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風西行》

歌德故居內的“北京廳”佈置著中國文化元素的墻紙與桌子。

　　《國風西行：中國藝術品影響歐洲三百年》　　作者：程庸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5月版　　定價：58.00元

　　“中國風”時代

　　先講一個故事：1602年，荷蘭遠東艦隊在馬六甲海峽強行捕獲一艘葡萄牙貨船，船上滿載中國的瓷器和絲綢，價值300萬荷蘭盾———這相當於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資本總額的一半，或英國政府支出總額的近三分之二！這種規模的戰利品在當時是完全意想不到的，引起整個歐洲對荷蘭人的恐慌和嫉妒。瓷器作為一種精美的藝術品，在令當時西歐貴族傾倒不已的同時，也是他們了解中國文明的主要物質載體，以至於如今英語中China一詞仍兼有“中國”和“瓷器”兩個含義。

　　那是歐洲史上瀰漫著“中國風”的時代———在長達三百年的時間裏，中國的瓷器、絲綢、傢具、漆器等工藝品，源源不斷地運往西方，有學者估計歐洲僅進口的瓷器數量就達1.4億件左右。毫不誇張地説，這是中西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而歐洲對中國瓷器的需求之大也折射出西方人對中國藝術品的深深迷戀。中國文化的元素由此滲入到西方藝術中去，在洛可可風格中尤其清晰可辨，以至於這種藝術風格有時又被稱為“中國裝飾”。

　　瓷器與西方文明進程

　　《國風西行》所要講述的正是這段如今已為不少國人遺忘的歷史。作者程庸週游歐洲十國，拜訪了50多個博物館和100家古董店，以追尋、探訪那個時代的流風遺緒。有關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早已到了汗牛充棟的地步，而本書就勝在作者的感受都得自實地親歷，並配以豐富的照片，直觀地予人以強烈的現場感，也並不故作高深之語，從觸發興趣的角度來説實不失為一本好的入門讀物。大概正是看中這一點，一貫重視中外文化交流的季羨林先生才樂於為本書題寫了書名。

　　當然，所有的文化交流中也總是隱含著對抗。雖然現代西方國家時常指責中國人仿製他們的産品，但歷史上這種智慧財産權觀念和技術抄襲實際上都起源於西歐。正如本書中指出的，早期天主教傳教士有一些人實際上充當了技術間諜的角色，他們在中國刺探瓷器的生産流程，期望通過了解和以神秘技術而擺脫對中國瓷器的依賴。第一個描繪中國青花瓷生産流程的歐洲人就是一個16世紀的葡萄牙傳教士。當時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能夠生産瓷器的國家，處於技術壟斷地位，但這終於被歐洲人打破。

　　今年正是第一件歐洲瓷器燒出的300週年———1709年德國化學家波特格爾用七種礦物混合燒出白色透明的容器，他也因此被後世稱為“歐洲瓷器之父”，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因怕這一秘方外泄，他立刻就被當地王公軟禁了起來。

　　瓷器的使用是歐洲人餐桌上的一次革命。早期歐洲食具大多只是相當粗陋的陶器，17世紀時瓷器、刀叉等仍是具有相當社會聲望值的奢侈品，許多歐洲貴族世家中瓷器摔壞了還要用釘子拼接好繼續使用。瓷器與金銀或陶土製成的器具相比，都有著明顯的優點，不但數量大，且不腐蝕、不滲漏、品質輕，只要一擦洗又亮潔如新。隨著中國瓷器如潮水般的涌入和歐洲本地瓷器的生産規模化，到19世紀，幾乎全世界的人都用上了瓷器。在這個過程中，餐桌禮儀也配套發展起來，這是西方文明史上極為重要的“文明的進程”。

　　文化傳播的“心態”

　　這當然是值得國人驕傲的一段歷史，作者也不諱言他之所以致力於此是為了“想從輝煌的昔日尋找一種力量”以克服當今的一些崇洋媚外現象，來“建立正常文化交流的判斷”。

　　在作者看來，中國藝術品在歐洲受推崇折射出“當時的中國具有世界一流文明的強國姿態”，而瓷器在餐桌上的徹底勝利也是因為“瓷器所體現出來的先進性、科技性”。這些固然不無道理，但卻不宜強調過甚。

　　實際上，從人類文化交流的歷史看，對異文化的迷戀常常並不是因為承認這一文化高於自己。如哈德良統治的羅馬帝國一度埃及風格極為時尚，但當時埃及早已被羅馬所征服。同樣，乾隆皇帝在圓明園裏建造的大水法、西洋樓都是歐洲風格，但眾所週知，乾隆對英國使節照樣視為遠渡重洋前來朝拜的蠻夷，他並不因為享受了西洋的異域情調就認為歐洲文明高於中國。20世紀歐洲美術注重從非洲原始藝術中汲取靈感，難道這可以作為非洲國傢具有一流文明的證據嗎？

　　試圖尋找祖先昔日的輝煌，表面上看是為了重獲自尊和自信，本質上卻仍是植根于一種自卑的邏輯。（□書評人 維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