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與他的《鄧小平時代》

　　“鄧小平讓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在極短的時間內來了一個180度大轉彎，這是人類歷史上氣勢恢弘、絕無僅有的一個壯舉。”

　　鄧小平時代：開放的國家與開放的社會

　　鄧小平的開放，從廣義上説並不僅意味著對國外的開放，引進知識、經驗、技術和資本。還意味著對內的開放，即打破原有的條條框框，把機構、組織、個人從僵化的環境、思想中解放出來，從而激活社會發展的自身動力。

　　《鄧小平時代》

　　1月18日，哈佛大學傅高義教授的著作《鄧小平時代》由三聯書店引進，在國內正式發行。這本書是對鄧小平一生的完整回顧，也是中國改革開放歷史的全景式描述。自2011年發行英文版後，它便獲獎不斷，好評頗多。現在它終於回到了故事的發生地，與“鄧小平時代”的億萬親歷者會面。

　　儘管鄧小平去世已近16年，但他的影響力始終沒有消退。中國新一代領導核心習近平總書記上任後，隨即考察了廣東，重走了鄧小平的南巡之路，表明瞭繼續深入改革開放的決心。20年前鄧小平南巡併發表“南方談話”，這是他最後的政治謝幕，也是個人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最後推動。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今天仍走在鄧小平所開闢的道路上。就像三聯書店總編輯李昕所説：“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認為，今天的中國，仍然處在鄧小平時代。所以，這部以鄧小平時代為主題的書能夠告訴讀者中國的發展道路從哪來、向何處去，可以幫助讀者理解我們所親歷的中國改革時代的昨天和今天。”

　　傅高義先生2000年退休後，開始準備本書的寫作，歷經10年才告完成。研究與寫作的初衷，如他在前言中所説：“站在21世紀的起點上，做點兒什麼最有益於幫助美國人理解亞洲的發展呢？……亞洲最大的問題是中國，而對中國的現代歷程造成最大影響的人是鄧小平。此外，深入分析鄧小平的人生和事業，可以揭示近年來塑造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基本力量。”

　　他在書中記述了那些“對理解今天的中國最為關鍵的問題”，包括1978年後中國轉型的性質；究竟是哪些力量在推動這場變革，又是哪些力量在抵制這場變革。“上千萬的中國人在這場始於1978年的改革開放中扮演了角色，但處在所有變化中心的人物是鄧小平。”傅高義運用大量檔案資料，採訪了眾多歷史當事人，用鮮活的筆法描繪了30多年前中國的那場歷史巨變：如何發生？由誰主導？結果如何？

　　事實上，鄧小平所拉開的這幕歷史活劇今天還在上演。他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所以對鄧小平的追問，已經超越了傅高義所説的“理解亞洲的發展”。儘管作者心目中的讀者“首先是西方讀者”，但它同樣適合億萬中國讀者。因為他們是這段歷史的參與者，也是“鄧小平時代”的親身經歷者。尤其是對大部分中國年輕人來説，從出生起就處於“鄧小平時代”中。閱讀鄧小平也是對當下中國的解讀。

　　速度源於開放

　　最了解中國的美國人——亨利基辛格博士，在他的《論中國》中説：“只有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才能充分體會鄧小平給中國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種變化，最直接的表現就是經濟長期高速增長。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時間裏，中國GDP的增長率一直在10%左右。中國只用了32年時間就超越了日本、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鄧小平時代首先是一個高速增長的時代。

　　世界上有13個國家在連續25年或更長的時間裏保持了7%以上的GDP增長率。這種高速增長是十分罕見的。如果以7%的速度增長，GDP每十年翻一番，以10%的速度增長，GDP每七年翻一番。中國的增長率意味著在20～30年的時間裏，收入水準提高了8倍。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增長與發展獨立委員會主席邁克爾斯彭斯教授後來評論説：“在所有實現快速增長的案例中，中國是增長幅度最大的、增長速度最快的。這種速度和規模的增長史無前例。”

　　發展速度，是鄧小平最為關心的問題，是他衡量改革開放的主要指標。鄧小平認識到，只有穩定快速的增長才能增強國力，大幅度削減貧困，增進社會的活力，並給人們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

　　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曾對美國學者、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戴維蘭普頓説：“20世紀70年代，我父親環顧周邊，看到‘四小龍’（新加坡、韓國、香港地區和臺灣地區）的發展。它們每年增長百分之八到十，對中國保持著相當大的技術優勢。如果我們想超過它們，恢復我們在本地區以至全世界的應有地位，中國必須比它們增長得還快。”

