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文案》

　　這是一部描述1949年以後的三十年中中國當代文學史著名案例的研究著作。具有非常紮實的案頭功夫和探幽索微、引人入勝的寫作風格。

　　1949年以後，中國當代文學與政治、意識形態緊緊捆綁，制度力量非常強大，寫什麼和怎樣寫都取決於文藝政策和部署。當代文藝面對的往往不是人而是物：體制、政策、形勢、運動等等。過去研究作家作品的成敗，一般從其自身找原因，而在當代，必須從社會總體找原因，其自身原因退居次要乃至微不足道。因此當代文學史不是一部緣創作而延續的歷史，而是一部隨時被它外部的強大社會現實因素所牽制、影響和操縱的歷史。從特殊性言，當代文學史不是作家史，不是作品史；是事件史、現象史和問題史。因此，《典型文案》和以往對文藝和文藝史的研究都強調主體性，把作家藝術家的才能、性情、修養視為原動力不同；《典型文案》一書對當代文學史的研究，重心放在了“關係”的發微、辨析和闡釋上。當代文學史上存在一些集中反映了當時文學境狀的典型人物，還有樁樁件件交織著錯綜關係的文學史案例。分析它們，品味它們的諸多細節，成了《典型文案》主要的內容。這本書，是關於新中國六十年當代文學的一份“檔案”。其中，無論對人、事、史，均致力於考辨梳攏，抉微索隱，陳其概要。是一部理路謹嚴、具有思辨光芒和智慧含量然而又文采斐然的作品。

　　作者簡介

　　李潔非，生於安徽合肥。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先後在新華社、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供職。八十年代中期起從事當代文學批評，後轉向專項研究，兼事小説、隨筆和史傳寫作。歷年出版著作主要有：《告別古典主義》（1989）、《小説學引論》（1995）、《迴圈遊戲》（1997）、《城市像框》（1999）、《漂泊者手記》（2000）、《龍床》（2006）、《典型文壇》（2008）、《解讀延安：文學、知識分子和文化》（2010）等。

　　書摘：王蒙、浩然談劉紹棠

　　1956前後，劉紹棠明顯地表現出“亢龍”之相。他是如此志滿意驕，以至於任何場合、對任何人都不加掩飾。我們來看看同時代文壇上兩個青年俊傑的描述。

　　王蒙在其自傳第一部《半生多事》中，幾處涉及劉紹棠。一處説：

　　在這個會議（指“青創會”—引注）上青年作者們最常説的詞兒有這麼幾個，一個是“發”，可不是如今的發財的意思，指的是發表，誰的什麼什麼作品發表了。這就立刻顯得高人一等，誰的什麼什麼作品不發表了，就是失敗了倒楣了江郎才盡了前途暗淡了。第二個是集子，因為大部分與會者都是寫短小作品的，誰作到了把自己的短小作品集合出書，誰自然比僅僅在報刊上印成鉛字又高明成功了許多。第三個詞是入會，像劉紹棠什麼的，早已經加入作協成為會員，又比我輩寫了個把東西就來開會強得多闊得多了。

　　這三個“最常説的詞兒”，劉紹棠恐怕是唯一盡得風流之人。“發”得最多，也有“集子”，還已經“入會”。而王蒙當時僅僅“發”過兩篇作品，舍此再無資本，相形之下，用他的話説“只有汗顏”。不過，體味王蒙行文，這個“汗顏”與其説是他自己覺得，毋如説是在別人炫耀之下被迫覺得。儘管他只是隱隱約約將劉紹棠的名字輕輕點了一下，但那個“強得多闊得多”、大肆炫耀者的身影，還是躍然紙上。

　　假如上面那段話，所指尚嫌朦朧，那麼翻過一頁，人物形象就變得極為鮮明瞭：

　　而從劉等人的口中，我也知道他們是怎樣地帶幾分輕狂，輕視和厭惡一心熱愛文學，而未必有成就的可能的青年人。他用相當不友好的話對另一個青年作家説：“你就撅他！駁兒他！千萬別搭理他！”我和他們最終也無法完全打成一片。我一上來就夾在當間兒啦。

　　這百十來字，是一幅微型肖像畫，指名道姓描繪了1956年劉紹棠公開場合的表現。“輕狂”是文眼，“輕視和厭惡一心熱愛文學，而未必有成就的可能的青年人”是其具體表現，對話則是所有這一切的形象化。

　　那麼，是不是王蒙心懷妒意而刻薄為文，致使筆下有所誇大呢？我們再去看看另外一個人的描述，他便是浩然。從生活文化背景以及創作題材論，浩然、劉紹棠之間的相似性，大於王蒙、劉紹棠之間的相似性；同時，他們彼此的淵源也深得多。所以，浩然對劉紹棠的感受，比王蒙更具參考價值。

　　據説，早在1951年他們便打過交道。那時，劉紹棠以“十五齡童”已經“發”了十幾個短篇，還獲過獎，在保定當上了《河北文藝》見習編輯。浩然卻在薊縣無望地收穫連篇累牘的退稿。這些退稿中，有一篇就來自劉大編輯。《劉紹棠傳》説，“按當時規矩，退稿信只能加蓋編輯部的公章，不許編輯個人署名”，劉卻“因對浩然很有好感”，在退稿信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鄭恩波先生把這件事當作浩、劉友誼來寫，説“浩然把紹棠的這封信保存了多年，即使在天寒地凍、風雨飄搖的年月，也沒有舍得毀棄。”然而，查《浩然口述自傳》，所涉劉紹棠筆墨甚多，關於此信卻只字未提；推測起來，縱有此事，它于浩然恐怕也非“溫馨”記憶。

