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自己的懦弱，或虛偽，對任何民族都不容易，差別在於，戰爭後有的國家開啟對記憶的反思，對內部記憶的分歧進行對話，有的國家還做不到。—龍應臺

　　辭去臺灣文化部門主管的身份，龍應臺深感欣喜。

　　自由人龍應臺可以從容地，每天騎單車來往，學古箏，看小説，和貓玩耍，看島外的新聞，重新關注大陸。

　　回到作家身份，龍應臺説，比較像個人到森林裏散步，“跟著水流野花隨興遊走，看樹看花看閃進樹隙裏的陽光”。

　　作家龍應臺已經回到公眾視野，她的第一站是香港書展。

　　2015年7月18日，很久沒有公開演講的龍應臺選在了香港書展的主場地重新開講。香港會展中心一樓會議廳，演講前安排了一個短暫的“友人小聚”，龍應臺在這裡和她幾年，甚至十幾年不見的朋友們敘敘舊。一百來位嘉賓，龍應臺能準確地叫出他們所有人的名字，説出上一次他們見面時的場景。

　　容納千人的演講廳不止是“座無虛席”，來聽演講的人過多，以至於主辦方不得不臨時加開了一個廳，讓看不到現場的人，至少能聽到這場演講。

　　提問環節，完全聽不出來這是在香港，舉手發言的人非常多，被隨機點到的人，全是普通話發問。

　　“我希望下一次能聽到粵語提問。”龍應臺笑瞇瞇地鼓勵著臺下。

　　一個女孩站了起來，果然是粵語提問，聽完，龍應臺無奈地説：“你用普通話再翻譯一遍吧。”—那個女孩的粵語，明顯並非自己的母語。

　　來聽講座的，確實不少從內地趕來，但更多是在香港上學、工作的內地人。

　　演講的主題是“記憶”和“傾聽”。

　　傾聽，大概不是一件做了一次就完畢的事

　　南方週末：這次演講為什麼選擇“記憶”這個題目？

　　龍應臺：歷史從來就不是過去，從來就不會過去。它決定了我們的現在，也因而影響了未來。但是我們在討論或者爭辯現在的時候，往往假裝過去不存在。很多討論和爭辯，其實是假議題。

　　大海的此岸對彼岸，不管你站在哪一岸，有那麼多的不信任，其實和我們對於記憶的故意回避，是直接相關的。

　　我相信，一個社會選擇記憶什麼、忘記什麼，就是這個社會的文明和品格的高度。

　　南方週末：你談論到一個共同記憶或精神共同體的話題。波斯尼亞小城無奈地選擇一個“外來文化”作為“精神共同體”，顯然沒有成功。李小龍雕像被哪一方搗毀的？

　　龍應臺：莫斯塔分裂的居民—穆斯林的波斯尼亞人和天主教的克羅埃西亞人—曾經辯論過究竟要放誰的雕像來代表這個城市對於歷史和解以及記憶重建的渴望。李小龍“擊敗”了教宗、甘地，以及很多民族英雄，因為他超越了當地本土的糾結記憶，但是反對的人當然也不在少數。部分反對者就曾説“李小龍沒有為我們打過任何一場仗”。雕像被破壞，表面上是年輕人在公園裏深夜喝酒惹事所為，但是深層的原因可能仍舊回到記憶的缺乏共識。（參考 Uros Cvoro 所著 Turbo-folk Mus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Former Yugoslavia）

　　南方週末：在複雜的多視點、多方邏輯的情況下，我們能夠做什麼？

　　龍應臺：美國的南北戰爭已經過了一百五十多年，2015年在南卡羅來納州發生的黑人教堂槍殺案你才知道，南北對抗的記憶衝突到今天還是活生生的，甚至是血淋淋的，還會為之殺人。所以傾聽，大概不是一件做了一次就完畢的事，它是一個必須不斷提醒、不斷努力、不斷對話的過程。切膚的經驗不同，記憶的痛點不同，本來就應該有複雜的多觀點多邏輯。差別在於我們是否給他人訴説的機會。我們不見得每次都能接受他人的聲音，但是我們敢不敢誠實地回答：在反對之前，我們究竟有沒有認真地傾聽？

