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歲高齡的著名詩人、翻譯家屠岸

　　採訪者：黃瑋

　　受訪者：屠岸

　　生活不止眼前的茍且，還有詩和遠方。

　　近日，當93歲高齡的著名詩人、翻譯家屠岸現身上海思南讀書會，用英文吟誦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時，讀者仿佛同時看到了詩和遠方。

　　對這位《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第一部中文全譯本的譯者而言，寫詩和譯詩，是畢生的事業，也是心靈棲息的方式。在接受記者專訪中，屠岸描繪了他心目中的詩和遠方的文化。在他看來,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詩歌的聲音，就會缺乏精神上的豐富和優雅，就不會百花盛開、生氣勃勃。

　　愛上了莎士比亞

　　上海豫園，九曲橋彎彎，在微風裏。

　　93歲的屠岸故地重遊。步移景換間，收藏在他生命中的上海往事，隨風而至。最先脫口而出的是，“1949年9月25日，我在《解放日報》發表了一首詩《光輝的一頁》，歌頌新中國即將成立。”直指他心靈的棲息之地——詩與詩意。

　　而他棲身上海，始於1936年。作別故鄉常州，考入江蘇省立上海中學，13歲的屠岸在這裡接受新文化的洗禮。

　　黃浦江畔的歲月，就像命運在他身體裏埋下了兩顆事業的種子，在日後長成茂盛的叢林。

　　初到上海的一個冬夜，冷極。少年屠岸輾轉難眠，索性起身，直抒詩懷：“天上是孤獨的月亮/我站在操場上/想那些衣不遮體的窮人……北風呼呼如狼似虎。”這首《北風》，成為詩人屠岸的起點。

　　借居上海姨母家，就讀光華大學英文係的表兄的書籍，讓屠岸的目光越過重洋，頓時開闊。“我經常看表兄的《英國文學史》《英國詩歌選》，最後反而是我愛上了莎士比亞。”

　　不過，遇見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亞，要到屠岸考入上海交通大學之後。在一家舊書店，他發現了一冊英文原版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1904年倫敦德拉莫爾出版社出版的夏洛蒂斯托普斯註釋本。“看了註釋，我更能理解莎士比亞詩的內容了，就産生了翻譯的想法。”這個想法，正是翻譯家屠岸的出發。

　　記者：莎士比亞的詩句最初劃過您的生命時，帶給您怎樣的心靈觸動？

　　屠岸：讀到那些詩句時，我被莎士比亞的藝術和思想征服了。他的十四行詩音韻優美，形式整齊，內容精粹，思想深刻，我太喜歡了。上世紀40年代中期，我開始翻譯莎翁十四行詩。

　　記者：翻譯西方詩歌，使您的詩歌生涯有了兩個傳統：一個是縱向的東方繼承，一個是橫向的西方移植。

　　屠岸：我的詩歌啟蒙，來自我的母親。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母親就教我讀《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唐詩評注讀本》等等，從那時起我成為詩歌的朝聖者，一生不輟。

　　當時，母親總是先解釋詩文的內容，再自己朗誦幾遍，然後叫我跟著她吟誦。我像唱山歌一樣跟著吟誦，對內容不求甚解，只是覺得能從吟誦中得到樂趣。母親教我的是“常州吟誦”，2008年這種吟誦調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我是這個“非遺”的三位代表性傳人之一。

　　記者：這些抑揚頓挫的吟誦，在不知不覺間鋪陳出您生命的詩歌底色。

　　屠岸：直到今天，我仍喜歡吟誦著詩歌入睡，無論是中國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還是西方的莎士比亞、華茲華斯、濟慈，都是對我生命的慰藉與激勵，讓我倍感美好。就像我的友人打趣説的那樣，每天我不用服安眠藥，我服的是“詩藥”。

　　“盜取”文化的火

　　這個世界讀書日，恰逢莎士比亞逝世400週年紀念日。

　　屠岸以《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譯者的身份受邀來到上海，為讀者講述自己與莎翁跨越時空的“交往”。

　　莎翁十四行詩共154首，1609年在倫敦出版。上世紀30年代起，其十四行詩陸續被譯介到中國，但直至1950年，屠岸所譯之《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問世，才有了第一部中文全譯單行本。在翻譯之餘，屠岸還以自己詩人的感悟，為每首詩撰寫了言簡意賅的“譯解”，進行解讀。

