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制度與大革命》

　　鳳凰衛視11月9日《開卷八分鐘》，以下為文字實錄：

　　何亮亮：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本19世紀的法國哲學家或者説是法國學者托克維爾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我們知道法國是有一些很優秀的哲學家的，比方説我們隨口就能講出來像伏爾泰、盧梭等等，那伏爾泰和盧梭更多的是在思變思想的領域的話，那麼托克維爾他更多的實際上就是在政治哲學這方面，他是一個非常優秀非常傑出的學者，為什麼這樣講，我們看他在35歲寫的《論美國的民主》到現在還是研究美國民主的今天，而他的另一本名著是在他41歲的時候寫的，也就我們今天説的這本《舊制度與大革命》，是一部歷久民心的一部經典的著作。

　　托克維爾是法國貴族出身的，受過很好的教育，但是他思想傾向卻是自由主義的，那麼這本你説100多年前出版的書籍在今天能夠翻譯成中文，而且受到廣泛的關注當然有他的道理，那麼本書的中文譯本是在1992年出版的，那麼由馮唐先生翻譯，由桂玉芳和張芝聯兩位老先生做的校對，張芝聯是中國有名的研究法國歷史的學者，他寫得序言，這個序言本身有助於我們了解托克維爾這本《舊制度與大革命》，那麼譯者就張芝聯先生説，他説托克維爾他開宗就這樣説，他寫這本書他是關於法國革命的研究，而不是一部法國的大革命，我們知道法國大革命是歐洲歷史上最大的一場革命，他對人類社會都有很大不一樣，比方説中國革命，中國革命受到的影響一個是來自俄羅斯的十月革命，另一個就是法國的大革命，所以為什麼會産生法國大革命，這確實是一個非常令人感興趣的一個話題。

　　那麼在這本書裏面托克維爾對於法國大革命的主要論點可以分成這樣幾點，第一就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是迄今為止最偉大最激烈的革命，他代表法國的青春、熱情、自豪、慷慨和真誠的年代，那麼第二，法國大革命他是一件長期工作的最後完成，即使他沒有發生古老的社會建築同樣也會倒塌，但是法國革命的業績他是以突然的方式完成了需要長時期才能一點一滴完成的事情，就他的這個突然性，第三，法國革命呈現出了絕對性，但是又呈現出了連續性和反覆性，那麼然後第四，也是很重要的就涉及到了專制自由和平等，這三者之間關係的問題。

　　這方面書裏面都有很多的敘述，那麼我想張芝聯先生還指出他説托克維爾的著作在1870年之後被冷落了七八十年，近幾十年來在西方突然走運，這不是偶然的，因為保守的自由主義的思想抬頭，托克維爾的政治觀點重新受到了重視，我們知道托克維爾在中國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因為我知道中譯本不僅中國內地有好幾個中譯本，在香港也有中譯本，臺灣也有中譯本出現，可見兩岸三地的中國人都很重視這本書的作用，因為這本書可以讓我們有很深入的思考，比方這個書裏面有些非常發人深省的觀點，特別是我們看到像書裏面説的，為什麼在第四章就是路易十六統治時期他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

　　本來人們認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處於水深火熱民不聊生的時候發生的，不是的，法國大革命的發生恰恰是在繁榮的時候，所以革命的發生並非總是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就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的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壓力減輕他們就會猛力的把他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府幾乎總是比他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説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他開始改革的時刻，只有偉大天才才能夠拯救一位著手救濟長期受壓迫的臣民的君主。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觀點，那麼同時本書他説了，他説一場浩劫怎麼樣才能夠避免呢，一方面是一個民族，他説就是法蘭西民族，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財的慾望每時每刻都在膨脹，全民都想發財，每一個老百姓都想發財，但是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他不斷的刺激這種新的熱情，不斷的從中作梗，點燃了又把他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促使了自己的毀滅，這就是法國大革命，當時法國的國王所推行的政策，為什麼在法國最繁榮的時候結果卻爆發了大革命，本書的第五章也很有意思，他説為什麼減輕人民的負擔結果人民反而被激怒了，這裡面舉了很多具體的例子，那麼我也注意到在中國的學者當中近年來有關托克維爾這本名著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那麼其中我比較欣賞的是榮建先生的觀點，榮建先生他認為從托克維爾這本書當中他有一些新的觀點，那麼我在這裡跟大家分享的是這樣的幾個點，第一，那麼革命是專制條件下解決權利更替的唯一的方式，因為專制的條件下他不可能有民主的，不可能有和平的方式讓權利來更替，那麼結果就是採取了革命的方式，那麼對於法國大革命來説這點是非常明顯的，其實不光説法國大革命，甚至我們看俄羅斯的大革命中國的大革命，中國的革命都有同樣的特點，第二，就是以法國的情況來看，中央集權體制下的革命他不是徹底的粉碎舊的體制，而是在舊體制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一個新的更完善而且也是更合理的一個專制的體制。

　　那麼榮建先生他在談到托克維爾的這本書談到革命和他土壤的問題的時候，也有這樣一個相當精采的一個敘述，他説專制制度他既是革命的土壤，但是他也是革命的葬身之地，所以榮建先生也特別注意到就是中國從9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特別經過了社會的激烈的動蕩之後，人們普遍認識到必須要告別革命，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一看一百多年前的當時還説還是一位法國年輕的學者所寫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他為什麼在中國會廣泛引起人們的關注，因為人們從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産生的土壤和原因的研究當中可以看到我們説的，就是可以古為今用也可以洋為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