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由詩人、作家馮唐重新翻譯的泰戈爾詩集《飛鳥集》出版，這部被稱為“最具詩意和韻律”的譯作，在讀者間引起了很多關注和爭論。

　　泰戈爾可以説是中國讀者最熟悉的外國詩人，他的詩歌許多人都能夠背誦，經典名句也反覆被人們所引用，到今天為止，泰戈爾的詩集已經有諸多翻譯版本，而馮唐新譯的版本如何，也成為讀者關注的問題。

　　新版譯作反響不一，過於強烈的馮唐風格也引起了讀者不同的評價，批評者認為“不雅”既是馮唐作品一貫的風格，也是翻譯作品最大的問題，有評論稱是對泰戈爾的“褻瀆”，諸如“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開褲襠”之類的低俗語言，“如此褻瀆一個以文字優美和詩意濃厚的作品享譽全球的長者，不覺得太過分了嗎？”

　　文化遺産應該尊重

　　評論認為，對經典肆意的改造，也是對文化遺産的一種破壞。泰戈爾去世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他的作品，確實已經成為公共的文化財富，那麼對於這樣的文化財富，究竟如何對待？

　　而且，翻譯中的亂象，絕不只泰戈爾作品一家，李兆忠説：“亂翻的現象一直都很多，原因無非就那麼幾個，譯者水準差、修養不足，或者有意惡搞、吸引眼球，再或者投入少、追求短期效應，找幾個學生幾天翻譯一部書的事情很多，也一直都有批評的聲音，但是這樣的現象仍舊比比皆是。”

　　“豪傑式”的翻譯尚有個人的付出，即便有批評也尚可理解，而短平快的胡亂翻譯，則是徹底的破壞經典，李兆忠説：“像泰戈爾這樣的，他的作品已經成為世界共同的文化遺産，如果被人肆意地破壞、消解、顛覆，那麼首先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年輕人讀了以後，可能會認為泰戈爾本來就是這樣的，這很麻煩，因為第一印象一旦建立，再要改變，可能要付出很多倍的努力。”

　　創作是自由的，但翻譯別人的作品不是，李兆忠説：“雖然對於經典的翻譯一般不會涉及作者個人權益的問題，大多數經典都過了版權保護期，但是並不意味著可以任意妄為。前賢已死，不可能出來捍衛自己的尊嚴，捍衛自己的作品，但是後來人對待公共的文化遺産、對待前賢，應該保留最起碼的敬畏和尊重，翻譯這些作品，也應該盡可能地保持原貌，詩歌尤其如此，儘管要做到很難，但也恰恰説明，尊重原作的重要性。”

　　正如網友所説：“過分地表現自己的風格，何不自己寫一本詩集？”李兆忠説：“文化遺産是前賢留給我們的財富，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當然可以走得更遠，走出後來人自己的路，但不必去把前賢的作品都按照自己的方法改得面目全非。”

　　“豪傑式”翻譯

　　從來不缺

　　“泰戈爾就這樣被翻譯成了郭敬明”、“這本書是馮唐的，和泰戈爾關係不大”，許多網友對於這種風格強烈的翻譯表示難以接受，也有人認為各有所好，馮唐翻譯也有獨到之處，還有網友認為，“譯者加進去的東西太多，與其説是翻譯，不如説是改造。”

　　其實，類似的翻譯或者改造，將原作翻譯得面目全非的作品，絕不止《飛鳥集》一部，甚至從更早的時代就已經有類似的現象，比如嚴復的《天演論》，這部在中國現代化中起過啟蒙作用的巨著，就曾經經歷過嚴復的選擇與改造，這一點早有學者提出，而諸如魯迅等現代文學大師們，在翻譯作品時也多有夾帶個人色彩的習慣。

　　這種對原作任意改造的翻譯，堪稱是“豪傑式翻譯”，不過用在詩歌的翻譯中是否合適呢？對此，著名學者、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李兆忠説：“其實詩歌的翻譯是所有翻譯中最難的，難在很難用另外一種語言表現出原作的詩意、文字的美感等等，不是懂外文就能翻譯的。比如泰戈爾，他的作品唯美而浪漫，翻譯這樣的作品，最好要有對路子的譯者，外文好之外，首先最好是一位詩人，而且這個詩人的風格和泰戈爾應該有所共通，這樣譯作才有可能深入到原作的靈魂之中，才有可能把原作的神韻重現出來。”

　　詩歌的翻譯是否可以隨心所欲地改造，李兆忠説：“最好不要差距太大，原本唯美的詩作，改成粗俗的、下半身寫作之類的作品，不太合適。更不能惡搞，這是對藝術、對詩歌的褻瀆。在今天這個眼球經濟的時代，有很多翻譯只為了吸引眼球，獲得市場效益，缺乏對於文學本身的敬畏，將文學的嚴肅性解構消解，對這種行為最好的辦法就是不加關注，沒人看自然也就自己消失了。但是倘若這樣的事情已經有了比較大的影響力，那麼就應該有一種相對應的工作，告訴人們真實的情況不是這樣的。”

