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遼代歷史最大的困難就是史料匱乏。儘管契丹立國兩百餘年（907-1125），但存留至今系統記載遼朝一代史事的可靠文獻，惟有一部篇幅不大的《遼史》而已。且從遼人編修本國史至今本《遼史》之纂成，又經歷了一個非常曲折的過程。

　　遼朝的“實錄”編纂

　　遼朝修史制度不甚健全，雖有修起居注、日曆的記載，但似未形成制度，亦未成書，其官修史書僅有“實錄”可考。據《遼史》記載，遼朝曾先後四次纂修實錄。最早的一次由樞密使室昉監修，翰林學士承旨邢抱樸同修，于聖宗統和九年（991）撰進《實錄》二十卷。第二次由南院大王耶律谷欲監領，命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蕭韓家奴等編集自契丹建國前遙輦可汗至興宗重熙以來事跡，至重熙十三年（1044）亦修成《實錄》二十卷。第三次是道宗大安元年（1085），史臣進太祖至興宗七帝《實錄》，卷數不詳。第四次就是遼末耶律儼纂修《皇朝實錄》七十卷。

　　遼朝疆域

　　《皇朝實錄》編纂于遼道宗壽昌至天祚乾統年間。《遼史耶律儼傳》稱儼壽昌中“修《皇朝實錄》七十卷”，《王師儒墓誌》謂師儒于壽昌六年（1100）授宣政殿大學士、判史館事，時“國史已絕筆”。這裡所説的“國史”就是指《皇朝實錄》，可知《皇朝實錄》纂成于道宗末年。而《遼史天祚紀》乾統三年（1103）十一月，又有“召監修國史耶律儼纂太祖諸帝實錄”的記載。照理説，壽昌六年成書的《皇朝實錄》，其下限當止于興宗朝，乾統三年再修實錄，可能是命耶律儼續修道宗一朝。至於其最終成書時間，也有線索可尋。《天祚紀》乾統六年十二月有“封耶律儼為漆水郡王，余官進爵有差”的記載，雖未説明事由，但從時間及封爵對象來判斷，估計此次封爵的起因很可能與《皇朝實錄》成書進呈有關。

　　需要説明的是，遼朝所謂的“實錄”，實際上是指紀傳體的國史，而並非為每位皇帝單獨修撰的編年體實錄。據馮家昇《遼史源流考》研究，耶律儼《皇朝實錄》篇目之可考者，既有從太祖至道宗的各朝帝紀，又有《部族志》《百官志》《禮志》《儀衛志》等專志，還有《后妃傳》等列傳。其他幾部“實錄”雖有記事詳略的不同，但從它們的內容斷限來判斷，大概也都是紀傳體的國史。熟悉中原王朝修史制度的人們也許會心存疑問，遼朝為何會將紀傳體國史稱為“實錄”呢？其實這種情況在遼朝並不奇怪。由於契丹漢化程度有限，像這樣誤用漢式名詞術語的現象在整個遼朝一代都是十分常見的。譬如，宰相、三師、三公、京師等名號的濫用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歷代王朝的宰相都不是一個固定的官名，而是對某一類職官的通稱，而契丹人卻誤將其當作一個固定的職官名稱來使用，不僅在朝廷設置北府宰相、南府宰相作為北南面官系統中的高級官員，而且在國舅帳設有國舅宰相，諸京城設有諸京宰相，甚至在北面部族官中也廣設宰相，可見其使用之濫。又如中原王朝的三師、三公名號，遼朝除用以授予大臣外，甚至還將“太師、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另外，“京師”一詞在中原王朝是特指國都而言的，但由於遼朝實行四時捺缽制度，國家的政治中心並不在任何一個京城，所以當時人缺乏中原王朝那樣的國都概念，對“京師”一詞的使用也就相當寬泛，以致遼五京皆有“京師”之稱。此外，遼太宗還誤封其弟李胡為“皇太子”、道宗時人誤稱皇孫燕國王延禧為“皇子”，都很能説明問題。元朝史官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沿名之風”，所謂“沿名之風”主要是針對遼朝在漢化過程中簡單機械地效倣漢制的做法而言的，指的是沿襲漢“名”而又“名”不副實的一類現象。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遼朝為何會將紀傳體國史稱之為“實錄”。

