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精神》：金融危機方顯“動物本色”

　　中國已到了社會利益衝突不斷強化的深水區，社會群體在加速分化，我們呼喚並倡導“動物精神”，實質上就是在呼喚市場經濟機制的復歸，它符合人類在自發競爭中提高績效和競爭能力的天然理性。

　　夏業良

《動物精神》

　　[美]喬治阿克洛夫

　　羅伯特希勒著

　　黃志強譯

　　中信出版社

　　2009年7月第一版

　　234頁，34.00元

　　經濟學家對動物精神的闡述，源於宏觀經濟學分析框架的構建者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代表作《貨幣利息與就業通論》。當時，凱恩斯用“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來突出個人（企業家）信心對經濟後果的重要作用：要使國家恢復市場經濟秩序，帶動經濟走向繁榮，投資家和企業家必須在預期並不明朗時依靠他們的勇氣或冒險精神，把他們的錢再度投入市場之中。

　　行為經濟分析有助於改善經濟政策的有效性

　　在經濟學説史中，許多經濟學家都曾研究和關注人類的經濟行為和心理預期，並展開一系列視角和方法不同的分析。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的《人類行為》（Human Action）可以説是其中一部具有重要開拓意義的著作。

　　這一著作為建立在米塞斯人類行為學基礎上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展示了一個案例分析，或者説是對人類決策行為的理性調查。此作排斥經濟學中的實證主義，捍衛一种先驗認識論，並且以方法論個人主義和絕然確定性作為基礎來鞏固其人類行為學。米塞斯認為：自由市場經濟不僅把政府計劃經濟體制遠遠拋在後面，而且最終成為文明本身的基礎。

　　對於米塞斯來説，經濟難題就是行動或行為的難題。人類通過行動驅散不安的感覺，但只有當他理解他想要滿足的若干目標以及可獲得的手段之間的因果關係時，才能在行動中獲得成功。

　　人類屬於因果關係世界的事實意味著：在有關如何滿足其目標方面，他面臨明確的選擇。人類行為是選擇滿足目標之最佳手段的人類理性的應用。理性的心靈對不同的選擇給予估價和評分，這就是經濟計算（economic calculation）。

　　人類行為涉及動態機制。行動的反面是無行動和不作為，更有甚者，行動的反面是滿足。在充分滿足的狀態中，沒有行動，沒有努力去改變事物的現存秩序。人類之所以會行動是因為人類從不會充分滿足，並且永遠不會停止。這看起來似乎很簡單，但現代經濟學就是建立在滿足-均衡分析和無差異條件的基礎之上。雖然有些經濟學家構建了動態模型，但是動態均衡的概念是由米塞斯奉獻的。

　　實際均衡也許涉及迴圈的週期，而不是真實的動態機制。真實的動態機制涉及非重復的演進變遷。米塞斯以“剩餘的簡單狀態”（the plain state of rest）來解釋動態變遷。剩餘的最終狀態涉及充分滿足人類慾望的完備計劃。“剩餘的簡單狀態”是從過去的人類計劃中派生出來的一種暫時性和不完全均衡。雖然任何計劃的集合都是不完備的，行動意味著試圖改進每一連續的計劃集合。從一種“剩餘的簡單狀態”移動到另外一種，展示了變遷的進程，不是演進的變遷便是非演進的變遷。

　　米塞斯把進步與利潤聯繫在一起。來自自願交易的利潤是經濟成功的標誌。正是利潤的貨幣計算指出了企業是否産生了顧客福利的凈增加以及是否覆蓋了真實的經濟成本。米塞斯在經濟計算與貨幣計算之間得到的緊密聯繫引導他得出這樣的結論：市場價格（貨幣利潤是在此基礎上計算出來的）是改善人類條件之進步所必需的。沒有市場就沒有價格，沒有價格就沒有經濟計算。米塞斯的一個沒有得到足夠重視的觀點是，貨幣計算主要發生在金融市場。貨幣計算是極其重要的。