　　李兆忠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翻譯也要有

　　職業倫理

　　如何才能更好地翻譯？這是一個恒久而龐大的問題，如何對待翻譯工作，卻是每一個翻譯者、每一次翻譯都必須要面對的現實問題。

　　李兆忠説：“文學工作是否應該有它本身的職業道德倫理，這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過去我們對於翻譯，圍繞著信達雅去思考，如何準確傳神地完成翻譯，那麼現在我們要思考，是否可以對原作任意地歪曲、任意地再創作？我想是不能的。翻譯需要職業倫理，而這個職業倫理就是底線，挑戰底線應該受到制裁，這和創作的自由並不矛盾。”

　　一種共同的職業倫理，需要更多的人來制定和認可，李兆忠説：“目前我們還沒有這樣的東西，而且也有很多現實的問題，比如説如何才能形成一個多數人認可的倫理？誰來負責裁定等，這些具體的問題都需要克服。但這不意味著沒有職業倫理是對的、是合理的。文學工作者應該有這樣一個底線式的，絕不可違反的倫理體系。”

　　一個共同認可的標準和倫理對翻譯如此重要，而翻譯在今天，同樣對於文學的發展至關重要。李兆忠説：“中國的文學水準，到今天為止，還處在模倣和學習的階段，從現代化轉型以來，這麼多年的學習，還沒有真正讓我們站在世界的前列，所以學習仍舊是重要的事情。翻譯對於文學創作來説，也仍舊是最重要的創新動力之一，現在我們的翻譯確實很快，許多獲獎作品，第一時間就會被翻譯成中文，作家們看到這些作品，也能夠學習到那些世界一流的作品中的文學經驗。這是翻譯長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但是，快速的翻譯並不意味著高品質的翻譯，李兆忠説：“很多作品拿到手裏，才知道翻譯問題太多了，有的甚至無法閱讀，這是很需要重視的問題。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説，翻譯仍舊有內在的需要，仍舊在左右著文學創作的走向，因此翻譯本身的走向、翻譯的品質事關重大，不可忽視。”

　　押韻不一定是好詩

　　此前的報道中表示：“此次馮唐翻譯《飛鳥集》最大的突破在於，會盡全力押韻。”馮唐也表示：“詩歌應該押韻，不押韻的一流詩歌即使勉強算作詩，也不如押韻的二流詩歌。”而在尋找押韻的過程中，馮唐越來越堅信，押韻是詩人最厲害的武器。

　　古典詩詞有格律，許多外文詩歌也同樣講究押韻，那麼押韻是否真的就是詩歌“最厲害的武器”呢？李兆忠説：“顯然，説這樣的話，是對文學的轉型不夠了解。”

　　從傳統詩歌到現代詩，是否遵循格律是一個典型的變化。李兆忠説：“相對於傳統的格律詩，新詩最大的區別，就是不必遵守格律，不必押韻。這是語言文字的變化所致。傳統時代，多使用單音節詞，一個字就是一個意思，以古典詩歌而言，可以説是一種字本位的創作。這樣的創作，合轍押韻，顯得朗朗上口，既不損詩意，又有韻律的美感。尤其是唐朝以後格律詩成熟更是如此。而且，韻律的美感不僅僅是押韻就行，還有一整套完整的格律。所以僅僅説押韻，即便是對古典詩歌來説，都不完全。”

　　現代漢語的出現改變了詩歌的創作，李兆忠説：“現代漢語的出現，使得許多傳統的單音節詞彙變成多音節詞彙，這樣的情況下，硬是追求格律押韻，就很麻煩，很可能造成形式和意義的矛盾。當然，這不是説不能押韻，押韻押得好，自然也沒問題，聞一多他們也曾經討論過類似的問題，現代詩産生時間比較短，還遠遠不夠成熟，聞一多他們的時代如此，今天依然如此，還沒有形成自己的特色，當然，這也有一種不成熟的美，也有不少好的作品，甚至也有一些押韻押得不錯的，但是不意味著，現代詩就一定要押韻，這樣的説法不太恰當，對於一首詩來説，最重要的還是詩意、新意。”

　　誠然，押韻有押韻的好，但並不是押韻就一定好。對此，李兆忠説：“裝飾性的美，確實是詩歌的最大特點，外文詩歌也多有講究押韻的。但是押韻並非好詩的唯一標準，其實押韻根本不難，那些打油詩、順口溜之類的全都押韻，但就是經典了嗎？光追求押韻，只是低端的做法，還需要追求詩本身的內在美。”

　　北京晨報記者 周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