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學》

　　■一句話點評：在這本與北大學生談中國文化的集子中，貫穿始終的依然是一向備受爭議的“余式大散文情懷”，情懷無可非議，而至于是否能夠談到中國文化的義理乃至達成“通史”，也只能仁者見仁了。

　　要不是最近新出版的《問學——余秋雨與北大學生談中國文化》，我對余秋雨老師的印象基本不會從“捐款門”三個字兒里拔出來了。余秋雨已經有幾年沒出東西了吧，之前零星的一些出版物也都是“炒冷飯”，而不斷的人氣也基本是多虧了前仆後繼的“反余大軍”對他一係列的“人身攻擊”，雖然顯然應該不是余秋雨本意。用他的話講，就是“把極端當作深刻，把嫉妒當作正義，把誹謗當作評論，把挑唆當作輿論。”至多是某些文人無行而已。

　　手上這本《問學》就是大約兩年前鳳凰臺“秋雨時分”節目的集結。因為混跡出版業，這兩年也老惦記著余秋雨的這本書，畢竟他的東西有群眾基礎市場也買賬。但，他顯然精力也沒有完全放在這邊，後來事情一拖再拖，也不知道具體簽給了哪家，然後今年發現事情塵埃落定，于是就有了手上這本《問學》。

　　記得兩年前在鳳凰臺看這檔節目的時候經常容易笑場，像我這種已經被流行文化弄成了徹徹底底“反智”主義的80後，只要余秋雨一講“今天咱們橫著講一下世界五千年，明天咱們豎著講一下中國五千年，對文明發展歷程進行解讀”之類的話，我就開始抽筋兒。哎，這種文化人的大情懷顯然已經離我太遠了。而我這種“反智”或許也早已淪為了余秋雨的那句“不少年輕人正在紛紛加入那種文化毀損機制，並參與對文化創造機制的圍啄之中。”

　　再說這本書的形式，雖然是採取“課堂互動”的對話，但這種互動怎麼看都有“擺拍”的嫌疑。記得當時上場的都是一水兒北大高材生，高材生也就罷了，還都長的特漂亮，然後和余秋雨有問有答，用關鍵詞講就是特“和諧”。而至于為什麼採取這種互動的“問學”方式，余秋雨也是瞄準了“百家講壇”這塊兒靶子做類比，認為“問學”顯然比“百家講壇”有趣，中央十套撐死了調查一下收視率，再撐死了給臺下聽眾幾個鏡頭，剩下的基本就是一人一講壇，哪能像他這種深入學生、體察下情。當然，這種深入體察也是古已有之。所以才有余秋雨自比孔夫子，稱“古有三千弟子《論語》孔夫子，今有北大學生《問學》余秋雨”。原來我們文化的脈沒有斷，問學的氣兒是接在這兒了。姑且不論這種比喻看上去多自信爆棚。但是儒家又講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所以嘛，至少余秋雨的這種情懷是沒有錯兒的，並且勇氣可嘉。就像他在《問學》中也講“本書旨在探討一個現代人應該對漫長的中國文化史保持多少記憶。”，換言之，也就是一個現代人應受傳統文化多少影響，雖然這種情懷可能最終指向的是一個偽命題，就是一個現代人應受傳統文化多少影響本身即是因人因時因地因方方面面因素而異的，很難簡簡單單的通過個把精英話語去定論。

　　不過至此也發現，本書的責編真是敬業，什麼話都敢往書腰上忽悠，不光說出了“古有孔夫子，今有余秋雨”，更說出了《問學》可謂是“創制了中國文壇‘散文式’文化通史”，這麼厲害？

　　確實，余秋雨的東西“散文式”從來沒錯，這一本也顯然夠散。但依然繼承了他一向的問題：所謂“辭章”有余，“考據”不足，于是“義理”，也只能是充斥著大面積情緒化的內容。而義理不足，還能“通史”起來嗎？畢竟所謂“通史”，必得有一套係統化的框架。但據余秋雨所言：“本書課程都是花費時間進行的一次次問卷調查，並以此為基礎展開話題。”既然是這種零星話題的討論，雖然從時間線索上也約摸可以勾兌出上下五千年，但是作為通史的流暢性而言，難免力不從心。記得傅斯年先生曾謂：治史當“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而“史學即是史料學”，顯然任何通史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任何文字如果敢自命為某某的話，顯然也是陷入了規范化、均質化、平衡化、好大喜功的窠臼。而這種窠臼又是余秋雨老師開課時一再試圖規避的，這樣一來，豈不自己踩了自己一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