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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三通”也是一個戰略問題（2002—08）
時間:2002-08-07 15:37 來源：
海峽兩岸相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入世給兩岸關係發展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已開始顯現，“政治緊，經濟松”成為入世後兩岸關係發展的主要特徵之一。
政治僵局持續加深
兩岸加入WTO應為打破政治僵局提供難得機遇，但現今的臺灣當局卻視之為提升臺灣“國際地位”、突顯“主權”、推動“漸進式臺獨”的重要契機。一方面，民進黨執政者認為，WTO作為促使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國際組織，兩岸入世會對大陸的一個中國的主權觀念提出挑戰。如臺“陸委會主委”蔡英文就曾多次稱：經濟已經跨越國界，大陸應該放棄傳統的政治主權觀，不要再談兩岸是國際還是國內的事情。另一方面，臺灣當局將加入WTO作為擱置“九二共識”爭論另辟政治交往渠道，乃至打破一個中國框架的工具，稱兩岸是“兩個獨立、平等及對等的會員體”，互不隸屬，未來兩岸應拋開一個中國原則，在WTO的框架下處理兩岸的政治分歧，力圖將包括兩岸“三通”在內的有關經濟議題盡量納入WTO框架與大陸進行談判，避開一個中國原則。臺灣當局還把入世看作是臺灣問題國際化的重要“政治平臺”，認為入世給臺灣施展手段扮演國際角色提供了重要場所，稱“深耕臺灣，布局全球”的目標將可達成。正是基于這種判斷，臺灣方面認定不必回到一個中國原則也可以維持與大陸交往並做政治周旋。而大陸方面則堅持即便是在WTO內兩岸關係仍然是特殊的一國內部兩個單獨關稅貿易區之間的關係。由于這樣，兩岸入世後政治僵局一直持續加深。同時，民進黨執政當局加緊在法理上、政治上、文化上對島內民眾的“國家民族認同觀”進行全面改造，在經濟上謀求與美國、日本、東南亞各國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議以配合加入WTO之後臺灣經濟地位的全面國際化，並逐漸向其它具備主權國家資格的國際組織靠攏。近期執政當局在國際場合以“臺灣”取代“中華民國”、“護照”加注“臺灣”、“駐外代表處”由臺北改名為“臺灣”，以及島內興起的“臺灣正名運動”等，都是追求在WTO模式下確立新的“主權觀”和“國家觀”的重要舉措。
難擋兩岸經濟一體化
加入WTO也應為兩岸經濟發展提供難得的發展機遇，但這一機遇由于臺灣當局過多的政治幹預，在短期內難以達成突破性進展。當然，從長期看，兩岸的政治分歧難以阻攔“兩岸經濟一體化”。
一是入世將推動兩岸經貿關係全面正常化。入世後，兩岸關稅的大幅度下降和市場相互開放度的擴大，將促進兩岸經濟快速發展，推動兩岸經貿關係互補互利，相互融合。但兩岸經貿正常化決不是臺灣當局所講的“兩岸兩國”下的經貿關係，而是指兩岸應改變因政治幹預而形成的間接、單向和民間的畸形貿易形態，由市場決定未來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方向和互動模式。目前兩岸貿易畸形發展，集中表現在兩岸貿易額嚴重失衡上。據統計，從1990年到2000年，臺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累計已達到1500億美元，近年來每年有近200億美元的順差。導致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臺灣當局嚴格限制對大陸進口產品的種類和數量，禁止兩岸直接貿易和不允許大陸對臺直接投資。當然，臺灣近20年各類赴大陸投資的累積金額也突破了500億美元，加上技術轉移、管理技能、營銷網絡以及國際貿易通路等，也的確給大陸帶來了相當大的收益，在平衡兩岸貿易逆差上起到了相當積極的作用。入世後，根據WTO設定的非歧視、互惠、市場準入和公平競爭等原則，臺灣當局原來對大陸設定的諸多貿易限制將被迫調整。
二是兩岸經濟關係將出現結構性變化。這種結構性變化將是全方位的、深層次的。在投資方面，隨�韝j陸市場準入的擴大，臺商投資的重點將由目前的傳統產業轉向高科技領域和金融、保險、電信等領域，兩岸投資也將由目前的單向轉為雙向，今後陸資赴臺將是必然趨勢。從產業分工上看，兩岸將形成合理的產業分工體制，信息電子產業就是今後相當長時期內兩岸產業分工合作的重點，臺高科技產業龍頭——臺積電董事長張忠謀積極運作8吋芯片（晶圓）廠投資大陸就是一個例證。
三是兩岸“三通”和社會一體化將無法回避。盡管臺灣當局一再聲稱，入世並沒有要立即開放“三通”的壓力，入世也和“三通”沒有必然的聯係雲雲，但“三通”符合民意，符合WTO的基本精神和兩岸關係發展的潮流，民進黨執政者要贏得2004年“大選”，繼續連任，除了開放“三通”，沒有別的路可走。臺灣當局領導人在今年5月份關于開放“三通”的講話就是這一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當然，如果民進黨和臺灣執政者不放棄追求“臺獨”的不切實際的理念，打“三通牌”在他們手中便始終是選舉中的一種爭取選票的策略，只會在選戰中將議題推出並拉長炒作的時間，而不會有實質性的步驟。“三通”在WTO層面上是一國內部不同的單獨關稅貿易區之間的“三通”，是一個中國內部兩個不同地域政治管轄下的全面經濟往來。“三通”與一個中國原則的關係，具有特殊性質，一方面是一國內部的關係，另一方面必須考慮到兩岸關係的歷史與現實，採取特殊的處理辦法，包括法律、關稅、貨幣、仲裁、航線，以及維護雙方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安全保障體制。一旦“三通”實現，可以預見的是兩岸全面融合的過程加速，社會一體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曾于1993年9月在臺北《中國論壇》雜志上發表的題為《對中國統一前景的幾點思考》的論文中主張：“三通”是減少並逐漸消除兩岸經濟、政治、文化、歷史差異和分歧的最有效途徑，是推動兩岸社會一體化並最終實現和平統一的唯一現實與有效的方法。10年後我仍然堅信實現“三通”對兩岸和平統一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重大的意義。
