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五周年之際,一項涉及兩岸關係的關鍵性事件,正在悄悄發展之中。
經歷了一年多兩次延約的港臺航權談判,自今年5月中起進行的第三次談判,一直閉門進行;由于雙方談判代表事先均同意在未達成任何協議前,不會就談判對外公布任何訊息,因此外間的有關傳言極為紛雜混亂,一時有指雙方談判總卡在政治問題上,各有堅持,一時又指雙方基于客觀需求,對是次談判均顯出高度誠意。
是次談判被視為未來兩岸"三通"談判的"模板",雙方的談判形式,參與談判的主體,簽約的形式和簽署的主體,均被視為未來進行兩岸"三通"民間談判的前哨戰,這就增添了是次談判的變量和重要性,也使談判兩邊的攻防戰更顯激烈。
首輪談判5月13日在臺北舉行,陳水扁三日前突然針對兩岸"三通"問題表示,在臺北當局主導下,臺北可以透過民間,委托民間從事,協助談判。
陳水扁還強調,兩岸接觸與對話須堅持臺灣不能被矮化、地方化及邊緣化。他更表示,臺港航線談判與"三通"議題,在領域與層次上並不完全相同,臺港模式未必完全適用"三通"談判。但他也特別談到,包括誰出面談,由誰簽,都可以彈性,"臺港航線可以這樣做,'三通'也不是不能用相同道理和思維來處理"。
陳水扁一句"不是不能",在語意上充滿彈性,充分顯示他的政客本質,卻已代表民進黨政府在兩岸"三通"問題上漏了一個新的缺口,表現出願意在有關問題上與北京妥協的新思維,可圈可點。而且這一番說話,正給北京一個比較正面的響應。北京方面一直強調,兩岸"三通"談判和港臺航權談判,同為"一國的內部事務",兩岸航線和港臺航線,都是"特殊管理的國內航線"。由民間對民間,公司對公司,行業對行業協商,是沿用96年香港還在港英時代臺港航權談判採取的協商模式,也即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唐樹備上月到港出席一個研討會響應臺灣記者的追問時所說的:"港臺模式,是兩岸'三通'民間談判的先例"。
民進黨政府過去在臺港航權簽訂新約的問題上,力求公權力介入,要凸顯兩岸作為兩個獨立政治實體,並要將臺灣海峽定義為國際水域,以斷"一中"臍帶。于是,臺北去年在新約談判前與港方談判代表的接觸中,提出以官方對官方對口談判的模式。這明顯不符合"一中"原則,會議最終被拉倒,舊航約唯有延長半年。之後,雙方去年底延約期滿前再次接觸,臺方擺出不再拘泥于談判團成員身份的姿態,只要求官方最後才出場在新約上簽字,表面上似是改變態度,其實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目的仍然是要凸顯公權力的地位,繼續無視于"一中"原則。結果,雙方再次無法正式坐到談判桌前,舊約乃再次推延半年至本月底。
隨著國際大局以及兩岸政經關係等客觀因素的變化,臺北調整在"一中"問題上的主觀立場,是必然的結果。雙方今年4月再次就新約進行談判接觸時,臺方終于接受民間對民間的模式,即沿用96年的做法,以臺北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的名義派出代表,而"陸委會"和"航運局"官員,則以公會顧問的民間身份列席。
經臺方調整做法,雙方終于以民間對民間的方式,重回談判桌。港臺兩地代表最初擺出的立場極為分歧,尤其是臺方提出應參考國際航約,除了簽訂規范雙方航班架次的附約外,還要簽訂涉及公權力事項及彼此權利義務、關稅細則的主約條文,再次帶入國際化、公權力、主權等極敏感的政治問題,使第二天竟傳出"談判觸礁"之說。而且,由于延約或簽訂新約之間,涉及航空公司的經濟利益關係,談判期間又傳出第三家航空公司向臺方施壓、要求參與航線等雜音。但雙方仍然顯示對完成新約的積極態度和誠意。
不論從政治、經濟、社會、歷史角度分析,港臺關係就是"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礙于政治現實和歷史發展等種種因素,"一中"的具體定義仍未能完全尋得一個客觀上的共識,兩岸"三通"談判(包括港臺航權談判)採取民間對民間、公司對公司、行業對行業的方式,是撇開政治爭拗,務實解決現實問題的最佳方法。而且,在"一中"的原則下,北京也騰出多方面的空間,以利兩岸三地在其中尋求政治上的最大共識。
譬如說,錢其琛副總理去年會晤臺灣"立委三通訪問團"代表時指出:"兩岸可依一國內部事務方式建立直接'三通'",這被視為北京對臺的善意表態。唐樹備上月在港被問到"三通"及港臺航權談判的問題時也說:"只要不違反'一個中國'的原則便可以了。"
也因此,臺方在臺港航權談判中,官員雖然坐在談判桌前,但只要他們採取民間的名義,在北京眼中,仍然合乎"一中"的原則。
客觀上,大勢所趨;主觀上,各有善意。這樣,臺港航權談判便充斥著各種有利條件。事實上,香港和臺灣之間這條"黃金航線",是全球最繁忙、供求最失衡、航空公司最賺錢的航線,備受全球航空界覬覦。資料顯示,每年自臺灣赴香港的人次達到兩百萬,經香港赴大陸的人次更達三百萬,每年訪臺的港人又達四十萬,經港訪臺之大陸人士則達十多萬。
此外,港臺航線還是帶動兩岸三地物流、人流、資金流及信息流動的先決要素,每年臺灣對香港出口兩百多億美元貨品,其中至少七成是轉口輸往大陸,使得兩岸三地之經貿依存關係更加密切。
不論從消費者的角度,從經濟發展的角度,還是從祖國統一的政策角度來看,臺灣航權談判以及未來的"三通"談判,民間對民間、公司對公司、行業對行業的做法都是最好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