　　66年來，屠岸譯本在時間的河流中不斷被打磨，歷經他500余次的修改，積澱成為一部經典。他“執迷不悟”地説：“對詩歌翻譯的琢磨、改進，是無止境的。這是我一輩子的工作。”

　　66年來，這個由打磨和詩意合力完成的漫長陪伴，也成為出版界一樁文化事件。屠岸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不斷再版，迄今為止累計印數達60多萬冊。今年，該譯本又以“最中國”的樣貌面世——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線裝本《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在這裡，宣紙、繁體字、豎排，線裝書所散發的中國文化韻味，和莎翁十四行詩所綻放的西方文化光芒，跨過時空的千山萬水，高處相逢。

　　或許，這同樣可以被視為屠岸深情而執著地在中西文化之間跋涉、遊弋的一個寫照。

　　記者：聽説了您與莎翁的“交往史”後，有讀者這樣感嘆道：一個人一生中的近70年都在翻譯莎翁十四行詩，這是真正的工匠精神。

　　屠岸：上世紀40年代的那個版本，有的語言比較陳舊，有的比較單薄，所以我要不斷進行修訂，使其能為今天的讀者所接受。

　　記者：您有一個觀點，譯詩難，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更難。為什麼如此之難？

　　屠岸：詩歌的翻譯，不僅要譯出原詩的韻律、節奏之美，還要譯出原詩的神韻與風格之美，達到形式和內容的合一，難就難在這裡。比如，雪萊在《為詩辯護》中直接就指出，詩歌不能翻譯。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認為，詩就是經過翻譯而失去的東西。他們的説法，未免絕對化，但説明瞭譯詩之難。

　　記者：但翻譯又是必須的。就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伊琳娜博科娃説的，“詩歌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親密表達方式。它讓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信仰著他們共同堅守的人類命運。”只有通過翻譯，這種共同的信仰才能真正實現。

　　屠岸：中國古語説“詩言志”、“詩緣情”，民族不同，語言不同，但人們的情和志都是相通的。因此，詩歌的翻譯有它的可行性。當然，在翻譯中它會失去一些東西，而優秀的翻譯家則能把原本的東西盡可能地多保留一點。

　　如果詩歌不能翻譯，那麼，中國人就不會知道莎士比亞，外國人也不會知道李白、杜甫，對吧？魯迅稱翻譯家就是普羅米修斯，“盜取”文化的火給不同語言的人們，以實現彼此之間的交流。

　　在我看來，真正要譯好一首詩，需要通過譯者與作者心靈的溝通、靈魂的擁抱，兩者合一。擁抱原詩是一種精神上的共振、融合，譯者要把作者的東西化為自己的，體會對方的創作情緒。有時翻譯得不成功，就千方百計去找那個表述方式，尤其是那些適用於押韻的字詞，就像追求愛人一樣，最後終於追到了，是一種精神狂歡。

　　記者：《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譯本修訂過程中，您也是千方百計，比如，向卞之琳先生請教。

　　屠岸：我第一次登門討教卞之琳先生是在1962年。卞先生對我的翻譯是肯定的，但認為還需要修訂加工，當時他親自譯了莎翁十四行詩的第一首，給我做示範。卞先生主張詩歌翻譯要在“形”上遵從原詩的格律和韻式，並形成了譯詩形式上的典範方法：以頓代步，韻依原詩，亦步亦趨。他的翻譯理念對我産生了很大影響。

　　有一次，我還借用卞先生的借書卡，從社科院外文所資料室借閱英文版《莎士比亞全集集注本》中關於十四行詩的一卷。我根據書中的各家註釋和卞先生的翻譯主張，進行了全面修訂加工。修訂後的版本，卞先生認為更加謹嚴、光潤。

　　記者：這樣的與詩壇大家的交往，本身就像一首詩。類似的交往多嗎？

　　屠岸：我與一些大詩人都有過交往。比如，艾青先生，還有臧克家先生。臧克家先生晚年時，我去拜訪他，他送給我一首小詩：“我/一團火/灼人/也將自焚。”那時，他已經九十好幾了，但是又發出了詩的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