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族群意識與臺灣意識——臺灣社會族群、省籍及統獨問題的糾結（2002—08）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與進步，臺灣問題、兩岸關係在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中的影響日益突出。臺灣社會由來已久的族群與省籍矛盾、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之糾結以及與此相關的統獨問題也更為世人所廣泛關注。

　　從歷史的角度看臺灣社會的族群意識與臺灣意識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而言，臺灣意識並非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而是存在于整個臺灣思想史中。它在不同階段所具有的時代內涵，從各個側面反映了臺灣的發展歷程和意識演變軌跡。1945年臺灣“光復”後至1988年初李登輝上臺這段時期，正是臺灣意識持續沉積和逐步外化的顯著表現時期。

　　1945年國民黨政府在臺灣恢復行使主權之前，也就是臺灣“光復”之前，臺灣意識經歷了由明清統治時期分散的地方意識，到1895年淪為殖民地後激起民族意識和階級意識的演變過程，並由此形成了日本統治後臺灣民眾中所產生的強烈的自由主義思潮，即現代意義上的臺灣意識。而中國國民黨的退居臺灣，則使這種意識變得更加濃重與強烈。這里不妨簡略地追溯其存在和演變的歷史軌跡：

　　首先是對日本統治的反抗意識。從臺灣民眾的思想意識發展歷程看，由于封建中央政府的統治受到地域上的限制而形成的自由放任態度，明清時期就使臺灣滋生了若幹背離中央集權體制的自主觀念。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更使臺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辛亥革命後，新成立的國民政府又處于內外交困之中，令原本可以有所作為的“廢約運動”舉步維艱。這讓飽受了日本帝國主義半個世紀蹂躪的臺灣民眾感到悲憤和絕望，並由此產生了眾多學者屢屢提及的所謂“悲情意識”。所以，長期以來在臺灣民眾心頭縈繞的對中央政府腐敗無能的失望，使他們急切盼望回到過去明清時期那種閒適的、無為的、單憑地域觀念和鄉土意識生存的發展狀態。

　　其次是對國民黨統治的有限期待。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臺灣重回中國版圖使臺灣民眾有了盼頭，但是，日本統治所形成的臺灣與大陸之間50年來的隔膜，使臺灣社會對國民黨政府的期待更多地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的意識之上，渴望臺灣能重新成為一個受中央政府庇護的“自由之地”。所以，當時的臺灣民眾一方面希望擺脫異族人的統治，“快睹青天白日旗”；另一方面在臺灣和大陸的交往過程中，卻又將從大陸來的外省人稱作“中國人”，這其實便是臺灣與大陸隔閡的潛意識反映。它與前文所提到的日本因素有關，同時也隱含著臺灣民眾對即將面臨的國民政府的統治缺乏信任，存有戒心。

　　再次是對國民政府的極度失望。國民政府的“光復”政策不但沒有消除臺灣人與大陸人之間的省籍心理隔閡與障礙，而且使原本就存在問題的臺灣和大陸關係變得更為脆弱。因為，國民政府的接收大員並不理解臺灣人民在日本統治時代所受到的痛苦和想擺脫異族統治的迫切願望，而是懷著一種自命不凡的優越感來到臺灣，致使在以後中央政府對臺灣的治理過程中，政治權力分配嚴重不公。中央政府以徵服者的姿態出現在臺灣民眾面前，而且還帶來了國民黨統治的腐敗陋習，其直接結果是把“光復”過程變成了大陸官僚爭敵產、搶肥缺和對臺灣民眾省籍歧視不斷加深的過程。國民政府的所作所為不僅完全辜負了臺灣人民的期望，而且進一步強化了臺灣民眾對大陸國民黨政權的反感以及兩者之間的矛盾，1947年的“2．28”事件便是臺灣民眾發泄不滿的總爆發。而國民政府隨後以“企圖顛覆政府，奪取政權，背叛國家”的罪名對事件進行的無情鎮壓，又在臺灣民眾的心目中留下了難以抹去的陰影。