　　馮家昇《遼史源流考與遼史初校》

　　金朝二修《遼史》

　　金朝曾兩度纂修《遼史》，第一次是在熙宗皇統年間，由遼朝遺老耶律固主持修纂，後成于其弟子蕭永祺之手。《金史蕭永祺傳》記載：“廣寧尹耶律固奉詔譯書，辟置門下，因盡傳其業。固卒，永祺率門弟子服齊衰喪。固作《遼史》未成，永祺繼之，作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上之。”據此可知，蕭永祺《遼史》亦為紀傳體史書，凡七十五卷。據《金史熙宗紀》，知此書修成于皇統八年（1148）。但當時未曾刊行，後來便再無有關此書的任何消息，估計到元修《遼史》時其稿本早已散佚無存。

　　金朝第二次纂修的《遼史》，就是所謂陳大任《遼史》。章宗即位之初，命臣下重修《遼史》，《金史章宗紀》大定二十九年（1189）十一月乙亥有“命參知政事移剌履提控刊修《遼史》”的記載。《黨懷英傳》於此事始末言之最詳：“大定二十九年，與鳳翔府治中郝俁充《遼史》刊修官，應奉翰林文字移剌益、趙沨等七人為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銘墓誌及諸家文集，或記憶遼舊事，悉上送官。……泰和元年，增修《遼史》編修官三員，詔分紀、志、列傳，刊修官有改除者，以書自隨。……懷英致仕後，章宗詔直學士陳大任繼成《遼史》雲。”關於陳大任與修《遼史》的情況，《章宗紀》也有相應的記載：泰和六年（1206）七月丁亥，“敕翰林直學士陳大任妨本職專修《遼史》”；次年十二月壬寅，《遼史》修成。

　　值得注意的是，這部《遼史》之纂修，自大定二十九年至泰和七年，前後歷經十八年之久，幾乎貫穿整個章宗一朝。馮家昇《遼史源流考》指出，這是由於受到章宗朝德運之爭的影響，以致《遼史》延宕多年不能成書。金末人修端在《辯遼宋金正統》中甚至還有這樣的説法：“（章宗）選官置院，創修《遼史》。後因南宋獻馘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間宋祚已絕，當承宋統，上乃罷修《遼史》。”馮家昇據此認為，陳大任《遼史》最後並未真正完成，因泰和七年南宋函韓侂胄首請和，臣下指出金當承宋統而不當承遼統，章宗遂罷修《遼史》，此事最終不了了之。不過，這一結論恐怕還值得仔細斟酌。章宗時期的金朝德運之爭，主要是三派意見相持不下：一派是堅持傳統的金德説，一派是主張承宋火德的土德説，一派是主張承遼水德的木德説。自明昌四年至泰和二年，歷經十年的反覆論爭，章宗最終選擇了土德，宣稱金滅北宋，趙宋火德已絕，故本朝當承宋統為土德。既然泰和二年已確定承宋統而不承遼統，當時為何不罷修《遼史》，反倒在泰和六年又命陳大任專修《遼史》？直至南宋開禧北伐失敗後向金求和，經臣下提醒本朝“當承宋統”，這才想起來應罷修《遼史》，其間週折似不合於情理。如此看來，修端的上述説法很難讓人相信，大概是出自金末士人的某種傳聞和附會罷了。

　　元修《遼史》與義例之爭

　　今本《遼史》係元人所修，其成書過程頗為複雜。早在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就曾建言修遼、金二史。南宋滅亡後，又議修遼、金、宋三史。訖于元文宗朝，朝廷屢次議修三史，前後不下六七次之多，但均因正朔義例之爭而不得不擱置。其間的主要分歧是自金朝亡國之日起就已産生的兩種對立觀點：究竟應當獨尊宋為正統呢，還是應當將宋與遼金視為南北朝呢？當時史館中有人主張採用修端《辯遼宋金正統》提出的南、北史説，張紳《通鑒續編序》曰：“曩時朝廷纂修三史，一時士論，雖知宋為正統，物議以宋勝國而疑之。史臣王理因著《三史正統論》，推明修端之言，欲以遼為《北史》，金亦為《北史》，宋自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但主張獨尊宋統者則堅持應以宋為本紀，以遼金為載記。甚至連當時的科舉考試都涉及了這個問題，《元文類》卷四七載宋本《鄉試策問》曰：“趙宋立國三百餘年，遼金二氏與之終始。……廷議將並纂三氏之書，為不刊之典。左氏、史遷之體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奪何以辨？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備採擇。”可見這確實是元朝士人非常關心的一個話題。