幾點建言
應站在兩岸中國人共同發展和整體的中華民族福祉的角度，以更宏觀的視野和更前瞻的思考，來看待入世後兩岸關係的發展。
1、一個中國是實現兩岸一切關係正常化的根本保證。兩岸能否把握入世帶來的機遇，主要取決于臺灣民進黨執政當局能否回到一個中國立場和“九二共識”上來，取決于臺灣當局能否丟掉在WTO框架下追求“臺獨”的幻想。
2、先有“兩岸布局”，才有“全球布局”。臺灣加入WTO後，把與美日等有關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議作為下一步的重點。如果單單是為了發展經濟，本無可厚非，但民進黨執政當局從一開始就夾雜著“臺獨”的印記，把與有關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看作是避免被大陸“磁力”吸引以及“擴展國際空間”的重要突破口。事實上，臺灣要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合作的浪潮中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無論在經濟發展還是在兩岸優勢互補上，大陸都是其最可靠和最終可以信賴的依托和腹地。
3、“三通”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戰略問題。兩岸應借助入世的難得機遇，排除政治幹擾，在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靈活處理兩岸在“三通”具體談判中的一些問題，將推進兩岸實現全面直接“三通”作為21世紀兩岸最終解決政治層面問題的戰略鋪墊。
4、兩岸經貿往來應有新模式。這一模式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按照“平等互利，分工合作，共謀發展”的原則來推動，同時避免經濟議題的泛政治化，先經濟、後政治，以經濟磨合政治，以政治促進經濟。
另外，兩岸在許多問題上雖然有分歧，但還有不少共識，例如雙方都認為，加入WTO可以為解決經貿問題提供一個契機和平臺。我認為，在目前情況下，有幾個方面應該值得注意：
第一是雙方都要有互信和誠意。
這里有三個層次的問題。首先是兩岸之間對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甚至是更長久的，兩岸四地乃至所有中國人都關心的中國前途問題，採取一個怎樣的終極目標的問題，對此應該有一個共識。眾所周知，大陸方面一直堅持統一的立場，過去臺灣當局也認同國家統一。只是陳水扁上臺後，對這個問題採取了開放式的暖昧態度，形勢就變得復雜多變。因此，在這個問題上，兩岸如果能夠達成一致，對今後的兩岸交往將提供良好的心理基礎。其次是臺灣方面對“三通”的基礎如何看。其實，“三通”這個概念，最先是由臺灣方面提出來的。1981年，葉劍英委員長提出了“葉九條”，臺灣方面把這些主張歸納為“三通四流”。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在民間的大力推動下，我認為現時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這個“東風”從何而來？如果就方位來說，應該在臺灣，因為臺灣處在東面。如果從整個兩岸關係發展來看，這個“東風”應該是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共同努力。再次是在民間的推動下，雙方的政治和公權力如何去適應的問題。
第二是如何“鏈接”歷史。
現時大家流行講“鏈接”，我也套用這個概念，探討我們應該如何“鏈接歷史”的問題。第一個“鏈接”是臺灣島內政權更迭後，新政府如何對待過去舊政府實行的政策。如果把過去的法律體係和政策全盤抹煞，我認為這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臺灣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自然進程。因此，島內的新執政者應該“鏈接”過去的歷史。第二個“鏈接”是怎樣“鏈接”中國一百六十多年在非常艱難的近代化和現代化過程中走過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臺灣方面應該了解大陸方面大的“悲情”；大陸方面也應該了解臺灣方面小的“悲情”，特別是了解臺灣在1895年被割讓和1947年“2．28事件”後特殊的政治狀態下帶來的“悲情”，否則，就很難理解島內政治生態中，為什麼有這麼強烈的民粹主義傾向。然後，在共同的“悲情”之下，雙方共同面對全球化、一體化的挑戰。第三個“鏈接”是怎樣“鏈接”近二十年來兩岸關係發展的歷史。
總之，兩岸應從歷史、地緣、文化、政治、經濟、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各個層面來思考如何推動實現全面直接“三通”的問題，提升兩岸中國人的生活品質和人文精神，適應全球化浪潮，摒棄政治分歧，把握入世的有利時機，在亞太地區力爭形成一個高速發展、穩定繁榮、和平民主、統一富強的中華政治經濟體。
編輯: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