　　南方週末：2015年是抗戰勝利70週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你視野所及，覺得“正史”（無論西方、東方；中國、日本）的敘述存在哪些缺憾？戰爭中的哪些面向沒有被顧及？

　　龍應臺：直面自己的懦弱，或虛偽，對任何民族都不容易，差別在於，戰爭後有的國家開啟對記憶的反思，對內部記憶的分歧進行對話，有的國家還做不到。譬如説，歐洲很多被德國佔領過的國家，大戰結束後有幾十年的時間都把自己簡單地定位為被害者和勇敢的抵抗者。後來反思逐漸開展，幽微的灰色地帶就慢慢被看見了，誰其實曾經和佔領者合作，誰曾經為了鬥爭同國的另外一派而趁勢落井下石爭奪優勢，誰曾經看見屠殺而假裝不知道，誰曾經為了自保而陷害他人……所謂正史，永遠是片面的，而且是有意圖的片面。國民記憶因此絕對地重要。

　　南方週末：東亞三國的學者一直在嘗試編寫“共同歷史”。你覺得這種嘗試在現實中是真正可實現的嗎？

　　龍應臺：要看這只是各個政府表面上的政治動作還是有實質意義的推動。

　　衝突的記憶刻意寫進歷史教科書，塑造敵我意識，最後走向戰爭，是歐洲人早就認識的路徑。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就大力主張各國的教科書必須修訂。二戰之後的聯合國，認識到問題的嚴重，繼續推動。 1951年，法德教科書委員會通過“歐史爭議點之法德協議書”。1975年，德國波蘭教科書委員會訂定“西德波蘭歷史及地理教科書之建議原則”。1985年，德國和以色列的專家學者推出“德以教科書建議原則”。德國現在還有民間的專責機構，Georg Eckert Institut，從1975年成立到今天，致力於推動教科書的跨國討論、辯論，以及合作書寫，作為邁向和平的基礎。華人世界以及亞洲，我還沒有看到這種努力真正變成政府和全民關切的大事。

　　南方週末：中華共同體是否能夠建立更具“一致性”的精神記憶？以怎樣的途徑？我們如何傾聽對岸、對方的記憶？

　　龍應臺：建立彼此都能接受的共同記憶是一條很長的路，歐洲走了上百年，今天還在努力，世仇德法尤其用力。華人世界的割裂很深，我的演講是呼籲先建立問題意識，也就是説，先認識到這是一個問題，認識到記憶是一個必須要開啟的黑盒子。如果連這個問題意識都沒有，我們會更長久地處在不信任中。

　　與傾聽“對岸”必須同時進行—或者説更迫切的是“傾聽自己身邊的人”。自己這一岸的記憶，如果都不真誠面對的話，談什麼傾聽彼岸呢？

　　不願承認是“加害人”，總強調是“被害人”

　　南方週末：日本人的戰爭記憶，是否更多的是關於自身的苦難的記憶，對於施加於“他國”“他人”的記憶比較淡漠？或者，這根本是人性的常態、世情的常態？

　　龍應臺：日本當然是。尤其當我們把日本人和德國人面對歷史的態度相比較的時候，日本人回避的態度特別明顯。但這並不能説，日本只有一種聲音，一個集體。日本人本身對歷史記憶的態度是存在分歧的。他的左派或右派，就非常不一樣。

　　至於説，不願意承認或面對自己是“加害人”（不管是對他國人或本國人）而總是強調自己是“被害人”的苦難記憶你説只有日本嗎？

　　南方週末：比方越戰歷史，在美國的記憶中可能更多是軍人及其家屬自身的苦難記憶，對於越南一方的記憶可能不會很在意。傾聽“自己人”的記憶是可行的，傾聽“他人”，甚至是不贊成的他人，如何可以實行？