　　最後是對中國大陸的人為疏離。在經歷了期望和失望的過程，形成了強烈的心理回歸差異感之後，1949年國民黨政府退居臺灣，使臺灣社會和民眾以更快的速度失去了向往已久的政治上的自由與平等。國民黨政府以白色恐怖的方式人為地割斷了臺灣與大陸的往來，在臺灣人民的思想中灌輸紅色中國邪惡形象的歪曲意識，潛移默化地造成臺灣民眾對大陸的疏離感，使原本就已形成的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臺灣意識進一步強化。國民黨當局為阻止統一，維持偏安一隅的局面，利用殖民主義造成的隔絕與無知，採取延續“動員戡亂”和“戒嚴法”等一係列高壓政策和愚民措施轉嫁矛盾。雖然兩蔣時期事實上並未從根本上動搖臺灣社會和臺灣民眾的中國認同，但卻直接強化了疏離中國大陸的臺灣意識。

　　因此，綜觀整個臺灣政治文化的發展脈絡，不難看出臺灣意識產生于民族抗爭的歷史過程中，在不同時期存在不同的對立目標。明確的目標性和強烈的抗爭性是臺灣意識的兩大特質。它反對任何試圖淩駕其上的嚴格的統治階級意識和異族意識，因為臺灣意識從根本上說還是一種強烈的地方意識，自由主義是其思想核心。只是在19世紀末，日本帝國主義入侵時，同一種族的觀念才逐漸凝聚升騰，以對抗異族的統治。而在同一種族的中央政府進行統治時，它就表現為希望相對獨立的傾向，這其實與臺灣歷史上形成的源于中華文化的移民社會特徵不無關係。

　　可見，在臺灣意識的形成過程中，中央政府的封建統治方式和腐敗是主要的促成因素。因為他們長期忽視臺灣的存在價值和應該具有的地位，造成臺灣與中央政府的歷史斷層。而國民政府的統治則起了強化這種意識和把該意識引入歧途的破壞作用。它的不聞不問和無所作為使臺灣人民飽受日本帝國主義的踐踏，它的所謂“光復”政策又延續了對臺灣人民的壓迫，讓臺灣民眾直覺地感到這種待遇和日本統治時代沒有什麼兩樣，並誤解大陸是“新的統治者”。國民黨政權的退居臺灣和愚民統治則混淆了臺灣同胞的視聽，把罪名轉嫁到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上，事實上培育了對立于中國政府的“臺獨”勢力。由此可見，正是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使原本在大中國意識之下的、具有地方色彩的臺灣意識逐步發生了性質上的改變，使其具有了分離主義和反中國的內容。

　　從臺灣權力結構演變的角度看族群意識和臺灣意識的政治、社會基礎

　　大量研究資料表明，李登輝在臺灣主政以後，是中國當代“臺獨”分裂勢力滋生蔓延極為迅速的時期。主張“臺獨”的勢力從隱蔽走向公開，從非法走向合法，從海外返回島內，進而一舉奪取政權，完成了從體制外到體制內的重要飛躍，這是以李登輝為首的臺灣一部分人長期奉行分裂中國路線的歷史必然。

　　（一）關于本土化與臺灣認同

　　“臺灣必須是臺灣人的”，這是李登輝1994年與日本右翼作家司馬遼太郎談話時刻意強調的一句話，這句話的背後凸顯的是強烈的臺灣意識。在這種意識下衍生的“生為臺灣人的悲哀”觀念（1），以及李登輝基于這種觀念，在其主政12年間有計劃、有目標地多方推動臺灣政治的本土化演變，從事實上、本質上都大為強化了臺灣意識，其“最明顯的變貌莫過于不再視抽象或文化的中國認同為當然的唯一認同對象，而以具體或政治的臺灣本土為集體認同對象”（2）。由此為中華民族的歷史大融合，為中國的最終完全統一投下了巨大的陰影。

　　1、從“鄉土教育”到“文化臺灣”

