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內經》 與人才管理

　　軒轅黃帝 梁啟德作

　　中國傳統醫學四大經典著作之一——《黃帝內經》

　　文/鬲向前

　　《黃帝內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之作，它不僅僅是一部經典的中醫名著，更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巨著，包含著哲學、政治、天文等多個方面學科的豐富知識，作為一名人才管理工作者，我想談談《黃帝內經》一書對人才管理的啟示。

　　適才適用

　　《黃帝內經》在對診病方法的運用時，“知一則工，知二則為神，知三則神且明”（《靈樞邪氣臟府病形》），並將能否全面地運用多種診法作為評價醫生水準高低的標準。

　　《黃帝內經》第七十二篇通天：“少師日：蓋有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這段文字大意為太師對黃帝講，人可分為太陰型、少陰型、太陽型、少陽型、陰陽和平型五類，其中不僅説明他們不同的體質及生理特徵，而且詳細描述了他們不同的言行特徵和思想品性，古代長于使用針艾治病的人，要根據上述五種類型而施治，實症用泄法，虛症用補法。在第六十四篇的《陰陽二十五人》中更是以陰陽五行為基礎，根據人的體貌特徵，詳細地歸納出了二十五種不同類型。體質影響著人對自然、社會環境的適應能力和對疾病發展的傾向性等，進而還影響著個體對治療、養生、預防等措施的反應性，從而使人體的生、老、病、死等生命過程，帶有明顯的個體特異性。這種中醫氣質論的描述中有明顯的道德評價色彩，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價值取向，但《黃帝內經》高度重視個體的體質差異及其對健康與疾病的影響，最大限度地獲取疾病的外在資訊，治療方案落實到每個病人，治療措施豐富多彩，更好地做到對症下藥，這也是人才柔性管理應當遵循的一項原則，有的放矢、知人善用地使用人才，只有最大限度地認識、了解，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才的作用。

　　人才任用以德為先

　　《黃帝內經》以醫道醫德盡顯人道品德。“余聞先師，有行必減弗著于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于後世，無有終時。”可見，黃帝的形象，是個唸唸不忘民眾疾苦、以天下病痛為己病痛的形象，其憂民意識，令人感懷。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時時不忘要流傳後世，造福子孫的思想，更是表現了高瞻遠矚、胸襟博大、責任擔當的優秀品質和可貴精神。連岐伯都情不自禁地讚嘆他：“遠乎哉問也。”（《靈樞師傳》）懇切求教療法，處處可見。問的之多之細、不厭其煩，令人深感其對生命無微不至的關懷之情。

　　德，作為中國古代自然觀的重要範疇，其外延，最終已轉化為形成天地萬物及自然天象運作的客觀規律，而人才以內在之“厚德”外化為才學之“載物”，也是一種順應自然和諧的內外統一。《內經》的生命觀告訴我們，人的身、心、行共同構成了生命，三者整合才能使人和諧發展。“德”管的就是心，身心不合，無以“扶正祛邪”，人才的選拔任用，也是應該遵循德才兼備，以德為先，與時俱進，和諧發展，這也是我們新時期人才選拔任用的標準。

　　人才培養的重要性

　　在人才管理上，雖然發現人才是得到人才的一個重要途徑，但有針對性地培養人才更是一個重要的捷徑。從某種意義上講，發現人才是得到人才的被動方式，而培養人才則是得到人才的主動方式，更能夠保證事業的進步和發展。

　　《黃帝內經》認為，作為主體的人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與無知的物質自然界不同，其表現之一就是人有智慧，能“知萬物”，能認識萬物的所以然。能積極避免自然和社會的不良侵襲，等等。《黃帝內經》強調要發揮作為自然界相對獨立主體個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在人的有目的、有意識的社會實踐活動中，加深對環境的客觀規律和人體內在機制的認識。而對於人才的培養鍛鍊，必須有一個平臺，使之與具體的感知或經驗聯繫在一起，與具體的問題聯繫在一起，通過社會實踐來提高認知能力、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這些論述提示我們，不僅要重視發現和選拔已有的人才，更啟發我們，培養人才是戰略上的大事。人只有經過學習、培養才能成為無價的國寶。因此人才不是由先天稟賦決定，而是必須經過後天歷練，只有預先著意培養，經過實踐、錘鍊，人才才能成長提高，才能做出應有的貢獻。

　　人才群體的優化匹配

　　《黃帝內經》進而揭示了肌體器官協作的重要性，我們的人才管理則在肯定人才的個體作用的同時，更要重視建造合理的人才群體。《黃帝內經》第八篇《靈蘭秘典論》中：“黃帝問曰：願聞十二臟之相使，貴賤何如？岐伯對曰：悉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為天下則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大意是，黃帝問道：我想聽你談一下人體六臟六腑這十二個器官的責任分工、高低貴賤是怎樣的？岐伯回答：心，主宰全身，是君主之官，人的精神意識思維活動都由此而出。肺，是相傅之官，猶如相傅輔佐著君主，因主一身之氣而調節全身的活動。肝，主怒，像將軍一樣勇武，稱為將軍之官，謀略由此而出……以上這十二官，雖有分工，但其作用應該協調而不能相互脫節。否則包括其本身在內的十二官就都要發生危險，各器官發揮正常作用的途徑閉塞不通，形體就要受到嚴重傷害。在這種情況下，談養生續命是不可能的，對於政權管理也同樣是危險的。

　　在這段話中，《黃帝內經》的作者直接將人體系統和社會系統進行同型比較，突出了選舉賢能以及彼此聯動的重要意義。同理，人才群體的優化匹配既是一個集腋成裘、個體脫穎而出的自我提高過程，更是一個相互聯動、最終産生眾志成城效應的一個和諧有機整體。

　　大道至簡。《黃帝內經》“不治已病治未病”站在理性思維的高度，跳出了治病對抗性思維的界限，將疾病預防于未萌之前，高明的醫生並不局限于治療已經發生的疾病，更應著眼於人體內外環境之間關係的協調與調理，使其不産生病症。這種思想經過衍生和發展，至唐代就成了“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的泛醫學思想，即將人類社會、人(包括人群)和人體所患的疾病都納入了醫學的視野，表現了跳出醫學來認識醫學的勇氣和智慧。借鑒到人才管理工作方面，首先是關注內在、關愛個體，德才兼備再去打拼，去應付外在的事情。人才的群體則如同人體，各司其職，各盡其責，高下不相搏，這種內外形神的和諧統一不僅是組織體系健康的標誌，更是産生強大合力的基礎，我們的人才管理就在於研究如何培養優秀的個體，建立和諧的群體，如何激發並形成最優化最強大的合力，投身於我們最廣闊的時代建設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