　　1984年，世界銀行派遣以林重庚為團長，艾德里安伍德為副團長的經濟考察團，來中國進行考察。這是世界銀行繼1980年對中國進行第一次考察後的第二次考察。鄧小平希望這個國際經濟學家團隊，能夠對中國的發展速度進行一次客觀的論證。

　　他對世界銀行訪華團表示，中國剛剛決定啟動一個發展規劃，要在1980～2000年實現國民生産總值“翻兩番”的目標。後來這個目標又發展為，到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當時很多人認為這不切實際，而鄧小平最關心的問題是，要實現目標中國需要怎樣的發展速度？是否可行？他既希望經濟盡可能快速增長，又要避免“大躍進”的危險。所以他要聽聽外人的意見。

　　1985年題為《長期發展面臨的問題和選擇》的報告提交給了政府，對翻兩番的目標的可行性表示認可。

　　但世界銀行的專家的態度既樂觀又謹慎。他們計算發現，改革開放之初，發達國家的每人平均國民收入，按實際購買力計算大概是中國的10倍，而且今後大概每年還將遞增至少2%，也許3%，中國要在2050年趕上發達國家，每人平均收入必須每年遞增至少5.5%，也許6.5%。“這種高速增長，在其他國家尚屬罕見。1960～1982年，除了幾個盛産石油的小國以外，只有兩個發展中國家（地區）的每人平均收入每年遞增率達5%，韓國每年遞增6.6%，希臘每年遞增5.2%。從全面來説，只有日本一個國家，毋庸置疑地從一個經濟落後的地位趕上了發達國家。”

　　那麼，中國能夠實現超常規發展的秘密在哪？邁克爾斯彭斯教授的答案是“開放”，尤其是對外的經濟、貿易、技術的開放。這使中國從一個世界邊緣的國家，逐漸成為主流和中心。

　　斯彭斯教授專門解釋説：“我們現在已經認識到，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基礎是全球經濟的廣泛合作。開放是必要的。開放能夠帶來兩方面的益處，對於保持7%至10%的增長速度必不可少。”

　　這兩方面的益處，就是中國充分利用了全球經濟提供的“知識”和“需求”。在中國逐漸形成的開放的經濟模式中，知識、技術、專業技能、管理經驗被引入，“這種從外部引入的知識會導致一個經濟體的生産潛力的快速提升”。此外，中國從“全球性的需求”中率先獲得了增長的機會，重新參與國際分工，並維持了製造業的優勢。“這種需求相對於早期的發展中經濟體來説，顯得巨大而富有彈性。”

　　斯彭斯認為，縱觀所有高速發展的案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出現的，它們得益於全球經濟的不斷開放。而開放策略，才是保持持續快速增長的基石。

　　開放策略，使中國沉睡中的各種優勢被陸續喚醒。儘管廉價的勞動力被認為是中國崛起的重要因素，但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由開放帶來的知識擴展才是中國經濟成就的基礎。開放帶來了各种經驗、技術與知識，同時降低了中國人的學習成本。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優勢、顯著降低的制度費用以及中國人力資本的迅速積儲，共同成就了中國經濟的競爭力。

　　就像斯彭斯所説的：“中國經濟改革最讓人印象深刻且重要的一點就是承認學習的重要性，而且學習和開放要結合起來……迄今為止，對於一個局外人來説，經濟和社會的開放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最與眾不同的特色之一，這種開放不是表現為技術經濟意義上的貿易流和資金流，而是表現在對獲取新知識的渴望和與之相伴的學習速度上。”

　　鄧小平的反思

　　在中國領導人中，鄧小平的最大特點就是“眼睛向外”，思想開放，有著強烈的國家競爭意識，強烈的發展差距感。他一直在思考一個重大問題：中國為什麼會落後？如何認識落後的原因？如何改變這一落後就要被動挨打的局面？

　　這些思考伴隨了他晚期的政治生涯，當他在1977年復出後，便開始按照自己的方法不斷嘗試，尋找破解難題的方法。

　　當時的鄧小平不僅面對著一個極其貧困落後的中國，同時處於一個競爭激烈變化快速的世界中。在中國陷入混亂、停滯的十餘年中，世界已經進入到了一個黃金髮展週期，每人平均GDP增長2.9%，中國雖然保持了平均水準，但是周邊的日本、“亞洲四小龍”都大大高於平均增長率。

　　1870年，中國出口額佔世界的2.5%，1950年下降到1.8%，1973年下降到0.6%，成為中國歷史上的最低點。這是閉關自守的最直接代價。1950年中國GDP佔世界總量的比重為4.5%，1957年上升到了5.5%，而後就出現了下降。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時仍為4.5%，又回到了1950年的比重。