　　龍應臺：傾聽不贊成的人，當然困難。但是國際聯盟和聯合國告訴我們的應該是：不傾聽你不贊成的人的聲音，是有後果的。那個後果往往是戰爭。

　　傾聽，再怎麼難，總比戰爭容易吧？

　　南方週末：德國、日本被轟炸的記憶應該被傾聽嗎？畢竟他們是戰爭災難的肇事方。

　　龍應臺：傾聽，才能了解他為何走向了“肇事”那條路，才能比較深刻地認識到“肇事”如何害了自己，才能了解“肇事”災難的核心本質它遠遠超過加害與被害的二元對立。

　　南方週末：比方日本，如果中國的苦難記憶尚未被日本方面傾聽，我們是否有必要傾聽他們的記憶呢？

　　龍應臺：這個問題很奇怪。傾聽，是為了使我們自己更成熟，更深刻，更寬闊，更強大；傾聽，是一種能力，一種功力，怎麼會因為別人沒學會而自廢武功？

　　南方週末：痛史、黑暗史是否是我們有必要去面對的？或者，選擇以面向未來的名義放棄回望、回顧？

　　龍應臺：我建議你試試看把一個得了愛茲海默失憶症的人帶到一個十字路口去吧。去看他怎麼選擇他的“未來”的路。

　　痛史不去面對，就是選擇性的失憶，使我想起著名的神經科醫生作家奧力佛薩科斯的作品。他描述一個病人，因為神經的病變，使他完全看不見他左邊的事物，也就是説，他只看見右邊一半；左邊的房子、疾駛而來的汽車、打招呼的人，還有他自己的左腳全部看不見。穿襪子也只穿右腳，就出門。這是“未來”嗎？

）

　　九千則故事

　　南方週末：“金石瓜事件”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龍應臺：金瓜石的故事包含著多個層次的意義。一是歷史的詮釋是極其複雜的，黑白二分不能呈現人的真實處境。集體的黑白二分絕對化往往埋下未來紛爭的種子。另外就是，你是否注意到一個細節—當我聽見了金瓜石耆老的壓抑的心聲之後，並沒有由“文化部”去直接為他們的記憶立碑，寫歷史，而是由當地人自己來。政府，在民間記憶的建立上，不應該越俎代庖。政府只是提供豐美的土壤，民間要自己去播種、灌溉、開花，去詮釋自己。

　　南方週末：大陸這幾年不斷有關於抗戰老兵的口述歷史整理、老兵救助，這些敘事可能需要一個很緩慢的過程才能進入“正史”。

　　龍應臺：我看見很多重建記憶的努力在大陸發生，但仍是滄海一粟。如果“國家”是一個子女眾多的母親，請問這個母親應該低眉聆聽多少斷裂的傾訴？

　　我相信口述歷史是全體國民的責任，不能靠政府或只靠政府。

　　南方週末：關於臺灣人的複雜記憶，你可以講述幾個故事嗎？

　　龍應臺：舉一個例子試試。二戰期間，中美混合的空軍多次轟炸臺灣各地，高雄、臺南、新竹、臺北，都被激烈地轟炸，尤其是1945年5月31日的臺北大空襲，造成三千人的傷亡。2009年7月15日，在中正紀念堂附近捷運施工人員還在地下發現當時的未爆彈。

　　1943年11月的新竹大轟炸，是一次光輝的勝利，在中華民國抗戰史所呈現的是這樣一種情緒：

　　《李學炎空戰傳奇 飛虎將軍3分鐘滅52架日機》，這是《中國時報》電子報的新聞標題。

　　新聞説：2013年3月初，駐美代表金溥聰花了3個多小時車程，帶著馬英九先生的壽禮，趕赴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為102歲的李學炎將軍祝壽。這位年齡最高的飛虎將軍李學炎，1943年初冬，率領我空軍轟炸停放在新竹飛行基地的日本海軍練習航空隊飛機，只花了3分鐘，殲滅了52架敵機，李學炎領軍的3分鐘超完美轟炸，締造“0：52”的傲人成績。

　　日本侵略戰爭中，中華民族付出多麼慘痛的代價，一場成功戰役所帶來的欣慰，在六七十年後仍然被興奮地傳頌、紀念，是理所當然的。問題是，在歷史的錯位裏，臺灣當時是日本的一部分。炸彈無眼無情，丟下來炸死炸傷的，比比皆是臺灣人。因此同一個日子裏的同一個事件，在一部分臺灣人的記憶中，不是英勇的戰役，而是炮火從天而降的恐怖。

