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

　　《做官———13位中國官員應對危機之道》，朱文軼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5月版，28.00元。

　　李鴻谷

　　□《三聯生活周刊》副主編，北京

　　重讀朱文軼的作品，是一個奇妙的體驗。拉開時間之後，稿件里所呈現的採訪者與被採訪者之間的關係———疑問、切入、提問、追問、糾纏、轉折、遞進……兩個人面對面的智力追逐賽，精彩有趣。

　　這些稿件在發表當際，我也看過，現在再看，這種體驗，不免意外。

　　微觀來看，新聞是個競技場，它的功利性在于：橫向會與其他媒體競爭，而縱向則與記者自己較勁。每個真正從事這份職業的當事人，這種壓力自是無時不在。有趣的是，這份真實的壓力及其擔當，往往被內化，無可為外人所道。具體到《三聯生活周刊》，所有的焦慮最終簡化成兩個方向的測量：其一，發稿量；其二，能否成為封面故事寫作團隊的“先發陣容”———依此標準，朱文軼的領先，自不待言。一年一年，他是否會讓出採寫稿件發稿量的“狀元榜”，才是他的壓力與大家的看點所在。

　　領先者的苦惱在于，他會在更功利的結構里被評判：稿件有多大程度的拓展，有什麼認知邊界被重新確認。如此，苛刻才是日常。

　　拉開距離，不再在競技現場里重讀這些稿件，意外之感，自會生發。去掉了“現場”的嘈雜，那些“拓展”與“邊界”種種，反而能夠相對公允地判斷。意外緣此。

　　你能不能敲開別人的門！這是判斷好記者的標準。

　　問題或者說挑戰是：敲開門後，你能收獲什麼樣的內容。新聞若有所謂方法論，所有需要面對與解決的問題，僅此而已。彼此坐下來，面對面地聊一聊，然後把所聊內容以“專訪”的方式寫成報道，其實是最具戲劇性的“敲開門”後的故事。如果我們以相對職業的方式來看這個最能表明記者收獲什麼的新聞體例，曾經甚為流行的那種咄咄逼人的套路越來越退潮———對這種提問策略，我個人一直認為是知識與能力匱乏下的知情權的濫用；退潮之後，新鮮潮流則是商業企圖下的另一極端：諂媚型。官人、商人、藝人的長篇專訪，這種仰望的姿態，成形頗久。當然這同樣也是一種知識與能力匱乏，只不過是權力濫用轉換成權力變現。在這兩套進攻策略之下，“敲開門”本身甚至就可疑，所謂的“真實”，當然不復存焉。

　　我們有無可能在種種陷阱之下，另開新面。這本書所收集的作品，是朱文軼的答案———我們當然有可能另創格局。

　　一座省會城市，因飲用水污染要全城停水四天，這個時候記者與城市最高官員坐下來聊一聊，能收獲什麼樣的內容？一座縣城，竟然可以為全縣民眾提供免費醫療服務，記者與縣城最高官員面對面，真正的好奇心又是什麼？……這些事件的戲劇性，相信未來至少會成為那些城市地方志所不可或缺的材料。那麼，處于當下時刻的記者，方法論與價值感何在？

　　回到現場，是朱文軼所有訪問的起點。

　　現場並不天然存在。擁有最大量信息的當事人，他其實並不知道那些信息是媒體與公眾需要的。否則，新聞這一職業的合法性將被顛覆。而同時，作為旁觀者的記者去到現場，他擁有的信息只有點點片斷，從何種方向開始提問甚至都是難事。

　　採訪與被採訪者，絕對的意義上看，有點類似《三岔口》———彼此雖然面對面，卻是茫然。好，這個時刻記者提出了他的第一個問題，雙方進入賽道……追逐賽開始了。最終我們會得到什麼，其實是記者的第一個問題———由此所建立的溝通界面，以及邏輯遞進所決定。那麼，像記者這樣的旁觀者———信息的開掘者而非信息的擁有人，真正誠實的態度是什麼？一年一年地積累這份職業的經驗，最終你會發現，那一段長長的對話，其實就是你與當事人共同地再次經歷他所經歷的一切。記者要做的甚至只是謙卑地進入到對方的物理性與心理性事實。非此，所有的一切皆無出處。基本的“物理性”事實我們尚未充分獲取，記者的以及評論家的判斷又從何而來呢。

　　回到現場，是一種端正的新聞方法論。但僅憑此來概括朱文軼的努力，又將是輕看。

　　最終被再現的那個現場，一定是記者趣味偏好的結果。如果說，在提問與追問過程中與當事人共同經歷，曾經是一場智力角逐；那麼，再現現場則是記者邏輯性的重新構造———沒有價值依托，所謂現場仍然將支離破碎。朱文軼的偏好何在？那些對話所追索的現場，在再現過程中，他其實一直在尋找秩序與規則。這是朱文軼的特異所在。

　　在中國這樣一個時間壓縮的現代化過程中，咄咄逼人衝突型的對話，是以採訪者強烈的個人偏見為前提的。問題是：中國變動如此巨大，共識尚在形成之中，這個時候，記者本身所持有的那些標準，其實可疑。更常見的是，這種貌似強大的新聞採訪，往往一步走偏，腳腳踏空。而諂媚型，在似乎尊重當事人話語權的幌子下，最終讓渡的是這一行業最基本的客觀性要求的責任擔當，最終淪為機構的公共關係報道，在新聞市場上制造噪音。

　　如此種種，我們當然需要足夠的智慧尋找這一時代的報道策略。這個時代變動著的、正在形成的秩序與規則究竟是什麼？或許正是一代記者正當的好奇所在，將它理解為使命也無不妥。朱文軼這些訪談作品所隱含的這一旨趣，雖未成熟，也實在應當被彰顯。

　　回到現場並在再現過程中尋找秩序與規則，其實是在這一特殊的中國時刻共識與共同經驗的尋找。對離奇事件高度興趣的新聞職業，平心而論，只不過是將個別人個別群體獨特的經歷，變成公眾共同經驗的過程。我們的思維再稍加擴大，知識不正是這樣產生！從微觀的新聞競技場出發，我們能夠抵達的目標之一，當然在此。

　　傳奇故事是新聞產品爭取被關注的基本手段。但是，不是偶然而是經常，講故事的那個記者以及那份媒體，抑制不住的衝動是他更希望成為主角。這種越位，自然也是這個時代權利意識初萌的必然過程，只不過泡沫終將破滅。破滅之後，我們能夠看到的是，這份職業的光榮所憑藉的利器，是智力與智慧，而非爭取主角的表演。

　　那麼，這個時候，這些包含智力因素與探索路向的文章匯集成書，我的理解，它是一個標桿，既記錄了朱文軼職業的努力，也為這一行業提供了一個進展的刻度與未來方向的可能性。當然，對于讀者，這是認識這個時代的材料來源；但對于同行，標桿是用來超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