　　翻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所記錄的1966至1976年間毛澤東批閱的文稿，可以發現，毛澤東對這種形式變化幾乎“一無所知”，更“一無所言”。他的精力還在階級鬥爭上。

　　鄧小平與毛澤東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在西方生活和學習過。他更了解西方。這使他比毛澤東更清楚中國與西方世界的發展差距。年輕時他曾在法國學習工作5年，“文革”期間他是唯一齣訪過美國和西歐的中國領導人。1974年，鄧小平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出席了在紐約召開的聯合國大會，回國時經過法國，再次體驗了西方國家的發展。他比任何同時代的中國領導人都更了解西方世界。在當時的中國高層中，鄧小平是最為敏銳、清醒，也最為強烈、務實的，因而他也是最為開放的領導人。

　　毛澤東晚年，中國對外交往的戰略窗口逐漸打開。中美、中日關係相繼正常化，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中美兩國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國際有利條件逐漸增多。

　　鄧小平主管外交事務後，重新認識了國際形勢的特點和趨勢。他改變了毛澤東對國際形勢“天下大亂”的基本看法，敏銳地感覺到世界已經進入了科技革命和經濟全球化時代。鄧小平提出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創造一個長期良好的國際和平環境的戰略構想。他提出，希望至少20年不打仗，也就是到20世紀末，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國內建設。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鄧小平開始了一系列的出國訪問。他開始恢復自己的歷史記憶，親自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認真反思反省。在鄧小平的推動下，僅在1978年，前後共12位副總理及副委員長以上的中央領導人，先後20次訪問了50多個國家。鄧小平先後4次出訪，到過8個國家。

　　促進中國領導人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放棄了傳統的單一的認識來源和封閉式的學習模式。他們開始轉向多元認識和開放式的學習，重新認識迅速變化了的外部世界和周邊國家。

　　周邊經濟體的發展經驗中，特別是東亞地區的成功，引起了鄧小平的強烈關注。他已經看到了中國大陸和亞洲“四小龍”的差距，強烈希望更多了解、學習和借鑒東亞模式。

　　在日本，鄧小平乘坐東京—京都新幹線列車時感慨地説，只有老老實實承認落後。他受到了很大震動，此前他沒有想到中國同日本的差距那麼大。在新加坡，他參觀了新興工業中心裕廊鎮，了解新加坡公共住房計劃。這成為中國後來開辦經濟特區的重要知識來源。

　　鄧小平認識到，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現代化和全球化已成為世界性的歷史潮流。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只要閉關自守、故步自封、盲目排外，就會停滯不前，落後於其他民族和國家。向世界開放的時間愈晚，落後狀態就愈發明顯，喪失的發展機會就愈多。中國就是一個典型的失敗的例子。

　　鄧小平説，關起門來，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發達不起來的。這是中國長期落後的根本內因。但鄧小平的開放並不是照搬西方或東亞模式。他提出了既不同於蘇聯現代化模式，又不同於西方模式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目標。

　　鄧小平的開放政策終結了中國的封閉時代，將幾百年來閉關鎖國的發展趨勢倒轉了過來。中國跟上了全球化的步伐，開創了史無前例的大發展時代。

　　他的開放政策被迅速認可。1979年美國《時代》週刊第一期將鄧小平列為封面人物，並評價道：“中國歷來故步自封。鄧小平讓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在極短的時間內來了一個180度大轉彎，這是人類歷史上氣勢恢弘、絕無僅有的一個壯舉。”

　　建設開放的社會

　　鄧小平復出後的第一項大的動作，就是迅速恢復高考。幾百萬被“文革”壓制的年輕人由此打開了上升通道，通過個人的努力獲取知識，進而改變命運。而在此前，只有出身好、成分好的青年才能上大學。讀書求學的權利被壟斷在幹部手中。

　　1978年底，鄧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口號。與毛澤東對生活中幾乎所有問題都提供答案不同，鄧小平強調的則是需要放鬆意識形態禁錮，鼓勵獨立思考。

　　鄧小平努力破除偶像崇拜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他打破了毛澤東的先例，沒有自認是哪一方面的天才，反而謙稱自己沒有專長。他讓下屬去創新，只要行之有效就予以堅決支援。他曾説：“在經濟問題上，我是個外行，也講過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比如説，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這是我提出來的，但是如何搞開放，一些細節，一些需要考慮的具體問題，我就懂得不多了。”

　　鄧小平的開放，從廣義上説並不僅僅意味著對國外的開放，引進知識、經驗、技術和資本，還意味著對內的開放，即打破原有的條條框框，把機構、組織、個人從僵化的環境、思想中解放出來，從而激活社會發展的自身動力。他大膽地鼓勵創新和嘗試，尋找一切可能的辦法。把一個僵化、低效、死氣沉沉的中國，變成一個勤勞、創新、活躍的國家。

