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張維迎：創新説到底就是自由

　　文：張維迎：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

　　摘自《創新驅動中國》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法制，遊戲規則不透明、隨時在變，每一個人的權利不能得到有效保證的時候，這個國家的企業家不可能真正花時間去進行創新。因為創新需要的不是一天兩天，不是 一年兩年，而可能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

　　要是中國真的從依靠過去的資源配置改進的增長，轉向了創新推動的增長，那麼我們的企業家必須從套利型的企業家轉向創新型的企業家。“唯有在法治的情況下，政府的權力受到嚴格的抑制，每個人才能夠在未來有一個預期，企業家才會投入持續的創新。”

　　創新説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亂想，那就會有創新。我們的創新對人類的貢獻，一定要超過我們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重。

　　從整個人類的視野來看，企業家在過去 200年裏面整體而言就是一個創新的過程。一個國家怎麼變得自由？就是靠技術的進步、勞動生産力的提高 ;而勞動生産力要提高、技術要進步靠 什麼？要有分工和專業化。分工和專業化又要靠市場……這樣就 形成一個良性的迴圈：一個國家市場越大、分工越細，專業化程度越深，分工越細、專業化程度越深，技術進步就越快，創新就越多，勞動生産率就越高，經濟就進一步增長，財富就變得越多。 人類過去的200年，甚至可以説500年，有這樣一個迴圈。

　　從500年前哥倫布發現美洲開始，就走向了全球化，人類市場在不斷地擴大，分工不斷地深化，技術不斷地進步，財富不斷地增加。在這裡面最核心的就是企業家。市場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市場是企業家看到的，沒有微信的時候，沒有微信市場 ;沒有手機的時候，也沒有手機市場。所有的市場都是企業家創造的，分工也是企業家創造的。創新更是企業家的一種基本職能，創新帶來經濟增長，財富增加，而財富怎麼變成新的市場，也可以説是企業家的工作。

　　今天的中國是普遍的産能過剩，意味著中國的企業家沒有進一步將增加的財富變成新的市場，我們還在重復地生産，市場上已經飽和。為什麼會是這樣?

　　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國企業家本身當他們在最初淘第一桶金——20 世紀八九十年代，甚至21世紀初的時候，仍然是大量市場不均衡的時候。那時候，“低垂的果實”就是生産其他國家已有的産品——我們叫山寨——就可以賺錢，久而久之就不會思考怎麼創造新的東西來滿足市場。

　　另一個是我們的社會制度。社會制度使得這個國家的企業家們更願意去套利還是更願意創新?相對而言，套利風險不那麼大，不確定性也沒有那麼大，我們只要敢冒險，就可以下海，就可以賺錢。而創新卻是完全面臨不確定的世界，看到沒有的東西、誰都看不到的東西。甚至當你提出這個想法的時候，大部分人都認為你的神經有毛病。在一個不能夠容忍這種自由、每個人的權益沒有基本的保證、創新的成果沒有確定的回報的時候，我想好多企業家不會真正去創新的。

　　我再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刮鬍刀。有一個著名的刮鬍刀品牌：吉列。100 多年前，吉列這個人是一個小商販。當他到處走街串巷去賣一些小産品的時候，自己面臨了一個困惑：他經常刮鬍子，動不動就刮破了。能不能生産出一個又安全又便宜的刮鬍刀? 所謂安全，就是一般不把臉刮破，所謂便宜，就是刮鈍了之後我就可以扔掉，我不需要再去磨了。當他找了好多個技術專家，這些人都説，No，這是不可能的，你沒有辦法把合金或鋼材弄得那麼薄，做出那麼便宜的刀片出來。但吉列就是不相信，他孜孜不倦地追求，最後花了6年的時間才做出來這個産品，6年的時間對一個創造性的産品來説也許是很短的。我們可以想像幾乎所有的創造性的産品面臨的都是這樣的問題。200多年前瓦特發明蒸汽機的時候，他面臨多少次的失敗。

　　要是中國真的從依靠過去的資源配置改進的增長，轉向了創新推動的增長，那麼我們的企業家必須從套利型的企業家轉向創新型的企業家。真的出現創新型的企業家，就需要我們現有的 經濟體制、政治體制進行非常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一些變革。這裡更重要的是像《大停滯 ?》作者泰勒 考恩教授講的：法治，唯有在法治的情況下，政府的權力受到嚴格的抑制，每個人才能夠在未來有一個預期，企業家才會投入持續的創新。

　　為此，我們也需要整個社會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我們的教育體制的改革。我相信一個國家的國民，特別是我們的大學生、我們的學者，當他們有一顆自由的心的時候，我們才真的有新的想法會出來。我們所有的創新都是從一個想法開始——所謂“新”， 就是與眾不同，所謂“新”就是大部分人不認同。所以只有到了那一步，我們中國才可能真正維持未來相對比較高的增長。

　　其實創新説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亂想，那就會有創新，你不會為了你的想法去冒險的時候，創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需要的改革太多了。從中國歷史上講，什麼時候有創新? 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們有創新，20世紀20年代、30年代我們也有創新， 那就是思想最自由的時候。我們現在講的改革開放制度創新什麼時候出現的 ? 那就是思想解放之後，而且如果沒有1978 年的思想解放，後來所有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

　　希望有一天年輕一代企業家每個人都可以胡思亂想。我們的創新對人類的貢獻，一定要超過我們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學術問題。一個人坐在那兒是很難創新的，我 們在座這麼多聰明的人圈起來不跟外面競爭，用不了一代人之後我們就不存在了，我們規模太小了。應該是人口規模越大的話創新的速度就越快。中國人佔世界大約20%的人口，但我們為世界貢獻的創新到多少 ? 有20%嗎 ? 但我們歷史上有過，歷史上有好多的創新，但在近現代，我們連2%、甚至1%都不到。按道理説中國要佔到世界20%的人口，為世界創新的貢獻應該是40%左右。我們應該在這點上感到慚愧。

　　我想用一下泰勒 考恩教授説的比喻：我們制度改革為什麼這麼快? 我們採集了大量的“低垂的果實”，但這個果實是會採摘殆盡的，所以未來還是要依賴於我們自己去栽樹。讓世界其他人也能採摘我們種的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