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魯迅在島內的影響看臺灣知識分子對祖國的認同

■　王震亞

　　由於時間、空間的阻隔與歷史、政治的原因，80多年來，魯迅作品在臺灣的傳播或隱或顯，其影響也時大時小，雖歷經起伏、磨折，卻保持了綿延不絕。從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臺灣知識分子對祖國的認同。

傳播：影響巨大

　　終其一生，魯迅沒有到過臺灣。但是他的作品卻早已跨越海峽，在臺灣廣泛傳播，至今已有80多年。
　　 從現有的資料看，發表于1923年7月15日《臺灣民報》上的《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許乃昌)，是最早向臺灣介紹魯迅作品的文章。該文在介紹祖國大陸新出現的優秀白話文作者及作品時，特別提到了魯迅。此後，1925年3月1日的《臺灣民報》上又刊載了臺灣新文學的開拓者張我軍的一篇文章《研究新文學應讀什麼書》，文章開列的書目中，《吶喊》排在短篇小説集之首。與此同時，自1925年1月1日始，至1930年4月5日止，短短的幾年間，僅《臺灣民報》(1930年改組為《臺灣新民報》)這一家報紙，就陸續轉載了魯迅的9篇作品：小説《鴨的喜劇》、《故鄉》、《狂人日記》、《阿Q正傳》和《高老夫子》，雜文《犧牲謨》、《雜感》，以及翻譯自愛羅先珂的《魚的悲哀》和《狹的籠》。此外，《南音》、《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等刊物也都登過魯迅傳略及與魯迅相關的文章。總之，“當時的臺灣文人透過中文與日文所接觸到魯迅的作品及相關資訊可説不少”。
　　 臺灣熱心於啟蒙運動的青年人因魯迅而感到“興奮”。比如，作家兼學者楊雲萍就曾著文談及：“民國十二三年(一九二三、二四年)前後，本省雖然在日本帝國主義宰割下，也曾掀起一次啟蒙運動的巨浪。對此運動……最大的影響就是魯迅先生。他的創作如《阿Q正傳》等，早已被轉載在本省的雜誌上……現在我還記憶著我們那時的興奮。”鐘理和也在回顧少年時代時寫道：“當時，隔岸的大陸正是五四之後新文學風起雲湧，像魯迅、巴金、老舍、茅盾、鬱達夫等人的選集，在臺灣也可以買到。這些作品幾乎令我廢寢忘食。”甚至，還有一些作者借用魯迅小説中的人物來做自己的筆名，譬如林全田以“孔乙己”為筆名，發表詩作《日光下的旗幟》，徐坤泉以“阿Q之弟”為筆名發表《暗礁》等作品。尤其是終生行醫，同時治文的賴和，更是崇拜魯迅。可以這樣説，在臺灣新文學的初始階段，魯迅的影響是明顯的、巨大的。
　　 1937年，就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前的4月1日，臺灣總督府下令禁止一切報紙雜誌使用中文，進而加強對臺灣言論和思想的管制。在此情況下，魯迅作品在臺灣的傳播自然也受到極大的限制。但是，臺灣知識分子閱讀魯迅作品的活動並沒有停止。因為此前，日本已有不少魯迅作品的日文譯本，如《吶喊》、《徬徨》、《中國小説史略》等出版。1937年，更有內山完造、佐藤春夫、茅盾、許廣平等人合編的《大魯迅全集》(共七卷)問世。而這些譯本通過各種渠道進入臺灣，使得臺灣新文學作家有機會較廣泛地接觸魯迅的作品。比如起步于30年代的楊逵，就是在1938年從日本友人入田春彥遺物中得到了一套日文版的《大魯迅全集》，從此便系統地閱讀魯迅作品，進而在思想、氣質與創作風格上日漸趨向於魯迅。
