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宮廷效果圖(資料圖片)
左思(資料圖片)
杜甫(資料圖片)
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談到,當前文藝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浮躁。有一些人覺得如果反覆打磨一部作品,卻不能及時換取經濟效益,這是不值得的,如此導致文藝界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文藝,包括文學,其實是先用美充實自己,然後再將這種美傳播出去、覆蓋出去,這個過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累積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也借用了孟子的一句話來概括:“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確實,我們中國史上那些內在實質和表現方式皆為上乘的文藝巨制,都是在學習和實踐中,在反覆打磨中製作出來的,它在充實中形成自己,同時又在傳播中充實別人,這不是浮躁心態所能做到的。
文/劉黎平
篤定恒心
左思十年打造《三都賦》
“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這句話源於《孟子》的“盡心篇”。孟子在齊國的時候,有個叫浩生不害的人問孟子:“樂正子,何人也?”樂正子這人如何?孟子對於樂正子本人的評價已經不重要,但是評價的標準卻流傳了下來,成為道德乃至藝術評價標準。孟子説:讓人們心生喜愛的叫做善,把這種善充實自身,表現出來就叫美,按照現在的理解,就是人格上的善發展為藝術上的美。再進一步發展下來,發揚光大,影響到別人,形成了良性的傳播,這就是大。
孟子講的是人品,但是也符合藝術規律:自己先要具備好的元素,不斷地積累,做到內在充實,然後才能流傳久遠,影響人心。
中國文學史上那些膾炙人口、流傳久遠的文學佳作無一不是厚積薄發,傾心盡力之後形成的。有些作品雖然只是即興而發,甚至只是瞬間形成的,但是不能忽略作者之前刻苦學習和創作的過程。李白鬥酒詩百篇,而這跟李白之前“鐵杵磨成針”的學習力度分不開。最有名的例子,則是那句“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正是詩人執著于創作,努力打造精品的真實寫照。
在創作文藝精品的道路上,不只是學習過程漫長,構思過程和創作過程也很漫長,而得到的市場回報和社會讚譽度,也是呈正比的,左思寫《三都賦》就最有説服力。
我們不妨從文學積累和創作的角度來解讀左思在西晉初年的一些活動。左思是山東人,活動在三國和西晉初年,早年的時候,他就寫了反應臨淄景色和風物人情的《齊都賦》,這一篇賦還沒有讓他名揚天下,但他並不著急。這一次的創作活動就算是以後《三都賦》的預熱吧,更精彩的在後面等著,因為需要更多的積累。
後來,左思的妹妹被選為晉武帝的貴人,左思全家也隨之遷入洛陽,這一次生活上的遷徙,也被左思視為一次文學創作活動上的遷徙,是靠近文學歷史資料的一次機會。左思一到洛陽,就馬上找到著作郎張載(此張載不是宋朝的哲學家張載),收集關於蜀都的資料,然後在此基礎上開始構思,“遂構思十年”,大家都知道的一個場景是,左思在家中四處都擺上紙張和筆,一旦有靈感,馬上形諸文字,“門庭籓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可見驚天地泣鬼神的句子都是在細水長流、毫不出奇的日積月累中完成的。左思在這個沉思細想的過程中,忍得住寂寞,容得下艱苦,就是容不下浮躁。
更讓人想不到的是,左思的職業活動也是圍繞創作《三都賦》展開的。儘管朝朝暮暮都在尋思妙句,但是資料的短缺始終是攔路石,他必須要有進一步接近圖書的機會。這時候,他瞄準了秘書郎這個職位,秘書郎是秘書監內部的一個官職。中國自漢桓帝延熹二年(159年)開始,就設置了秘書監,是專門掌管國家圖書收藏和校理的機構,中間一度被廢,文藝青年曹操又將其恢復,到西晉,成為一種常制。秘書監的負責人叫著作郎,就是左思所接近的那位張載。著作郎下面還有秘書郎,左思那個時代,秘書監部門下設四個秘書郎,分別掌管四類不同的書籍。講這麼多關於制度的東西,就是要説明:左思進入這個機構,獲得了接觸大量圖書資料的機會。