　　1988年，李登輝當選“總統”後，立即開始有計劃地在各種不同場合用臺語發表講話，在多次競選巡回和地方站臺時更是“全程講臺語”，借用他本人的話是“非這麼做不可了”。然而，語言只是民族文化最淺層的部分。出于更長遠目標的考慮，繼李登輝主政時對中國歷史、中國地理課程的簡化、淺化“變革”後，現任“教育部長”黃榮村也于2002年6月10日公開宣布，將于一個月內成立“本土教育委員會”，對中、小學教科書的內容和定位進一步進行係統、整體性的“審視”，除了強調學生要認識臺灣的社會、歷史、地理外，還要增加本土文化和語言，以凸顯“臺灣精神”、“臺灣魂”。據臺灣媒體報道，為了推動文化“臺獨”，哪怕是對有“知遇之恩”的蔣經國，李登輝也並不諱言，一番“在認同臺灣的問題方面，我卻和他（指蔣經國）有著不同的看法……經國先生曾經說‘我也是臺灣人’。但是，他對以臺灣為主體的政治問題，或許並沒有深入思考過”的直白（3），把李登輝試圖割斷兩岸綿延數千年之民族文化紐帶的決心顯露無疑。聯係到陳水扁在2000年5月20日的就職演說中關于建設“文化臺灣”，以及“讓立足臺灣的本土文化與華人文化、世界文化自然接軌”的說法（4），聯係到臺灣當局採用與鄉土語言音標“兼容”的本土拼音來取代大陸和聯合國正式公布的漢語拼音的做法，可以清楚地看出，臺灣當局試圖以培植狹隘的、排他的本土文化為手段，強化“臺灣優先”與“臺灣優勢”的“自我意識”，達到其“除中國化”的目的。

　　陳水扁上臺後曾多次約見島內一些知名文化人士，侈談“文化立國的重要性”。2000年10月6日，陳水扁在“亞太傳統藝術論壇”開幕式致詞時更是把“建立臺灣文化主體性”視為臺灣是否能“躋身已開發國家之林的重要指針”。客觀地評價，當年李登輝的“鄉土教育”之本質是愚民教育、“獨”化教育，倒是頗具成效的，而且已經為其後任陳水扁所繼承發展。2002年3月25日，陳水扁在臺北召開的“全國文化會議”閉幕式上明確表示，“臺灣政府的文化政策”就是努力“確立臺灣文化的主體性”，建立“從臺灣出發的新認同”。他同時公開宣稱：“唯有推動文化振興，累積對各族群生命經驗與文化內涵的了解，改變對立、分化的族群意識”，才能“進而形塑臺灣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公民社會的共同體”（5）。陳水扁的這段話雖然略嫌晦澀，但傳遞出的“文化臺獨”信息依然頗為清晰。

　　2、從“外來政權”到本土化改造

　　1994年4月，日本《朝日周刊》發表了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談話全文。時為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在其中指稱國民黨政府為“外來政權”，國民黨是“統治臺灣人的一個政黨”，公開質疑“中國”的概念，甚至公然表示大陸的兩岸統一主張是“奇怪的夢”，要把中國國民黨改變為“臺灣人的國民黨”（6）。對此，島內外輿論為之嘩然。同年7月13日，臺灣聯合報係基金會在臺北發起並主辦了“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聯合報》為此配發的社論指出：“五千年來，中國的民族文化始終展現出舉世無匹的凝聚力和親和力，所以政治上雖有分裂、動亂與割據，但就整體而言，卻是歷史不斷，國族不散，文化不亡”（7）。香港《亞洲周刊》亦載文指出，李登輝的“歷史知識以及對中華民族的了解，是依循著‘臺獨’邏輯的”。正是在這樣的一種“臺獨”邏輯的主導下，當年的李登輝一步接一步地加快了國民黨乃至臺灣政壇的本土化改造速度。值得注意的是，李登輝實施的本土化政策，在臺灣的社會意識中注入並強化了臺灣意識。直至今日國民黨內由本土化而衍生的諸多問題，依然不時糾纏紛擾著該黨的黨務運作和“立法院”黨團運作。

　　3、從“2．28”道歉到“中國豬滾回去”