　　 戰時的高壓管制，隨著日本的戰敗而消除。40年代後期，光復之初的臺灣又一次出現了介紹以魯迅為主的“五四”新文學作家的熱潮。僅1946年秋，各類報刊就發表了各種紀念魯迅的文章30多篇。稍後，魯迅的《狂人日記》被列為“現代國語文學叢書”第一輯，由臺北市標準國語通信學會于1947年1月出版。與之同時，包括《阿Q正傳》在內的“中國文藝叢書”第一輯也問世了。此外，尚有現代文學研究會出版的魯迅的《故鄉》(藍明谷日譯本)和東方出版社出版的魯迅的《孔乙己頭髮的故事》、《藥》(王禹農日譯本)。尤其是許壽裳，赴臺後盡全力宣傳魯迅，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就發表了五篇有關魯迅的專論，引起廣大讀者的關注。
　　 然而，1947年初發生了“二二八”事件，1949年5月20日臺灣當局頒布了《臺灣地區戒嚴令》，同年12月27日國民黨中央遷臺。由此開始，幾十年間，魯迅及其作品在臺灣遭到當局的全面封殺。甚至，連他的名字也成忌諱——當胡雲翼的舊作《中國文學史》當代部分在臺灣重版時，不得不把魯迅改寫成“盧信”，將周樹人改寫成“鄒述仁”。至於讀者，“很多人僅僅因為書架上有魯迅的書，就可能被抓走，判刑坐牢”。譬如鄉土派作家陳映真，便是因為跟朋友“一起看魯迅的書，一起談論魯迅的文學”，而于1968年被捕入獄，一關就是七年。但是，正如臺灣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馬森所言：“雖説魯迅的著作在臺灣曾長期遭到查禁，可是熱心文學的人誰沒有偷偷地讀過魯迅呢？”一般人僅能從《魯迅正傳》中的引文部分“略讀一二”。
　　 上世紀80年代以後，兩岸間的緊張關係有所鬆動。1987年7月15日，延續達38年之久的“戒嚴令”解除。在此背景下，魯迅已非不可闖入的雷區。當年10月，臺灣《當代》雜誌第十八期推出了“魯迅專輯”；第二年12月，臺灣《聯合文學》第四卷第二期亦編發了《現代人看“醜陋的中國人”阿Q——再評魯迅的〈阿Q正傳〉》專輯。1989年秋，在魯迅誕辰108週年之際，臺灣的唐山出版社、谷風出版社、風雲出版公司，分別出版了不同版本的《魯迅全集》。1991年，魯迅誕辰110週年，臺灣再次掀起魯迅熱潮。《中國論壇》推出了《魯迅定位的新起點——魯迅一百一十歲紀念專輯》，從各個角度來評價魯迅。此外，臺灣出版界還在此前後出版了陳漱渝的《魯迅語錄》(四卷本)，盧今選析的《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魯迅》等相關書籍。於是，許多以前沒有機會接觸魯迅作品的臺灣知識分子，也在解嚴後開始閱讀，比如雜文家龍應臺等。而在臺灣淡江大學任教的施淑，亦在課堂上講授魯迅的作品，使得更多的青年學子，有機會深入魯迅的精神世界。
　　 進入新世紀，雖然民進黨一意孤行，推行“去中國化”的政策，但在知識分子中，關注魯迅的熱度並未降低。這幾年，有不少的臺灣學者，如臺灣雲林科技大學教授蔡輝振、臺灣彰化師範大學教授許秀慧等，跨越海峽，來祖國大陸參加有關魯迅的研討會與紀念活動。2006年，臺灣人間出版社與臺北《新觀念》雜誌更是分別推出了“紀念魯迅逝世七十週年”的專輯和特輯。其中，前者選刊了魯迅的三篇舊文及五篇中青代作者的隨筆，後者則刊登了柏楊作品大陸出版總策劃朱洪海與柏楊的對話《百年之後，我們還需要魯迅嗎？》