　　米塞斯強調企業家的重要性，因為正是企業家實際上進行了貨幣計算。這一事實把企業家置於所有進步（和失敗）的中心。那些比對手更精確地估測了成本的企業家獲得了高額利潤，同時也為顧客提供了服務。此類人在産業中崛起成為業界的佼佼者，那些在計算中出現嚴重失誤的企業家則經歷經濟損失並停止直接生産。米塞斯描述了對企業家才能的這一市場測試，作為真正發生作用的唯一試錯程式。貨幣計算、經濟投機和企業家精神的概念形成了米塞斯對社會主義批判的基礎。

　　而凱恩斯則認為，影響人類行為的情感可以由消費者信心來加以測度。信任也可以被包括在“動物精神”之中或者經由它而産生。除了由投機所引發的不穩定性之外，還有人類本性特徵所引發的不穩定性，我們積極行動的相當大一部分動力依賴於自發而無意識的樂觀主義，而不是依賴於數量化的預期，無論是道德的、效用主義的還是經濟的預期。

　　大多數經濟行為源於理性的經濟動機，但也有很多經濟行為受“動物精神”的支配，人類行為並不總是理性的。預期具有可變性，這種可變性常常由“動物精神”所驅動。人們在不確定的經濟環境中所進行的長期預期包含很大比重的非理性衝動。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州伯克利大學的喬治 阿克洛夫教授和行為金融學的代表人物、耶魯大學的羅伯特希勒教授在他們近期暢銷的《動物精神》一書中，對凱恩斯的動物精神一説作了這樣的闡述：“動物精神這一術語在古語和中世紀拉丁文中被寫成spiritus animalis，其中animal一詞是‘心靈的’或是‘有活力的’。它指的是一種基本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力。”

　　在現代經濟學中，“動物精神”具有略微不同的含義，作為一個經濟學術語，它被用來特指經濟的動蕩不安和反覆無常，還意味著我們和模糊性或不確定性之間的特有聯繫。有時候，我們被它麻痹，有時候它又賦予我們能量，使我們振作，克服恐懼感和優柔寡斷。

　　有關長期契約與理性預期的理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少經濟學家認為，應當在宏觀經濟學理論中引入“動物精神”的理念，尤其是那些研究就業與工資波動的勞動經濟學家。比如工人反對降低他們的貨幣工資（實際上是名義工資），而僱主在經濟困境壓力下不情願支付原有工資水準，因而出現偏離充分就業的失業現象。這樣的博弈造成工資水準在較長時期內的緩慢上升。

　　根據這一説法，由需求變動引起的就業波動是因為工資和價格並非同時設定的。在宏觀經濟學中，這一概念被稱為“交錯契約”。為了説明交錯契約，首先我們應當了解長期勞動契約論的內涵。

　　長期勞動契約論認為：勞方為避免勞動市場風險（工資變動和失業風險），希望與資方簽訂長期契約；資方為了減少談判成本，以及談判可能引起的勞資摩擦也同意簽訂長期契約。這就使工資水準和就業水準難以隨市場變遷而變遷，使工資具有粘性。 新凱恩斯主義者斯坦利費希爾用一個長期勞動契約模型説明，儘管有理性預期存在，積極的貨幣政策還是能影響實際産出。他從單期契約、交錯契約和指數化契約分別説明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

　　如果所有的長期契約都在某個時期中簽訂，經濟中就盛行單期契約。在理性預期的基礎上調整工資，工資水準與某一時期以前的所有的資訊相關。就業水準由引致需求決定。當生産中需要的勞動力增加，其工資也提高時，影響總産出水準的只是隨機擾動。如果貨幣是中性的，那麼，在充分就業時調整工資，貨幣對産出就沒有影響。

　　假設人們在任何時期都會知道下個時期的貨幣供應量，在工資契約調整時，名義工資就能反映期望價格水準，以維持工人得到的實際工資為常數。貨幣政策雖然不能影響産出，卻能影響價格水準。所以，貨幣政策能夠調整價格總水準，使價格總水準保持均衡，以減少廠商經常調整結構所付出的代價，增進社會福利。

　　就理性預期下的單期契約而言，貨幣政策不能影響總産出，但可以影響價格總水準，並進而影響社會福利。所以，即使存在理想預期，經濟政策還是有效的，應構建和推行積極的貨幣政策。

