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

1973年3月，哈爾濱的知青下鄉運動。李振盛 攝

《失落的一代》，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年1月版，45.00元。

潘鳴嘯

　　美國學者托馬斯伯恩斯坦1977年出版了《上山下鄉：中國的知青運動》一書，他認為知青下鄉的根本原因，是為了解決中國走向現代化過程中城市面臨的就業壓力。這一觀點曾引起很大反響。近日，法國學者潘鳴嘯的《失落的一代》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推進了對於知青史的研究。中國知青研究專家劉小萌等對這本書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不久前，潘鳴嘯做客北京，記者專訪了他。

　　潘鳴嘯

　　原名Mich elBonnin，法國漢學家，在巴黎獲哲學學士，中國語言與文化學碩士及歷史學博士學位。現于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國當代史。早在20世紀70年代，即開始進行有關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研究，在多種法文或中文刊物發表論文。

　　潘鳴嘯經歷

　　意外進入知青研究

　　法國人潘鳴嘯在中國一幫老知青群裏頗有人緣，這些老知青們都視他為朋友，叫他“老潘”。有十多年的時間，他每年都到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走訪當年的知青。

　　潘鳴嘯進入知青研究領域完全是一個意外。1973年，他隻身一人到香港。當時，潘鳴嘯甚至收集了一些在知青中傳唱的偷渡歌謠。一次偶然的機會，他遇到了幾個從廣東偷渡到香港的知青。西方人都知道紅衛兵，但沒有人聽説過知青是怎麼回事。老潘與這些偷渡者進行了長談。他們講述的讓老潘大為震驚。在一位法國記者的建議下，潘鳴嘯給香港知青們做了一次集體採訪，合作出了一本《20歲在中國》。這就是潘鳴嘯進入知青史研究的“意外”。

　　上山下鄉，預防與懲治

　　新京報：在你《失落的一代》出版之前，有關知青的圖書可謂汗牛充棟，你作為一個“旁觀者”，一個外國人，跟中國學者做這樣一個研究有什麼不一樣？

　　潘鳴嘯：可能我問的問題就不是完全一樣的。我不只是關心這個運動，而且要從這個運動了解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至少是毛澤東最後10年的中國。而且，我也想了解從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怎麼轉到改革開放的中國，所以我特別注重1978年到1980年間的回城風。

　　我在調查和研究中發現，本來知青未被允許一下子回城，1978年10月份到12月份，有一個很長的中央工作會議，就是談這個問題，會上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後來，他們決定，這個運動會結束，可是要有程式，慢慢結束而不會一下子結束。當時有插隊知青和農場知青，插隊知青在農村，要靠自己的工分來吃飯，農場的知青是每個月發工資，雖然工資不高，可是至少他們可以吃飽飯。所以，那次會議決定，農場的知青不回城，以後以職工的名義留在那裏。這些知青聽到後非常不高興，覺得他們沒有希望了，所以鬧得比較厲害。有很多所謂的群體的行動，他們罷工，絕食……有一些人到北京去請求。

　　後來，政府覺得，如果要強迫、強制性地延續知青運動的政策，不會有好結果，所以他們就准許知青一下子回城。由此引發了較大的失業問題，可是他們當時覺得，還是儘快解決這個問題較好。類似這樣的視角，中國學者關注的力度不一定有我大。

　　新京報：你在書中説過，讓知青上山下鄉“具有預防及懲治的功能”，具體來説，預防的是什麼？

　　潘鳴嘯：從1966年中到1968年，“文革”開始，中國非常亂。可是，不可以長期的亂下去，不然一個社會不能生存。到1968年，毛澤東可能已經完全了解，一定要恢復秩序，要不然就沒辦法了。

　　恢復秩序就不可能讓紅衛兵繼續鬥爭。最大的麻煩在於，1968年的紅衛兵組織，都説代表毛澤東思想，認為對方是叛徒，是修正主義者，我們才是好的毛澤東的學生。他們互鬥非常厲害，很多人死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把全部的知青解散到廣大的中國農村。

　　新京報：那麼什麼是“懲治的功能”？

　　潘鳴嘯：就是我剛才説的，他對那些紅衛兵有一點不滿，他覺得他們沒有完全按照他的話做事，他們繼續鬧武鬥。而且他覺得，從1949年到1966年的教育制度是修正主義的，是資産階級領導的，這批年輕人是被毒害了，應該再教育。所以毛澤東説，知青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所以，知青下鄉有一種懲罰的意思。