認同：意義深遠

　　魯迅在臺灣的傳播是連綿不絕的，影響是深遠巨大的。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源自魯迅其人其文的獨特魅力與價值；而另一方面，則在於臺灣知識分子對祖國的強烈認同。
　　 這種認同，在20世紀20年代，表現為對臺灣文學歸屬的定位和現代語體文的確立。當時，倡導臺灣新文學的先驅者們無不認為：“臺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什麼影響、變遷，則支流也自然而然地隨之而影響、變遷”。因此，倡導者們當然把學習、借鑒的目光投向祖國大陸文壇。而魯迅，恰是“五四時代影響力最大的小説家”。張我軍把魯迅的文筆視為在臺灣推廣“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典範。他在對魯迅所譯的《愛羅先珂童話集》作的批註中寫到：“我讀了他的文，非常受了感動，尤其愛他的文字之優美，立意之深刻。譯筆又非常之老練，實在可為語體文的模範。”
　　 這種認同，在臺灣光復之初的40年代後期，表現為恢復兩岸間文化交流的努力和推動“中國化”時代潮流的形成。因為，經歷了日本殖民者50年的統治，重回祖國懷抱的臺灣同胞急於通過學習祖國的文字來感知祖國的文化傳統，繼承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民報》在社論中表示：“光復了的臺灣必須中國化，這個題目是明明白白沒有討論的餘地。”楊逵則與王思翔合作主編了《文化交流》，其封面所繪，是一個背上寫著“臺灣”二字的孩子撲向胸前寫有“祖國”字樣的母親懷抱。誠如黃英哲所言： “戰後臺灣的文化重建，除了語言工具之外，還要借助魯迅的道德建設，以‘誠’和‘愛’改造國民性。”所以，在當時的臺灣文壇，五四以後的新文學被大量介紹，而魯迅作品是其中出版、轉載最多的。可以這樣説，魯迅思想成為彼時兩岸知識分子相互溝通的重要渠道。
　　 這種認同，在長達數十年的戒嚴期間，並無改變。臺灣的知識分子，正是通過對魯迅作品的研讀，來維繫與祖國在精神上的聯繫。陳映真回憶道：“大約是快升上六年級的那一年罷”，閱讀了有《阿Q正傳》在內的小説集。儘管“那時候，對於書中的其他故事，似懂非懂。惟獨對於這一篇，卻特別的喜愛。當然，於今想來，當時也並不曾懂得那滑稽的背後所流露的、飽含淚水的愛和苦味的悲憤。隨著年歲的增長，這本破舊的小説集，終於成了我最親切、最深刻的教師。我於是才知道了中國的貧窮、愚昧、落後，而這中國就是我的；我於是也知道：應該全心去愛這樣的中國——苦難的母親，而當每一個中國的兒女都能起而為中國的自由和新生獻上自己，中國就充滿了無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至於曾經在白色恐怖中偷讀魯迅作品的聶華苓，則在她創作的短篇集《臺灣軼事》中寄託了無盡的思鄉之情，“小説裏各種各色的人物全是從大陸流落到臺灣的小市民。他們全是失掉根的人，他們全患思鄉‘病’；他們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
　　 這種認同，對於今天的臺灣來講，更是反擊各種“臺獨”傾向所必須的。陳映真説得好：“和我同輩的一小部分人現在有分離主義傾向。我得以自然地免於這個‘疾病’，魯迅是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在國家貧弱、內憂外患交集的時代，魯迅始終在探求富國強民、重鑄民族精神的道路，他獨立思考、勇於抗爭的風骨能給人以鼓舞；因為，在社會經濟轉型，價值觀念劇變，各種問題與矛盾激化的時代，魯迅作品中蘊含的憂患意識與悲憫情懷，亦是當下的臺灣知識分子極為需要的精神資源。
　　 令人鼓舞的是，同樣受到魯迅思想影響的、屬於中青年一代的臺北中華技術學院助理教授楊若萍也挺身而出。她清醒地意識到：“當今臺灣社會的主流論述居然漸漸演變成‘本土化=去中國化=臺獨’，而且從政治圈延燒到學術圈，越來越多的年輕學子在這股潮流的裹挾下迷惘不知所從，這真是一件令人十分悲哀的事。如果我們年輕一代不自己下工夫認真研究歷史，則不要幾代我們就會把自己的祖宗歷史與文化傳承都一股腦兒丟掉了。”於是，她廣集資料，潛心研究，在2003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中，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論證了臺灣與祖國大陸文學的血脈關係——“中國文學是臺灣文學的母體，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發出的新枝……，不論這新枝後來得到了什麼異於主幹的營養而長成什麼樣子，它與母體的淵源和關係卻是不容否定的”——從而給“臺獨”派的謬論以迎頭痛擊。
　　 歷史已然證明，魯迅在臺灣的傳播與影響，不僅綿綿不絕，而且影響巨大。如果説，這種傳播與影響曾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加強了臺灣知識分子對祖國的認同；那麼在今後的歲月裏，我們仍會看到臺灣知識分子是如何以魯迅精神為武器，反對“臺獨”主張、堅持祖國統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