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者歸來——讀曾亦《共和與君主》

　　《共和與君主》

　　導語

　　曾亦此書之所以堪稱純正的保守主義，恰在此處。作者沒有扭捏作態以迎合學界似是而非的政治正確，也沒有回避實質的價值層面的衝突，相反，此書行文中隨處可見立場鮮明、針鋒相對、不屈不撓的批評與反詰，讀來或令早已習慣於現代立場的讀者每覺芒刺在背、坐立不安。

　　作者簡介

　　韓潮，青年學者。

　　辛亥百年之前，坊間得見曾亦先生論康有為晚期政治思想的新書《共和與君主》，實是一大幸事。

　　就我目力所見，曾亦此書或者是百年來最為純正的保守主義論著之一。保守一詞，辛亥以來大體是不名譽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海外中國學界發動的激進保守之辯，雖然多少恢復了保守主義在現代中國歷史上的聲譽，但在我看來，其中多少還有狡黠曖昧的成分。比如，海外知識界的激進主義批判其主導性議題是五四運動，而不是辛亥革命。這種保守主義的論調，其策略是很明顯的，説來無非是兩條：一為舍政治而守文化，一為舍辛亥而攻五四。但如若一面撇開辛亥年的革命不論，另一面撇開保守主義應有的政治內涵不談，這種保守主義，恐怕是太輕巧了些。

　　説來，保守主義本是現代世界的異端，是附著于其背上的牛虻。保守主義來到這個世界，從來也就背負著污名，譬如過去常有反動一詞，形容其人其學逆歷史潮流而動，然而倘若果然面對潮流迎逆之情勢，那麼真正的保守主義者必當逆流而行，又豈可因一時之污名而放棄從來信靠的原則——道不同則不相與謀，彼之反動，我之孤往，如是而已。

　　曾亦此書之所以堪稱純正的保守主義，恰在此處。作者沒有扭捏作態以迎合學界似是而非的政治正確，也沒有回避實質的價值層面的衝突，相反，此書行文中隨處可見立場鮮明、針鋒相對、不屈不撓的批評與反詰，讀來或令早已習慣於現代立場的讀者每覺芒刺在背、坐立不安。辛亥百年以來，保守主義偏居一隅，氣息若斷若續，早無酣暢淋漓、元氣充沛的文字，今日得見曾君罕見的“戰鬥式的保守主義”，不由得感嘆：辛亥百年，終於得見，保守者歸來。

　　二

　　初看上去，曾亦先生此書主題似乎僅限于討論康有為晚期的政治思想，但實則作者念茲在茲的是中國傳統與辛亥年革命之間的碰撞。作者以《共和與君主》為名，其實並非專論康有為政治思想中的政體學説——實際上，書中專以君主制與共和制比照立論的章節不過數頁，我私下揣度，作者囑意的當是辛亥年的界限和殊途：首先，就歷史斷代而言，一邊是辛亥之前三千年君主制的古代中國，一邊是辛亥後百年共和制的實踐。其次，辛亥革命也標誌著康有為的君主立憲努力的失敗。辛亥一役，最大失敗者不是清政權，而是康有為等君主立憲派。戊戌到辛亥之間，革命黨人與立憲黨人曾有一場綿延十數年的政治論爭，這場論爭是晚清時期最為重要的政治論爭，或者也是古代中國最後的政治爭論。然而，所有這一切未及澄清分明即在辛亥的隆隆炮聲中嘎然而止。

　　辛亥之前，康有為雖流亡海外，但他一手建立的保皇會(後改稱國民憲政會)在海外華人中的影響力或者還要超過孫中山的興中會，更為重要的是，清政權一日不亡，革命派與立憲派的爭論一日不休，康有為的立憲立場一日就不失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然而，辛亥之後，革命的車輪滾動起來，歷史已全然走向了康有為的反面。康有為倡君憲，歷史走向的是共和；康有為倡漸進，歷史走向的是急進；康有為主“志在大同，事在小康”，歷史走向的是大同世界再造人間。就歷史的邏輯而論，康南海當是徹徹底底的失敗者。