　　那個時候，很多知識青年，特別是當過造反派的那些紅衛兵，就感覺到這是對他們的一種否認。這一點，也可以跟“文革”前的上山下鄉運動做連接，“文革”前的上山下鄉運動，特別是上世紀60年代的上山下鄉運動，從1962年到1966年，基本上是把出身不好，有家庭問題的人趕到別的地方，也是屬於再教育他們，改造他們。所以，有一些知青覺得這政策是對自己的懲罰。

　　“三大差別”並未縮小

　　新京報：你在本書中揭示，毛澤東試圖通過上山下鄉運動縮小“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三大差別，請具體談談？

　　潘鳴嘯：當時一邊倒學蘇聯，也是蘇聯專家來幫助中國發展。這個發展模式對農民不利，要犧牲農民來搞工業現代化。就當時的情況來説，要縮小三大差別很空洞。因為你把城市的知青派到農村，能解決城市和農村平等的問題嗎？你只是把有一點特權的一部分人扔到一個沒有特權的地方，可是農村的勞動力本來已經太多了，這種做法反而增加了農村的負擔。實踐的結果，並沒有實現理想目標。

　　新京報：所以，你認為“上山下鄉”也使農民和知青更加了解當一個城市人的好處。

　　潘鳴嘯：這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是很多知青、農民跟我講到的。本來很多農民從來沒有進過城，知青使他們知道了城市。法國有一個知青作家叫戴思傑，他寫了一本《巴爾扎克與小裁縫》，還拍了電影。裏面寫到，一個男知青跟一個女青年農民産生了愛情，那個女青年農民很羨慕城市，後來她跑到城市去了。

　　而那些知青到農村以後，他們發現體力勞動很艱苦，農村沒有什麼文化活動，精神上也會覺得很痛苦，所以還是會覺得城市好。所以，上山下鄉運動根本沒有縮小三大差別，反而讓知青和農民更加了解差別所在。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把城市的人口送到農村，只有農村的人口為了過更好的日子到城市，這是一個歷史的現象，你不能反對———所以很多知青都説，上山下鄉是把歷史的輪子倒過來了。

　　新京報：你的書裏寫了很多知青典型，這些典型是否真正起了帶動作用？

　　潘鳴嘯：我書裏提到過一個我認識的知青，他出身很好，父親是高級幹部，到鄉下後被當成知青模範。那些幹部對他説，你要説你要一輩子紮根在農村，如果你以後經常説這樣的話，是會帶動其他的知青的。如果你起到了這個作用，你不用擔心，以後你很快會回城的。他説，自己那個時候拒絕這麼説，因為他覺得這完全是自欺欺人。他説，如果自己拼命説要紮根，一年以後第一個回城，那其他的知青會怎麼想？結果必然是對什麼都不信。

　　事實上，這些知青模範對其他的知青沒有太多的正面帶動作用。只是在開始，動員知青下鄉的時候有一點作用，那個時候學校和街道幹部合作，動員知青：你們學校的比較好的學生他第一個報名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那你怎麼辦？這種説法是一種壓力。

　　反思“烏托邦”

　　新京報：學者吳思的自述中説，上山下鄉後，他非常積極，但是發現事與願違，後來就開始反思。食指、北島的詩也是從“文革”開始創作的，是否可以説，上山下鄉這個運動推動了知青對於現實的思考？

　　潘鳴嘯：我完全同意。這個運動對這一代人思想的推動影響很大。比方説，北島寫的最有名的一句詩就是：我—不—相—信！北島沒有當過知青，可他的朋友都是知青。他經常去找白洋淀的芒克，他們都一起討論、反思。後來，在北京天安門發生的“四五運動”，參加的大部分人都是知青。上山下鄉改變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我在1979年就來中國做商業翻譯，天天跑到西單看大字報，覺得很有意思。我跟知青們談話，他們説我們反思了，我們不可能再有一個“文革”了，那麼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應該有民主、法治。因此，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有一種連接，新一代和老一代的改革派連接在一起了。

　　新京報：對青年實行改造的結果如何？

　　潘鳴嘯：我覺得完全失敗了。知青到了農村，沒有變成雷鋒，反而變得非常現實，學會了為自己的利益奮鬥。因為他們的情況太艱苦，一定要成功回城。如果需要討好幹部，有時候也得説一些另外的知青的壞話，這樣做是沒辦法，要不然回不了城。烏托邦太不實際，知青們就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所以我的書在扉頁上用了舒婷的一首詩《一代人的呼聲》。

　　上世紀80年代初，改革最成功的就是農村政策，解決了農村最基本的問題。因為很多年輕知識分子都當過知青，非常了解農村，所起的作用也很大。因為那些知青在那待了幾年，他們完全了解農民想什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