　　所謂“交錯契約”是指廠商和工人在不同的時期交替地簽訂長期契約。交替長期契約使名義工資有了剛性。在貨幣供給量為廠商和個人所知曉時，貨幣供給量的變動仍然會影響産出水準。具體原因是：當政府調整貨幣供給量時，總有些廠商的勞動契約尚未到期，貨幣供給量的變動並不影響這些勞動契約，與這些勞動契約有關的工人的名義工資不變。

　　只有契約已經到期的那些工人的名義工資可以調整。政府針對經濟中的擾動所制定的貨幣政策，雖然不能影響契約已經到期的那些工人的實際工資，卻能影響那些契約未到期的工人的實際工資，進而導致産出水準發生變動。

　　當經濟中存在某種特定的指數契約時，貨幣政策無效。然而，在實際經濟中，這種特定的契約通常不存在。所以，一般地説，即使存在指數化契約，貨幣政策對實際産出仍然有影響。特定的勞動契約指工資與價格完全指數化的勞動契約。

　　確定這樣的契約需要忽略生産技術水準的變動、規模經濟效應等許多因素。然而，這些因素對廠商確定勞動契約是十分重要的。如廠商經常根據勞動生産率的變遷和技術水準的變遷來調整工人工資。因此，完全指數化的契約在經濟中很難找到。不論單期勞動契約還是長期交替契約，都難以按照精心構造的特定的勞動契約去調整工資。因而貨幣政策總是有效的，總能影響實際産出。

　　長期勞動契約論指出，在理性預期存在時，貨幣政策仍能影響實際産量。這既堅持了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能穩定經濟的主張，又局部地修正了理性預期學派關於政府政策無效的結論，説明政府政策不必通過愚弄經濟行為者來發揮作用。在貨幣政策已被人們知曉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對經濟仍有以下作用：

　　首先，對只有單期勞動契約的經濟來説，貨幣政策雖不能影響實際産出，但能影響物價，起到穩定物價的作用。其次，在流行交錯契約的經濟中，貨幣政策不因經濟人的理性預期而失效。它能影響契約未到期僱員的實際工資，從而影響産出和就業。再次，在交錯契約指數化經濟中，連續幾個時期貨幣存量的變動直接影響産出，導致總産出水準的變動。

　　“動物精神”與創新動力

　　從一定意義上説，所謂“動物精神”，就是企業家精神的構成要件，它體現了樂觀、衝動和冒險精神。投資與創業的成功概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企業家個人的風險預期和風險偏好程度。一旦樂觀、衝動和冒險精神有所減弱，而一時衝動的樂觀情緒又有所動搖，以致迫使我們只能以數學期望值作為從事經營的根據時，企業便會萎縮和衰亡，儘管畏懼損失並不比希望獲得利潤有其更合理的根據。

　　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節點上，當人們回顧經濟績效與制度變遷的軌跡時，不難發現改革實質上已陷於停滯的風險，在社會利益衝突不斷強化的過程中，以往在通往市場經濟目標的轉軌進程中所達成的階段性改革共識早已不復存在。

　　權力腐敗、壟斷利潤、發展機會的不平等與收入分佈的嚴重不公平現象，造成社會群體的加速分化與整體社會利益紐帶的斷裂。由於公民與政府之間尚未形成明確和有效的社會契約關係，委託人-代理人的監督約束機制長期缺位，納稅人與財政支出的正當性和合理性之間的利益指向與互動關係也無法得到切實保障。

　　我們已到了社會利益衝突不斷強化的深水區，社會群體在加速分化，在這種時候，企業家肩負著雙重職責，一方面他們需要獲得維持企業的正常運轉並得以持續發展的最低利潤水準，另一方面他們還承擔著維持社會穩定的基本職能，增加或維持一定規模的就業人數，本身就是企業對社會穩定與經濟福利的重要貢獻。因而我們呼喚並倡導“動物精神”，實質上就是在呼喚市場經濟機制的復歸，它符合人類在自發競爭中提高績效和競爭能力的天然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