　　1995年，李登輝曾以“總統”身份，代表“政府”向“2．28”事件遺屬道歉。有人說這是李登輝主政期間有計劃、有目的地觸及島內最敏感的省籍問題的一次重要舉措，是其達成本土化整體目標的一個組成部分。李登輝在《臺灣的主張》一書中坦承：“2．28”事件對他本人的“思維與理念產生了很大影響”（8），而現在需要的是如何使這一歷史悲劇“成為外省人凝聚臺灣人認同的共同體驗”（9）。所以，李登輝才會以《舊約．聖經》“出埃及記”中的摩西自詡，要帶領臺灣民眾渡過“約旦河”，走向“上帝應許之地”。1995年8月，李登輝在參選第九屆“總統”的聲明中又提出“新臺灣人主義”的概念，在繼續強調走出悲情、認同臺灣的同時，開始為其全面本土化的政策尋找理論基礎。這與其“2．28”道歉運作，顯然是一脈相承的。有學者曾撰文將臺灣一些人的反統心態歸納為四種類型，即“反中共、反中原、反中國、反中華”（10）。該文將前兩類歸于“有條件的統一派”，而將第三、四類基本歸為無條件的“臺獨”派，“他們拒絕承認臺灣人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乃至于試圖證明‘臺灣民族’在生物學的意義上異于中國人”。文章更列舉事實證明，甚至在“中日涉及二戰的爭執中”，李登輝仍“站在日本軍國主義一邊抨擊中國”，這已經不是普通的“政治紛爭”，而是“種族仇恨”。因此，作者認定李登輝當屬“反中華”的“臺獨”分子無疑。筆者不惜篇幅引用該文的部分文字並非是完全讚同其觀點和結論，只是想說明李登輝在其“皇民化”心態的主導下，利用在臺主政十余年的種種便利條件，刻意強化本土化舉措與臺灣意識所造成的負面效應已經在島內呈現。陳水扁在公眾演說中就多次使用“臺灣之子”、“自由民族萬歲”、“臺灣人民萬歲”之類的煽動性言辭去迎合這種悄然成型的臺灣意識。從這一意義上認識，臺灣大街上曾經發生過的“臺獨”追隨者高喊“中國豬滾回去”的事件就不足為怪了。

　　（二）關于族群意識與政黨政治

　　臺灣社會的族群矛盾與衝突早已存在于臺灣社會的變遷與發展過程中。近若幹年來，由于臺灣政黨政治的形成與發展的作用力，特別是民進黨從其狹隘的政黨利益需求出發，歷來以省籍矛盾和族群紛爭作為其政黨鬥爭的立足點和戰術手段，在“臺灣第一”的口號下和著李登輝的節拍鼓噪“臺灣人的悲哀”，因此，臺灣民眾的視野中族群意識、中國認同和統獨矛盾往往交叉混淆。

　　1、族群政治的存在與淡化

　　以歷史性、部落性、臣屬性、地域性的文化理念為基礎的臺灣島內省籍族群情結，即傳統意義上的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四大族群的共處與紛爭，是臺灣社會的一種客觀存在。伴隨著族群政治的形成與變化，只要臺灣民眾對中國認同的認知差異繼續存在，只要島內政經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繼續存在，族群意識與族群政治就不可能完全消失。隨著臺灣政治體制的轉型，族群意識與族群矛盾通過人為煽動、惡意引導，借助政黨政治的載體已經滲透到了整個臺灣社會。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隨著近年來對“新臺灣人主義”和“新中間路線”的不斷包裝與完善，臺灣的族群政治又在趨于淡化。陳水扁的“政治統合論”、“臺灣站起來”與“中華民國認同”，以及由“戒急用忍”到“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大陸經貿政策調整、提出“善意和解、積極合作、永久和平”的處理兩岸關係三原則等，雖然其追求“臺灣獨立”的本質立場依舊未變，但這些與民進黨部分成員種種危險的“臺獨”言論相比，顯然更淺顯，更貼近民眾，更易為輿論和社會所接受，也與臺灣民眾中多數人所持的維持現狀、消極等待的心態和訴求相吻合，顯然大有利于民進黨穩固其執政地位。這正是陳水扁上臺以後不遺余力地倡導“新中間路線”的根本原因。“新臺灣人主義”和“新中間路線”不但有可能使族群政治和族群意識在人的價值判斷中趨于淡化，隨之而來的也許是臺灣意識的增強、中國認同的削弱和對統獨矛盾的麻木。換言之，淡化族群政治的最終目的恐怕更多是為了強化臺灣認同的族群意識。