　　後來虞集提出了一個回避爭論的設想：“間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為書，各盡其言而覈實之，使其事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以俟來者。諸公頗以為然。”即主張三史各自成書，各為正統，這一動議的提出，大約是文宗時期的事情。直到至正三年（1343），時任中書右丞相的脫脫領銜纂修三史都總裁，才最終採納了這種意見。《庚申外史》卷上雲：“先是諸儒議論三國正統，久不決。至是脫脫獨斷曰：‘三國各與正統，各係其年號。’議者遂息。”其中《遼史》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陳繹曾四人分撰。自至正三年四月至次年三月，前後費時不到一年，《遼史》就率先告成。五年，《遼史》與《金史》同時下江浙、江西行省雕版刷印，“各印造一百部”，此即《遼史》的最早版本——元至正初刻本。

　　今本《遼史》的缺陷

　　元人所修《遼史》大概是以金陳大任《遼史》為藍本，參以遼耶律儼《皇朝實錄》、元代偽書《契丹國志》以及其他一些宋代文獻而成的。由於遼代文獻本身記載欠詳，加之元朝史官雜抄史料，倉促成書，使得這部《遼史》存在許多問題，前人歷來評價不高，如清代學者顧炎武、錢大昕、趙翼及四庫館臣等都曾指陳過它的缺陷，而尤以近人馮家昇的批評最為尖銳：“今之廿四史，以《遼史》成書最速，亦以《遼史》為最劣。”概括起來説，《遼史》存在的主要問題，可以歸納為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記事每多疏漏，史實不乏錯誤。在歷代正史中，記事疏漏、史實錯誤之類的問題本不足為奇，不過《遼史》的情況顯得比較極端。元修《遼史》之所以屢遭後人詬病，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如遼朝曾經先後幾次更改國號，但《遼史》中卻僅能見到太宗大同元年（947）“建國號大遼”的惟一一條記載，故清代學者在這一點上屢屢指責《遼史》的疏漏。錢大昕《廿二史考異》雲：“按遼自太宗建國號大遼；至聖宗統和元年，去遼號，仍稱大契丹；道宗鹹雍二年，復稱大遼。《遼史》皆沒而不書。”趙翼《廿二史劄記》也指出説：“《遼史》又有太疏漏者。《東都事略》記遼太宗建國大遼，聖宗即位，改大遼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為大遼。改號復號，一朝大事，而《遼史》不書。”《四庫全書總目》《遼史》提要亦譏評《遼史》“于國號之更改尚未詳也”。又如關於契丹建國年代也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據《遼史太祖紀》記載，耶律阿保機于西元907年稱帝建國，後於916年建元神冊。但根據今天的研究，阿保機在907年僅僅是取代遙輦氏可汗成為契丹部落聯盟長，至916年才稱帝建元，建立大契丹國。諸如建國年代及更改國號這樣政治史上的頭等大事，抑或語焉不詳，或記載不確，《遼史》之疏漏，莫此為甚。不過，《遼史》存在的這些問題恐怕不能簡單歸咎於元朝史官，而主要是原始史料的欠缺所造成的。遼朝的修史制度很不完備，已知第一部官修史書是成書于統和九年的室昉《實錄》，時距契丹建國已有七八十年之久，屬於事後追述，自然難免疏漏。

　　第二，篇幅過於簡略，內容多有重復。遼朝立國二百餘載，若算上耶律大石建立的西遼則近三百年，其歷史不可謂不長；統治範圍南達燕雲漢地，北至蒙古高原，其空間不可謂不廣。反觀元人所修《遼史》，雖有一百十六卷之多，但由於每卷篇幅很短，內容顯得相當簡略。若與同時修成的《金史》和《宋史》做一比較，即可看出《遼史》卷帙的單薄。《金史》一百三十六卷，文字至少比《遼史》要多出一倍；《宋史》四百九十六卷，文字大約是《遼史》的十倍。而在這有限的篇幅中，內容又多有重復。四庫館臣對此多有批評：“如每年遊幸，既具書于本紀矣，復為《遊幸表》一卷；部族之分合，既詳述于《營衛志》矣，復為《部族表》一卷；屬國之貢使，亦具見於本紀矣，復為《屬國表》一卷；義宗之奔唐，章肅之爭國，既屢見於紀、志、表矣，復屢書于列傳；文學僅六人，而分為兩卷；伶官、宦官本無可紀載，而強綴三人。”這些批評不是沒有道理的。實際上，除了陳大任《遼史》和耶律儼《皇朝實錄》原有的篇目外，元人新立的某些志、表、傳，往往是由本紀、列傳中的相關內容摘錄而成的。如《百官志》《食貨志》的內容大都可以從紀、傳中找到出處，且由於抄取不當，內容或有重出。又如元朝史官新設的《二國外記》（包括《高麗傳》和《西夏傳》），也明顯是摘抄諸帝紀的相關內容而雜糅成篇的。由於《遼史》本身篇幅就很簡略，加之內容又多重復，這樣就不免會脫漏許多重要的史實。

