，所謂“黃種人”原本就是一種建構出來的類別範疇。

　　種族主義的偏見也不是憑空掉下來的，因為人的思維總是傾向於將不同的群體分類，在複雜的文化作用下，又將這些類別貼上價值判斷的標簽。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時，謠傳大批朝鮮人趁機作亂，結果日本暴民殺死了三千名無辜的朝鮮人。為何會有這樣的謠言與暴力？因為長期以來朝鮮人在日本社會深受歧視，人們才確信他們真的會“趁機作亂”。

　　這麼看來，這種“種族主義的想像力”説來一點也不令人意外，更不像程巍在書中似乎暗示的那樣，是英美種族主義者才會犯的錯。事實上，東方人也不是對此免疫的。這種刻板印象、歧視和偏見會相互強化，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犯同樣的錯誤，最日常的表現就是某種固化的偏見帶來的“事前的判斷”———“日本人就是這樣的”、“上海人就是小市民”，諸如此類。通過給不同群體貼上標簽分類。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行為常常有賴於這些“默認的設置”，以至於我們很少去懷疑它的分類前提本身就是錯誤的。

　　怎麼看待“西方之眼”？

　　應該説，程巍選取了一個很好的角度。以泰克尼克號海難報道對英美上層和中國人的報道為切入點，極能以小見大，因為在這種極端的時刻最能體現西方社會最真實的潛意識。這也使得全書的分析常帶有某種社會心理的病理學研究味道。

　　批評種族主義或駁倒其背後的邏輯並不難，那即便在西方也早已臭大街了，難的是如何展現當時社會的“想像力”———即便是種族主義想像力。這種想像之中，混雜著真實與虛構、傲慢與偏見，但那不是因為一百年前的西方人格外愚蠢或無知，老實説，你可曾見過哪個年代的某一人類群體總能“正確”地看待其他族群？從來也沒有過。從這一意義上説，分析那套種族主義想像力的敘事，無非是為了通過呈現其謬誤而揭示其背後的社會文化和心理結構，這樣我們才不至於錯誤地認為：這只是那時的西方人才會犯的錯誤。

　　和那場海難事件中任何一位倖存者或報道者相比，本書作者的敘述幾乎是一種全知全能的視角，他以此毫不留情批判了任何“犯錯誤”的歷史角色。不過其批判的特點也正是其弱點所在，那就是，這一批判主要是基於一個中國人的立場。他的鋒芒所指，有時不像是在尋求這一事件背後的豐富意義，倒更像是一位替那些受冤屈的中國人討還正義而竭力辯護的律師。生還的那六個中國人沉默地不曾留下任何證詞，如果説對他們“卑劣行徑”的指控帶有種族歧視色彩，那麼，僅根據推測而為之全力辯護，恐怕同樣不免將爭論意識形態化了。

　　最重要的是，在最後的討論中，作者更進一步認為：當時教科書上不加批判地頌揚泰坦尼克號沉船中英美男子的克制、剛毅、守法、禮讓，從而寄託了針對本民族的“國民性批判”，是某種有害的“西方之眼”的勝利，這樣一種外生的視角最終導致了本民族文化和自我主體性的喪失，産生了一種內化的自卑感。在這裡，他道出了一個民族主義者的終極擔憂和真正用意———反對新文化運動中已有幾分矯枉過正的啟蒙話語。他由此認為新文化運動影響了我們的感知，使中國人無形中過度貶低本土文化，形成一種自我殖民化。

　　對於這個問題該怎麼看呢？確實，我們需要提防在啟蒙批判中走向異化———原本是為了復興本族文化而自我反思，最終卻走向全面否定自身傳統。麻煩的是：現代的文明進程本身就常伴隨著這樣一雙觀看自我的內在之眼，伊利亞斯之所以強調“羞恥感”是文明化最重要的因素，正在於此，因為羞恥感依賴於自身感受到對自己的注視，“文明”正意味著將這種自我強制予以內化。只是當這種“外在之眼”來自外部時，便會帶來自身主體性的喪失與自我困擾。然而，顯而易見的一點是：拒絕自我批判、拒絕啟蒙，也是不可能達成本土文化復興的，問題的關鍵不在“西方之眼”或新文化本身，而在於這一過程，中國人是單純地被表述，還是有自己的主體意識。(維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