　　2、族群意識作用下的中國認同

　　陳水扁上臺執政以後多次提到了“中國人、臺灣人、華人”的族群觀念，也提及了中國歷史與臺灣歷史，以及兩岸的文化和血緣關係，甚至數度表示要“赴大陸尋根”。但卻又一再刻意回避臺灣人是中國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常識性的、基本的認同觀念，這是島內族群意識演變發展至今的一種延續與必然。李登輝主導臺灣政治舞臺12年，在本土化和民主化包裝下，伴隨著“民主先生”的盲目崇拜，給臺灣民眾帶來的是“出頭天”族群意識的無節制發酵，是統獨、省籍、族群等諸多矛盾對立的膨脹，是變異的“民族仇恨”，並使臺灣民眾相信，臺灣人有權向一切不可能挑戰。早在1996年第九屆“總統”大選期間，臺灣TVBS民調中心所公布的調查資料中已經顯示：在臺灣認同方面的族群意識分布為閩南人最高，原住民其次，客家人第三，最低的是外省人，相反地在中國認同方面則依次為外省人，原住民，客家人和閩南人；在政黨支持傾向上（如民進黨與當時的新黨）族群分布的主流各有所屬，在島內更是人皆知之（11）。顯然，臺灣的族群衝突和族群意識已經從原本存在和作用于內部區隔，屬省籍認同范疇，藉由本土化、民主化的引導與支配，逐漸轉化為具有外部區隔意義的臺灣認同與中國認同的衝突和認知。這種轉化雖潛移默化但卻日積月累，是一種頗具危險性的發展變化趨勢。

　　3、族群矛盾與統獨矛盾的糾結

　　在歷史與現實因素的交替作用下，臺灣的族群矛盾以及由此而凸顯的族群意識已經滲透到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文化、學術等各領域，並被刻意泛政治化。任何涉及島內政治集團或民眾實質利益的衝突常常被拖入族群矛盾的旋渦，為人所利用。因此，族群矛盾又與以中國認同為交集點的統獨矛盾糾結在一起，使兩岸關係不但變得錯綜復雜，也使島內的政黨政治運作平添諸多權謀和功利，徒增大量變量與危機。臺灣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多年前就已經提出“政治轉型”的主張，民進黨領導層中的有識之士亦多次提出修改和刪除“臺獨黨綱”的訴求和具體意見。諸如此類均對民進黨傳統的“臺獨”主張形成了衝突和挑戰。民進黨上臺執政以後，面對海內外廣泛且十分棘手的中國認同與統獨矛盾問題，原本“臺獨”意識強烈的陳水扁採取了故意放低姿態，時而釋放“善意”和適時作出強硬姿態交叉運用的應對策略，將臺灣意識、臺灣認同與中國意識、中國認同兩者置于既不統一起來、又不對立起來的隱晦狀態之中，以維護執政黨現階段的基本利益，這同樣是族群矛盾與統獨矛盾糾結的結果。從長遠的觀點看，這種族群與統獨矛盾的長期糾結難解，顯然不利于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

　　從價值觀的角度看臺灣社會的族群意識與統獨心態

　　臺灣的族群是成分復雜、心態各異、甚難統合、且變化不定的特殊群體。長期受外來勢力侵擾的歷史又使臺灣的族群有著共同的當家作主人的鮮明心態。同時，對外來勢力又有著本能的排斥心理和要求維護既得利益的基本思維定式。臺灣社會的開放與政治民主的演變，為臺灣的族群政治注入了新的變化“興奮劑”。而價值觀主導下的利益驅動，無疑是演變的原動力。

　　（一）價值和利益是臺灣當局引導民眾統獨取向的主要工具

　　價值和利益是構成當今臺灣族群組合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因而，臺灣民眾對統獨立場的選擇更偏重于現實利益的考慮。這是一個難以回避的客觀事實。正因為如此，陳水扁才會反復宣稱，“臺灣的利益、臺灣的主體性，就是我們的理想，也是我們的堅持。”（12）臺灣當局以及臺灣社會的上層階級以兩岸制度差異、生活水平差異、大陸視臺灣為地方政府、大陸封殺臺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大陸不放棄對臺使用武力等等，來引導和培植臺灣民眾與臺灣社會的不安全感，進而營造兩岸不具備統一條件的主觀氛圍和社會基礎。也正是出于對現實利益的關注與體認，臺灣社會比較易于接受廣義上的“經濟安全”、“產業安全”、“國家安全”等一係列政策設定及其相關的釋義，從而對維持兩岸關係的現狀有了相對廣泛的認同。至于維持現狀多久、如何維持現狀、維持現狀以後怎麼辦以及長期維持現狀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則未及考量或根本不想作考量。