　　辯論誰是誰非，可能是歷史學家、政治領袖和哲學家的責任，但是在個人的記憶裏，就是他當時所看見的、所經驗的、所理解的小局部。

　　戰後的人們，帶著非常相違背的記憶，走到了一起，組成了一個社會。這藏著深溝的記憶的問題，如果不真誠地、溫柔地、開放地、彼此尊重地面對，路怎麼走得遠？

　　南方週末：“臺灣故事島”的成績如何？這些徵集以什麼形式收集、整理、發佈？對年輕一代有所觸動嗎？

　　龍應臺：故事島啟動兩年多以來，錄了近九千則，全臺灣22個縣市裏頭有19個縣市政府和大約300個民間團體加入推動。路還很長。

　　徵集的方式分四種

　　你可以牽著老父親母親的手，走到搜錄站，那兒的志工會幫你記錄。你也可以自己在家操作錄影然後上傳。家中若有老者不方便出門，打個電話就會有專人到府來錄影。第四種方式是行動列車，一種小卡車專門到偏遠的部落裏去巡迴，開到你家門口去，上車就錄。每一個錄過生命史的人，會得到一個免費的錄影光碟，帶回去做紀念。我們鼓勵兒女，給爸媽慶祝八十歲生日或者結婚紀念日的時候，不要只是去吃一頓大餐，扶著他們到一個搜錄站，讓他們認真地説一段自己最想説出來的記憶，然後那個光碟，就是家族最美好的記憶禮物。

　　我印象很深的是，曾任“部長”的L先生，在得知這個計劃以後，跟我説：“我的母親下禮拜就要過一百歲了，我從來沒想過可以用這個方式為她慶生。”錄製小組很快就去了。那是一年前的事。

　　上個月，我接到他的電話。低沉的聲音説：“我在靈堂裏。母親過去了。我多麼感激去年曾經為她錄下她親口訴説的人生記憶……”

　　臺灣故事島的正式名稱其實是“國民記憶庫”。它不只是為個人留下記錄，所有的記錄上雲端，成為國族的共同“記憶庫”，若是累積得夠久，它也將是歷史學者、文學家、電影創作者的寶庫。

　　臺灣故事島鼓勵年輕人帶著長輩去錄下生命史，換句話説，年輕人就是執行者、啟動者。

　　“政治沒那麼大”

　　南方週末：恭喜作家龍應臺回歸。重新成為作家是什麼感受？

　　龍應臺：做政務官的時候，身上扛著眾人事務的重任，像是以衝刺百米的精神和力氣在跑5000米的跑道。

　　回到作家身份，比較像個人到森林裏散步，不再有負擔，跟著水流野花隨興遊走，又可以看樹看花看閃進樹隙裏的陽光，很欣喜。

　　南方週末：離開官場很有一段時間了，你都在做些什麼？

　　龍應臺：恢復2005年成立的“龍應臺文化基金會”的運作，培養年輕人的全球視野。

　　做的事情包括

　　每週搭高鐵從臺北到南部去陪伴媽媽；去健身房運動；騎單車來往；學古箏，鋼絲弦的；終於又能閱讀了，每天看國際新聞，重新關注大陸，也看小説，看英文的新書；跟朋友吃飯、出遊、看電影，看演出不再是工作；跟貓玩耍。

　　南方週末：

　　有什麼寫作計劃、行走計劃？

　　龍應臺：有幾個並行的寫作計劃。等成熟一點才説吧。

　　至於行走，第一個希望走的是絲路，從西安到俄羅斯。

　　南方週末：做了多年的“文化官”，你對於文化的觀察、體會是否發生某些改變？是否有負面的影響，比方拘泥於人事、細節，少了俯仰的“超脫”，少了某些超越性的思考？

　　龍應臺：過去這三年，對“民主”的體會，應該是更痛更深了。第一次出任臺北市“文化局長”，因為是地方政府，經驗較多的是執行面。過去三年，理解更多的是政治生態社會各方力量的拉扯、博弈，産生了很多對民主、對社會的困惑和思索，需要一點時間想清楚。

　　是否多了細節、少了超脫？大概不至於，政治沒那麼大半畝方塘一鑒開，不過幾片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