　　不過，曾亦先生此書遵循卻是並非此種歷史的邏輯，相反，作者頗有些為失敗者立言的意味。作者把康有為晚期定為辛亥之後，此説與常見把康有為後期思想定為戊戌之後，多有不同，但這恰也是此書立論的根本。作者開篇首章以“共和後中國之怪現狀”為題，實則引出的問題是康有為對辛亥革命以及對革命後之共和亂象的批評和反思。這與通常所謂康有為戊戌後從最為革新的改革派轉變為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保守派的判斷顯然旨趣大異。一攻一守，其中意味，自不待言。

　　三

　　西方保守主義始於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柏克、邁斯特以下皆然。而此書首章的意旨實有類似的意趣。在我看來，作者似乎挑起了一場從保守主義立場重審辛亥革命的論爭。從表面上看，革命派是成功者，立憲派是失敗者，但革命非但沒有解決保守主義立憲派的疑難，反而進一步激發了保守主義對革命共和對現代性的反思，這就是首章名之為“共和後中國之怪現狀”的原因所在——就此而論，康有為的晚期思想難道不應稱作現代中國的“辛亥革命沉思錄”？

　　民初亂象，本是一個昭然的事實。辛亥之後，康有為早有“嗚呼噫嘻吾不幸而言中”之論，又自創《不忍雜誌》，其發刊詞謂“見諸法律之蹂躪，睹政黨之爭亂，慨國粹之喪失，而皆不能忍，此所以為不忍雜誌”。而在1923年致吳佩孚的電報中康有為甚至有一句憤激之詞，“十二年來號稱共和，而實共爭、共亂、共殺，以召共管而已”。不過，此前的研究者多未能嚴肅對待康有為對民初社會政治亂象的批評，可能在他們眼中，無論是康有為“不幸而言中”的慨嘆抑或是所謂“不忍”之辭大概都是政壇失意者的無謂呢喃罷了。再加上康有為對民國政治的不滿，導致他參與了1917年張勳主導的復辟，於是乎“封建餘孽”的帽子是徹底坐實了。

　　我不敢説此書作者是真正同情地了解康有為晚年焦慮所在的第一人，畢竟此前蕭公權先生汪榮祖先生都為晚年康有為的思想做了較為充分的辯護，但如作者此書第一章分別以“政治之分裂”、“民生之凋敝”、“風俗之敗壞”三個角度透視共和後中國的整體亂局，並名之為“共和後中國之怪現狀”，或者才是真正站在康有為立場上的反省。作者借康氏反思所陳列的史實如民初的軍費開支、外債水準、民生狀況等等無不説明，若論社會總體的敗壞程度，民初實則有甚于清末，而康有為對民初社會政治狀況的焦慮絕非政壇失意者的無謂呢喃，相反是句句切實有所指。

　　我稍加補充的是，即便是康有為寄託過高實則無能為力的復辟經歷，亦非全然無當之舉。康有為本人一再聲稱，此舉無非是效倣查理二世復辟克倫威爾共和國的經驗，或者更有以光榮革命終結一切革命，也未可知。更何況，康有為對當時共和格局的不滿並非出自個人的私怨——試舉一例，張勳復辟之時，嚴復雖未參與其中，但卻認為，“復辟通電，其歷指共和流弊，乃人人之所欲言”。

　　事實上，民國初年共和之後，有一個不為人注意的思想史現象，就是老新黨與新新黨的分野、以及老新黨們的集體後撤。落伍的康有為和嚴復自不待言，就是作為辛亥革命重要參與者之一的章太炎也在晚年回歸他曾一度痛砥的本土傳統，甚至歐遊之後的梁啟超對現代性的認知也複雜了許多。何以曾經的維新者、曾經的革命者、曾經的西學譯介第一人在革命之後反倒集體性地後撤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