　　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的改革構建了一個不斷開放的社會：對外參與國際分工和競爭，對內則破除各種束縛性的限制，使社會多元化，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力。

　　鄧小平通過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把農民從僵化的生産隊、工分體系中解放，讓他們的勞動得到回報。農民和基層生産隊發明瞭家庭承包責任制，也證明了這套辦法能夠有效地增加産量、抵禦饑荒，但農民和基層生産隊並不能決定包産到戶能否得到合法的承認。在當時的中國，從“三條驢腿的合作社”到幾萬甚至幾十萬人組成的超級人民公社，從要不要辦集體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員私養集體的母豬，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奪。

　　鄧小平的貢獻，是把通過國家政策為這種自發合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提供了合法承認與保護。在鄧小平路線下，農民家庭承包制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後邊遠地區擴展到發達地區農村，進而幾乎覆蓋了全國所有農村生産隊；土地承包的期限由1年、3年、15年、30年擴展為“長期不變”。最後，2002年，中國的“人大”通過了《農地承包法》，確立了農戶家庭承包責任制的法律地位。隨著承包戶擁有續訂合約的優先權，“長期不變就是永遠不變”。

　　在城市裏，鄧小平不允許把重新冒頭的民營企業一棍子打下去。他堅持多試試、多看看，意在探索把複雜問題分開來處理的路徑。鄧小平把企業家請回了中國。他執掌中央後，就高度肯定了歷史上“民族資産階級”的代表榮毅仁，並大膽決策劃出一筆國有資本交付榮先生全權打理——這開啟了“國有資本+企業家”的新經濟模式。鄧小平還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威，多次對“傻子瓜子”表態，不準再動用國家機器魯莽地扼殺民營企業家。他一次次耐心地問：允許這些企業家的存在，難道真的就危害了社會主義嗎？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經濟按照列寧的經濟模式，組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國家辛迪加”，所有的經濟資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這種制度條件下，有才能的人士發揮其才能以獲取最大收益的唯一途徑，是成為政府官僚體系的一員。受政治因素和戶籍制度的影響，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大量人才無法充分發揮其才能和獲得最大收益。

　　鄧小平利用變通的制度安排，為有創業力的人提供了新的機會和生存空間。創業再次成為中國人的一項權利。改革以來，中國發佈了多個政策文件、通過了多部法律，並數度修訂憲法，逐漸承認並保護了普通人自由締約、創辦各類企業、按投資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權利。

　　即使在藝術文化領域，鄧小平也持較大的開放態度，尊重藝術家的創造力。1979年10月30日，他在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講話説：“文藝這種複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寫什麼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

　　他認為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也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於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要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更好的創作條件，以便“創作出無愧於我們偉大人民、偉大時代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和表演藝術成果”。

　　鄧小平的努力引發了更深層次的變革，封閉、僵化的中國社會開始呈現出開放而多元的面貌。農民有權利決定如何耕種自己的土地；人們有更多的選擇權，而不是一輩子必須依賴於某個“單位”；公有制之外允許如雜草般生長的個體、私營企業；即使公務員也可以辭職後“下海”經商；經濟特區可以擁有更多靈活的政策與自主權；中央和地方財政分灶吃飯，地方有了更迫切的發展積極性。

　　鄧小平不為任何批評所動。他始終堅持，無論如何也要容許中國人在現實約束條件下從事各種探索和嘗試。任何創新，只要被證明可以促進生産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他就樂意運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動員國家機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標題下為之提供合法承認。

　　這一切都源於他對世界的根本認識——“世界天天發生變化，新的事物不斷涌現，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我們關起門來不行，不動腦筋不行。”他的辦法就是採取開放的態度，允許實踐，從實踐中找出最佳方案，通過立法和政策加以保護。

　　哈佛大學的另一位著名歷史學家費正清，在《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一書中論述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意義。費正清指出，鄧小平會讓人聯想到歷朝奠基者的事業都在他們的後代第二號大人物手中得到鞏固——例如唐太宗、宋太宗、明朝的永樂皇帝、清朝的康熙。每一個朝代，開國者不可缺少武功，而後面都接著一個偉大的建設時期。

　　鄧小平時代，同樣是中國一個偉大的建設時代。與歷史不同的是，它還標誌著中國的開放時代的到來，既包括國家的對外開放，也包括社會內部的開放。而這種不斷開放的態度，和在開放中解決問題的觀念，也同樣適用於今天和未來的中國。

　　主筆 李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