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在蔣方舟身上顯得特別的緩慢，又特別的急促。才26歲的她，仿佛已經了活了別人的半輩子。

　　7歲開始寫作，9歲出書，12歲開始在多家知名媒體開設專欄……長久以來，這樣的敘述成為介紹蔣方舟的“官方模板”，這是她身上的光環，也是一道逃不掉的金箍。

　　那些出自一個孩童的驚人話語，讓天才、早慧的符號急不可耐地爬到蔣方舟的身上。她説他們這一代年輕人是“被綁架的一代”，意思是童年早逝，青春期提前覺醒。如此一來，早早進入成人世界的她本應帶著一副歷經世事、閱盡千帆的成熟臉，但她上一本書卻偏偏叫《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

　　“既已經擺脫了童年，也沒辦法成年。”

　　這種矛盾感和緊張感，讓她不得不去思考，自己“出道”這19年，究竟發生了什麼，她甚至希望通過對80後、90後的群體觀察，來給自己定位。8月28日，蔣方舟來到澎湃新聞思想湃，説自己的童年，充滿了臆想和粉飾，現在想要抵達一種誠實的生活。

　　審判童年

　　蔣方舟那天的演講主題是“抵達一種誠實的生活”。她從電影《刺客聶隱娘》引發兩極分化的評論，來引出“每一個人都是不夠誠實的”這樣一個話題。這裡面，自然也包括她自己。

　　“我是七歲開始寫作，但是慢慢開始變得像馬戲團一樣，給別人觀賞。”蔣方舟講述她曾經的不誠實。她認為她粉飾了自己的童年，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愛書成癡、勤奮、天才的孩子。但當她重新審視“七歲寫作、八歲看米蘭昆德拉、九歲説尼采寫得不好”這樣的敘事時，她發現這些都是一種諂媚。

　　她的寫作，從一開始就帶有展示的功能，是一個“表演項目”。在蔣方舟的印象裏，小時候經常有人來家裏，看到她在寫作或她的作品，就會嘖嘖讚嘆。我們可以想像，當“天才”、“神童”這樣的感嘆接踵而至，孩子以及孩子背後的大人會得到多麼大的滿足。

　　蔣方舟9歲時，當別人問她將來想做什麼，她會説想成為大師，然後熱淚盈眶。當時的她，也確實這樣希望著，畢竟我們也有夢想成為宇航員或科學家的時候，儘管連加減法都不會。

　　“如果一個人撒謊對自己有好處，他為什麼要誠實？”蔣方舟引用了維特根斯坦的話。“大部分人習慣於撒謊，以至於沒辦法分辨誠實和不誠實。”她把自己置身於普遍現象當中。

　　當一個人靠取悅他人，可以獲得某些精神和物質的獎賞，這種取悅就會變成習慣和自然。確實，孩子們撒謊，或者説偽裝，往往只是諳熟于大人們的希冀。説這句話，大人會開心，做這個表情，大人會給糖。但是那時的蔣方舟和普通孩子不同的是，她可能無比接近《喜劇之王》中吳孟達的角色，是一個奧斯卡級別的演員，在生活中扮演別人希望看到的角色。

　　這種反思表現在《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中，就是散文《審判童年》。顯然，她希望通過對自己童年經歷的“審判”，來摘掉套在頭上的天才兒童的光環。畢竟從年齡上來説，她已經不是兒童了，光環越來越露出金箍的一面。

　　如何抵達誠實：停止包裝、享受孤獨

　　在開始演講之前，蔣方舟和工作人員對PPT進行了微調，然後又在臺下拿出筆電寫寫畫畫。看得出來，穿著黑衣黑裙白鞋子的她，對即將到來的演講有些緊張也有點重視。

　　2008年，她被清華大學錄取，引發關於降分破格錄取的質疑。2012年，方舟子發微博質疑其不少文章為母親尚愛蘭代筆。即便是今年5月隨李克強總理出訪拉美這樣看似積極的事，也會引來夠不夠格這樣的質疑。似乎她的每一次出場，都是伴隨著紛擾和喧囂。

　　這些是是非非，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蔣方舟的生活和發展，我們不得而知。但從2009年她在長江文藝出版了《謠言的特點》之後，到現在6年時間裏，只出了兩本書，對於一個沒有其他“副業”的作家來説，有點少。

　　這兩本書一本是之前提到的《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2013年出版。一本是剛剛出版的《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兩本書都不同程度地指向了蔣方舟的過去，和對未來的定位。

　　很多童星演員，想要再出發，達到事業的新高度，就不免要與過去的形象作別，蔣方舟對童年的“審判”多少帶有這樣的意味。

　　在思想湃的現場，蔣方舟的講演還在繼續。她剖析完自己的童年經歷後，很順暢地來到了“如何抵達誠實”這樣一個話題。

　　她給出了兩個答案，一個是停止自我包裝，“審判”童年就是這個過程。另外一個是克制對群體的依賴。蔣方舟舉了一個例子。她有一次參加文青最愛的作家三毛的研討會，“當讀者發表對三毛的看法時，幾乎所有的女孩説完都會熱淚盈眶”，從中她感受到人群的感動是有幻覺的，群體會把人同化。

　　人們為什麼對群體有依賴，在蔣方舟看來，那是因為我們畏懼孤獨。講到這裡，PPT上出現了大衛弗裏德里希的畫作。“他最擅長畫的是背影，各種各樣的背影，一個人面對懸崖、大海、清晨、夕陽，畫的是我們崇高的孤獨感。”所以對於蔣方舟來説，想要克服對群體的依賴，從而抵達誠實的生活，就是不畏懼孤獨。

　　“我覺得孤獨、跟自己獨處是我這二十年生活中，最美好的一件事。”