將職務當成文學創作的一條橋梁,不是鐵桿文藝粉是做不到的,沉不住氣的人是做不到的。
借妙手指點江山
沉住氣讓文章慢慢傳播
終於,描述蜀都、魏都和吳都的《三都賦》出來了,卻不是大熱出爐,反應平淡,“票房”不佳,“及賦出,天下未之重”。左思不急,因為你雖然美,但你的美還需要發現,於是他慢慢地找行家做推介,讓當時的批評家發文挖掘《三都賦》的高明之處,讓讀者意識到它的好,這其實等於為這部作品進行了第二次創作,是不改動字句的第二次創作。可見,偉大的作品在傳播過程中也還要反覆打磨,尋找恰當的傳播理念和傳播方式。
左思所做的這一切,就是充實的過程,從構思到寫作,甚至到傳播,都需要不斷地充實,每一個階段都要對浮躁説不。
這樣一部紮實打造、紮實包裝的作品,其市場效應如何呢?“洛陽紙貴”就是最生動最準確的寫照,因為發行量大,導致洛陽這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紙都不夠用,原材料價格大漲,製成品的價格更是不可想像。當然,這裡要説明的是,西晉時期尚無印刷術,書都靠手抄,左老師的文章需求量這麼大,出版速度跟不上,當時紙張生産也慢悠悠的,造成價格大漲也是技術因素使然。
從左思的《三都賦》可見,老老實實打磨出來的文藝作品,其經濟效應和社會效應都是可觀的。讀者是不會辜負任何一個用心製作文藝作品的作者的。
庾信文章老更成
好的文藝作品離不開歲月的打磨
左思的創作是一個帶著主觀意識且在相對靜止的環境下進行的活動,作者的主觀色彩比較濃厚,換句話説,是一種純文藝的活動。那時候,還沒有八王之亂,更沒有西晉和邊民大規模的軍事衝突,時代沒有打擾這位才子,這位才子也沒辜負時代,雖然過程艱苦,但也算是順理成章。
然而,歷史上有些時候,時代是個調皮甚至蠻橫的傢夥,它或許會粗暴地打斷和平,同時被打斷的,還有詩人和作家安寧的生活,它將詩人扔入戰火紛飛的環境,扔入一個朝不保夕的環境,一顆靈秀詩心,也要為“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慘景驚惶。
充實文學作品的那些內容和情感,有時候其獲取代價是很高昂的,例如杜甫的“國破山河在”,庾信的“哀江南賦”,文天祥的“指南錄”,都是以苦難的時代為熔爐,千般打造,萬般鍛鍊而成的佳作。杜甫讚許“庾信文章老更成”,就是指庾信被迫遷移到北方之後,地域的變化,對故國的思念,胸中的鬱積,徹底改造了他綺麗柔糜的文風,從而顯得老辣蒼勁。這不僅是徹底改變一個人的文風,也改變了一個時代的文風。
這種顯得很沉重的文風改變過程,更説明有分量的文藝作品,不是浮躁所能成的。哪怕像庾信如此有才華的人,都需要慢慢等,慢慢熬,遑論輕浮之人、輕浮之才?
時代的充實,起初是內容的充實,情感的充實,進而發展成技巧的拔高,內容的昇華導致藝術手法的昇華。杜甫在安史之亂後顛沛流離,舉家遷徙,各地風物的多樣化,人情風俗的多樣化,時事的劇變和多變,導致他詩歌創作藝術的多樣化和多變,從南北朝詩歌的窠臼拘束下解脫出來,無論是用詞遣句還是韻律格調,都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中國的近體詩,其實主要是在他筆下開始形成的,以後中國詩歌,至少在形式上,都是按照他的路子走,真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寫詩如果要走技術派的路子,杜甫的詩是繞不開的,就像學習話劇離不開莎士比亞和莫裏哀。
當然,時代對於文采的鍛造,未必要經過諸如曹操、庾信、杜甫所經歷的那種動蕩,但生活的打磨,甚至些許困難挫折的磨礪,確實是必要的,當今一些經得起文藝和市場檢驗的小説、詩歌和影視劇作品,都有一個比較長的醞釀和創作過程,例如《北平無戰事》經歷了七年,《瑯琊榜》的拍攝也歷時數年,有時間積累就有票房積累,一切都急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