　　若以《浩然口述自傳》為據，浩然對劉紹棠的回憶，只有負氣和不快。他回憶的起點是1954年，當時，浩然慕劉紹棠之名，託人稱劉紹棠“小兄弟”的從維熙牽線，彼此認識一下。叢當即表示不成問題，説大家“都是冀東老鄉，你們倆一見面準能成為好朋友”。約好星期天在叢維熙工作單位北京日報社見面。那日，浩然“早早地從通縣專區記者組動身”，趕進城來找到北京日報社，在門口左等右等不見人來，眼看是中午，浩然就打聽了叢維煕宿舍地址自己去找：

　　我按照門衛的指點，繞到東邊拐進頭條衚同口，一邊往西走一邊查看門牌號碼。正在走著查著，忽見從維煕從衚同的對面走來，旁邊跟著一個人，跟我們一樣都是年輕人。那人胖胖的，有點黑，戴著近視眼鏡，不用問，他一定就是劉紹棠。我高興地喊一聲“從維煕”，隨後大步地迎上前去。從維煕見了我，微微發了一下楞，立刻停住腳步説，你説的事兒讓我忘了。他指指身邊那個胖乎乎的人介紹説，這就是劉紹棠。我趕緊朝劉紹棠伸出手。劉紹棠看我一眼，伸手跟我握了握，客氣地笑笑。從維煕又介紹我説，這是梁浩然，《河北日報》的記者！話未説完，劉紹棠臉上的笑模樣像凝住了似的，他打了個難解其意的手勢，眼神不再對著我，説他現在很忙，就連中央大報的記者採訪，也得事先約定時間，以後有時間約定時間再説吧。話音剛落，他就繼續舉步前行，不再理睬我了。

　　説起這一幕，晚年浩然自嘲曰“追星族”，被人家當成“糾纏者”，對劉紹棠則以“名人”相稱，説他“正處於‘幼稚可笑’而又自視成熟、很了不起的年齡段”。浩然坦言，後來劉紹棠掉落雲端，自己內心很長一段時間都“認同別人對他的批判”，“我尤其認同批判他‘狂妄和個人主義’”。

　　連王蒙、浩然當時都從劉紹棠那裏受了一肚子氣，其待人的輕慢、驕矜以及毫不屑于掩飾，可見一斑。

　　浩然還講到後來批判會上一個細節：

　　一個上臺批判發言的人是劉紹棠在通縣潞河中學的入黨介紹人。他揭發説，劉紹棠在中學念那會兒，沒成名時稱他為“教師”，有了點名氣改稱他為“同志”，乃至成名入黨了，他口吐狂言“共産黨吸收我入黨是共産黨的光榮，如果不吸收我入黨是共産黨的損失！”

　　未知揭發者屬於信口雌黃，抑或言之有據；如果劉紹棠當真講過那種話，批他一句“口吐狂言”，真不為過。

　　此時他的“自我膨脹”，還有一個突出例證。就在他佔盡風頭的首屆“青創會”上，他高談闊論、大放厥詞，“攻擊文藝界領導”。2007年12月《黨史博采》一則史料稱：

　　當時劉紹棠創作勢頭正順風揚帆，不免有些年輕氣盛。1956 年春天，全國青年創作會議上，劉紹棠帶頭髮言，對當時文藝界存在的問題發表了一通意見。大會的一位負責人，將此事告到了團中央。團中央的一位書記要處分劉紹棠，可胡耀邦不同意。這事鬧得很大，又牽涉到不歸團中央管的文藝界，胡耀邦便把劉紹棠找去談話。他在肯定了劉紹棠一些觀點還不錯的同時，又批評他不應當在大會上不冷靜；還説這是延安時期“輕騎隊”的作風；同時批評劉紹棠不該口出狂言，攻擊文藝界領導……（李永軍：《胡耀邦與劉紹棠“不請不來，請也不來”的一次談話》）

　　我所閱資料中，都沒有具體指出這位“文藝界領導”是誰，不過，在王蒙自傳裏看見過閃爍其詞的一段，那是1957年2月周揚就《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約見他的情景：

　　……通過開青年作者會（即“青創會”—引注），我也知道一些青年作家是怎樣地口出狂言，惹惱領導。這時周皺著眉頭説，有一個表現很不好的青年作家，叫什麼呢，他揚言蘇聯十月革命後的文學成績不如革命前，中國延安文藝座談會後的文學成就不如座談會前。你對此什麼看法？

　　我完全體味到了這個問題的敏感性與嚴重性。我知道他説的是劉紹棠。我回答説，談這樣重大的問題，應該有更全面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更嚴肅的立論，而不能隨便一説。

　　王蒙下筆羚角挂角，很難判斷被劉紹棠“攻擊”的文藝界領導就是周揚，不過，從胡耀邦重視和為難的程度看，應該不是“一般”的領導。

　　胡耀邦把劉紹棠叫去“面責”時，還説了一句：“你連我也看不起……不愛聽我的刺耳的話，喜歡聽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話。”雖無認真怪罪之意，但劉紹棠之“狂”，著實堪驚。如果再年長十歲，如果人生經驗裏曾有過一些坎坷，他大概能夠避免翌年的厄運。

　　（摘自李潔非著《典型文案》，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