　　（二）價值和利益是臺灣中產階層和知識分子中國認同的基點

　　臺灣的中產階層如同西方工業國家的中產階級一樣，伴隨著戰後臺灣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形成，並在臺灣經濟起飛的過程中成長。他們一方面認為統一將會帶來什麼好處目前還難以估計，另一方面卻認為統一會使他們的生活水平降低，他們會受到社會生活、發表政見的制約。臺灣的中產階層和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在七八十年代不同程度地參與、支持過“黨外運動”，或同情過當時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對臺灣的民主化進程、社會多元化狀況持肯定態度。雖然對臺灣的社會亂象也頗多微詞，但基本能融于社會，感到比較自由，感到臺灣的中產階層和知識分子有維護和發展自己利益、參與政治的權力。所以，一定程度上滿足于現狀，對中國認同的態度亦難脫利益取向的制衡。

　　隨著海峽兩岸交往與合作的持續擴大，臺商赴大陸投資的熱潮持續高漲。一般而言，絕大部分臺商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他們又是長期生活在臺灣，對臺灣近30余年來的經濟發展、政治多元化變革有著強烈的自豪感。因此，他們“背負著濃厚的臺灣記憶和臺灣經驗，在臺灣擁有一定的社會根基”（13）。在大陸經商、置產的過程中，面對祖國大陸的歡迎、幫助以及給予的優惠待遇，他們更多地著眼于個人的發展、空間和環境。事業發展的需要又使他們頗為認同全面改善兩岸關係的緊迫性與必要性。正因為如此，在統獨立場上臺商內心的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往往會交織糾結在一起，相互影響。既怕“臺獨”可能引起戰爭殃及既得利益，又對統一後的“一國兩制”心存較大疑慮，也對當前兩岸關係的僵持局面和臺灣的安全與穩定頗多顧慮。十分顯然，臺灣的中產階層和知識分子對臺灣未來不確定感的認知相當普遍。

　　（三）價值和利益是臺灣勞工階層對當局政策的唯一判斷標準

　　臺灣的勞工階層由于其政治目標並不明確，因此，對兩岸關係的現狀、發展、前景及與之相關的臺灣當局的大陸政策，考慮和判斷的角度更為現實。多數民眾心目中的“一國兩制”是臺灣當局刻意宣傳的“一國兩制就是否定臺灣”、“一國兩制就是將臺灣香港化、特區化、地方化”（14），這種“先入為主”的認知比較不易改變。他們也對當局的若幹政策有抗爭行為，但這些抗爭更多地是基于自身的經濟利益或其它社會利益。屬于政治訴求范疇的兩岸關係與統獨立場的取舍則比較多地具有急功近利的傾向。他們對統一以後的工作、生活質量與水平疑慮較多。不少人認為，兩岸統一後，勞工還是勞工，仍然是社會的底層。統一只會對上層有利，與其擔心統一後會失去什麼，還不如現在就這樣。所以，一般民眾更容易接受和讚同維持現狀的立場。正因為臺灣的勞工階層的判斷標準往往是單一的，所以，常常會在兩岸關係問題上更多地被朝野政黨、中產階層和知識分子所左右。可見，臺灣的族群是特殊的、復雜的，顯然不能用定式思維和一般分析來觀察、理解和解讀。臺灣社會、臺灣民眾在族群政治中和統獨問題上的依附、選擇目前仍然主要是價值和利益的驅動。

注釋：
（1） 《孤島的痛苦——生為臺灣人的悲哀》，臺灣《自立晚報》1994年4月30日—5月2日連載。
（2） 蕭新煌《新臺灣人的心》第143頁，月旦出版社1999年12月初版。
（3） 李登輝《臺灣的主張》第62頁，遠流出版公司1999年5月初版。
（4） 陳水扁《臺灣站起來迎接向上提升的新時代》，臺灣《聯合報》2000年5月21日。
（5） 臺灣中央社2002年3月24日消息。
（6） 參見注釋（1）。
（7） 臺灣《聯合報》1994年7月13日。
（8） 參見注釋（3）。
（9） 臺灣《中國時報》1998年12月9日。
（10） 丁學良《解讀臺灣“反中”光譜》，臺灣《聯合報》2000年7月1日—2日連載。
（11） 臺灣《自立早報》1996年2月26日。
（12） 陳水扁在世界臺灣人大會年會上的致詞，2002年3月17日。
（13） 朱雲漢《“新半山”開始登上歷史舞臺》，臺灣《中國時報》2002年6月24日。
（14） 臺灣中央社2001年11月1日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