　　儘管《遼史》的整體品質難以令人滿意，但它卻具有無可替代的史料價值。專記遼朝一代歷史而倖存於今者，僅《遼史》和《契丹國志》兩書而已。《契丹國志》題名宋人葉隆禮，實為元代書賈贗作，主要是抄取宋代文獻中的有關記載拼湊而成的二手史料，且以宋人記遼事，大抵皆傳聞之辭，其內容多不可信據。惟有《遼史》源自遼朝官修史書，是本朝人記本朝事的第一手史料。幸得元人修成這部正史，後人才有可能對遼朝一代歷史有比較系統的了解和認識。今日治遼史，對此書的依賴度大約要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點校本與修訂本

　　《遼史》至正初刻本早已失傳，目前能夠見到的最接近於至正初刻本原貌的本子是《永樂大典》殘本所引《遼史》，但僅存本紀十五卷及其他一些只言片語。此後，無論是較早的原內閣大庫所藏明初內廷朱絲欄鈔本，還是刻印的明嘉靖八年（1529）南京國子監本、萬曆三十四年（1606）北京國子監本及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本，乃至1931年商務印書館以數種明初翻刻本殘本配補而成的百衲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版本問題。

　　《永樂大典》引《遼史》

　　《遼史》一書先天不足，且又缺乏比較理想的善本，再加之書中含有大量民族語譯名，其整理點校工作的難度可想而知。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馮家昇先生首先承擔起《遼史》點校與整理工作，1970年馮氏去世後，遂轉由陳述先生接手，歷時四年最終完成了全部點校工作，由中華書局順利出版。經讀者近四十年的驗證，《遼史》的點校品質堪稱上乘，從而為公眾提供了一個可靠易讀的通行版本。

　　但隨著近幾十年來古籍整理規範的日益嚴格和遼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原來的《遼史》點校本逐漸顯現出其所存在的缺憾。上世紀初次點校“二十四史”，為了快速整理出可供民眾閱讀的通行本，諸史點校採用的是以某一版本為工作本，“不主一本、擇善而從”的整理方式。這種做法對文字校改主觀性較強，且大多不出校勘記，從而抹殺了不同版本間的文字差異，其實並不可取。如《遼史》即以百衲本為工作本，但在具體點校中，既有以百衲本為底本者，也有不少地方是以乾隆殿本為底本，甚至還有據理校徑改者，這並不符合現代的古籍整理規範。另外，這幾十年遼史研究積累了豐碩的成果，不僅研究水準不斷提高，深度加深，而且還刊佈了大量新的考古資料，出土了許多遼代墓誌石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契丹文字的釋讀與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這些學術研究成果對於《遼史》的整理點校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在這種情況下，亟須組織學術力量對《遼史》進行重新校訂。

　　百衲本《遼史》

　　此次《遼史》修訂摒棄了原來“工作本”的做法，嚴格遵循以百衲本為底本的原則，用明初內廷朱絲欄鈔本及《永樂大典》殘本進行通校，以南、北監本和乾隆殿本進行參校，並參考吸收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和道光殿本的《考證》內容。對底本文字的校正採取審慎的態度，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夠的證據，切忌擅改原文，儘量遵從底本，避免不同文本的同質化，嚴把校勘尺度，盡可能恢復《遼史》的本來面目。在版本校的基礎上，此次修訂還充分運用本校、他校等方法，重點利用五代、遼、宋、金、元、高麗文獻進行他校，注意利用包括漢文及契丹大小字石刻在內的出土文獻進行參校。同時充分吸收前人校勘成果，並儘量參考散見於各種書刊的今人相關研究成果。希望能夠給讀者呈現一部體例統一、標點準確、校勘精審的《遼史》升級版本，以便學界能夠更好地利用此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