　　蔣方舟與母親尚愛蘭

　　母親以身教會她寫作的意義

　　母親尚愛蘭在蔣方舟的人生中，顯然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在她的演講中，只出現了兩次。

　　一次是，新書中有這樣一個情節：作為大齡剩女的女主角終於帶了一個男友回家吃飯，飯後男友離開，女主的媽媽問：“某老師（女主男友）明天還來嗎？”女主回道：“你不要像一個老鴇一樣好不好？” 一個同為小説家的鄰居，在讀到書稿中這段時問蔣方舟，“這樣寫你媽媽知道嗎？”

　　另外一次她將孤獨與寫作聯繫起來。蔣方舟這十九年的寫作經歷中，她無數次覺得寫作特別無聊，沒有成就感。但偶然間讀了母親的作品後，突然有了感悟。

　　“我母親是一個‘失敗’的作家，她會在當地的報紙上寫一些文章，我開始寫作時候她也在寫作，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她寫的東西。直到有一天，我在一台快報廢的電腦裏，看到我媽寫的自傳，我讀了之後非常驚訝，原來我媽這麼猛呢！”

　　“那個時候我才知道，原來寫作是這樣一件事。寫作是為了跟自己交流最隱秘的情感，是為了享受自己跟自己的相處，是為了探尋自己都不能發現的內心深處，是為了抵抗為了逃避，為了抵抗不誠實。看了我母親寫的東西才知道，她上班做飯帶孩子的生活中，依然每天花兩個小時寫作跟自己對話。從那開始，我發現寫作原來獨處是這麼有趣的方式。”

　　很有可能，為了保持演講的連貫性和邏輯性，母親沒有出現在蔣方舟對童年生活的追述中。但沒人會否認，父母對於一個孩子童年的影響。在蔣方舟，不斷被人誇讚天才的旁邊，一定站著母親尚愛蘭綻開的笑臉。只是現在，她在“審判”童年裏自我粉飾的同時，是否連帶也包含了母親的笑臉。

　　澎湃新聞：你以前寫雜文或是散文，其實更多的是評價這些社會現象，最近的小説則是面對自我。

　　蔣方舟：寫小説是可以把社會作為一個對象來寫的，而且自己要參與其中。

　　澎湃新聞：《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也有很多對過往經歷的反思。

　　蔣方舟：那本書我感覺應該是更個人化，出的時候我才剛剛畢業，帶有一些學生式的對社會的瞻望。現在對於這些問題和以前的感受就大不一樣了。

　　澎湃新聞：你畢業之後《新週刊》就給了你一個副主編的職位，當時感覺壓力大嗎？

　　蔣方舟：壓力還是挺大的。我大學期間都是在過一種“加速度”的生活模式，我本來希望畢業後能有一兩年的時間到祖國各地跑一跑，但是又感到自己沒有那麼多的時間。不過沒有行政上的任務、經營上的壓力，感覺也還好。

　　澎湃新聞：你一直在説感覺自己還像個孩子，沒有那麼成熟的感覺，這和我們對你的想像多少有些背離。

　　蔣方舟：對別人來説，成熟或許是一個階段或是一個節點，但對於我來説，它處於生活中普遍的形態當中。我一直可以很任性地去選擇，不跟我不願意做的事情妥協，這也是我一直覺得自己處於某種天真當中的原因吧。我覺得總會有那麼一種空間，既不失天真，又在做有意義的事，但又不屬於成人社會。

　　澎湃新聞：你今天主要談的是誠實生活的問題，你覺得你現在做到了嗎？

　　蔣方舟：我覺得我現在比前幾年要好，前幾年處於公眾和學校的壓力下，會適當壓抑自己憤怒的情緒，那個時候還是不夠誠實的，在這一點上，現在比原來做得更好。

　　澎湃新聞：演講中説到，你看到母親的寫作之後對寫作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轉變。在轉變之前，你是如何理解寫作的，出名或成功？

　　蔣方舟：我不覺得一定要出名或成功。我覺得寫作不是為了展示什麼，也不是為了擺任何的姿勢，也不是想説出什麼語出驚人的話，讓成人世界覺得驚訝、驚艷或者讚嘆。我覺得寫作的過程，對我最大的幫助，就是讓我更好地了解自己。

　　澎湃新聞：很多被天才少年，往往隨著時間推移就泯然眾人。像你和韓寒、郭敬明依然還可以處在前線，你覺得原因是什麼呢？

　　蔣方舟：我覺得這跟個人的創作力有關。很多人泯然眾人，就是因為才華不夠、勤奮不夠。

　　澎湃新聞：面對那些爭議的時候，感到艱難嗎？是如何度過的？

　　蔣方舟：沒有怎麼過啊。唯一不開心的時候，就是對你生活産生困擾的時候，就比如説很多人會打騷擾電話給我，“蔣方舟，X你XX！”或者打電話去我爸的單位罵我爸。因為這種會産生實際交流，如果只是在網上那種，無所謂。沒有什麼影響。

　　澎湃新聞：你比韓寒淡定。

　　蔣方舟：可能是我面對這種所謂質疑比他早吧。你看我十二歲，一直到出名，很多人質疑自己的文章。所以當再次被質疑或不斷被質疑的時候，都習慣了。而且我已經接受一個事實，你是沒有辦法去説服他人的，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還是出名趁早吧，這樣的話，你所有要承擔的曲折和煩惱，都在成年之前就已經全部趟過一遍了。

　　澎湃新聞：所以現在再回顧你八九歲的童年生活，有缺憾嗎？那時你感到快樂嗎？

　　蔣方舟：我覺得因為我沒有一個正常的人生作為比對，那説任何的缺憾和委屈都是不夠確鑿的。你不知道如果過另外一種更普通的生活，你得到和失去的比例是怎麼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