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大國智庫》研究表明：智庫——影響國家公共政策

　　智庫本質上是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具有社會公共屬性。智庫不是政府機構或其職能機構，並不直接制定相關政策，而是影響他們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創新。智庫的影響力不在於出版的著作的多少或是舉辦會議的多少，這些不過是載體，真正的影響力在於通過這些載體對媒體、公眾和政府決策者産生響應影響，最終直接對推動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製造影響力。

　　智庫存在的根本目的即“影響政策”，智庫總是尋求機會、建立渠道向決策層、社會公眾盡可能地輸出並宣傳他們的立場、觀點，目標就是要影響政策的制定、執行。在知識經濟，全球一體化的時代，智庫的功能和作用日漸凸顯，産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智庫的獨立性、專業性使其思想、觀點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科學性。正是憑著這一特質，智庫才在社會、經濟、科技、軍事、外交、文化等問題的處理上對各國的決策者産生著巨大的影響。

　　智庫的影響力取決於其影響或改變社會公共決策過程中其他主體的思考、判斷、決策和行動的程度，程度越高其影響力越大。為了體現其“思想工廠”的本質，實現其影響政策決策的使命，智庫需要利用各種途徑向相關者，如政策制定者、資助者、精英階層、媒體和社會民眾宣揚自己的思想、觀點等。智庫也在宣傳自身觀點，影響決策的過程中，建立其在學術、社會、政策等方面的影響力。

　　（六）

　　《大國智庫》研究表明：智庫是大眾的“思想者”

　　智庫為社會大眾提供思想和觀點，對大眾輿論起到引導作用。在傳播思想、引導大眾輿論方面，智庫與媒體相互合作、各取所需。以美國為例，有研究者將媒體和智庫看做是三權分立之外的第四和第五種權力，而且兩者關係密切。

　　智庫的思想生産，是通過對客觀事實的研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思想、觀點，並通過一些宣傳途徑或手段，宣傳這些思想、觀點，以影響公眾和決策者。一般來説，智庫採用的傳播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編輯發行出版物，擴大自身影響，同時影響他人；二是通過研討與培訓活動，互通資訊、交流思想；三是通過與媒體建立聯繫，或者自媒體的形式，影響公眾輿論。

　　在傳統的雜誌和著作之外，智庫還經常在媒體上發表解讀國內、國際問題和政策的文章或評論，客觀上起到了影響輿論，引導輿論的方向的作用。美國智庫普遍鼓勵自己的研究員在媒體上發表言論開設專欄，製造輿論影響力。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和各大報刊上常有知名的智庫成員開設的專欄解讀政策。布魯金斯、傳統基金會、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等智庫的網站上每天都會及時更新研究員在各大媒體上的言論和多媒體報道，布魯金斯等就將研究員的媒曝光率作為重要的評價參考指標。

　　在傳統的傳播形式之外，智庫也開始利用日益發達的通訊網路傳播自己的思想，吸引年輕一代。臉譜網、YouTube視頻、推特、部落格、Google搜索等成為智庫宣傳自身思想、觀點的新型渠道。如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在免費的電子郵件訂閱服務之外，還利用蘋果手機（APP軟體）發佈研究成果，方便用戶及時了解該研究中心的研究資訊和研究成果。

　　（七）

　　《大國智庫》研究顯示：人才的蓄水池與引力場

　　作為高智力研究機構，智庫的人才集聚效應不言而喻。這種人才集聚效應不是人才的簡單相加，而是通過合理的分工架構實現整體效應高與各部分效應的共生互補的生態化過程。隨著智庫的日益成熟，其人才集聚效應必將日益強大，形成的人才群體的整體競爭力也勢必得到不斷強化。

　　“智庫研究人員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以實踐工作者為隊伍的主體。美國的一些諮詢型智庫大量聘請長期從事國務與行政活動、具有實踐經驗的政治家、政府與國會官員，如在職或卸任的議員、部長、將軍、大使以及知名企業董事長、首席執行官等。第二類是以專業學者為主體的研究機構。職業化的學者成為掌握資訊最為完備、最具發言權和影響力的權威。第三類則由混合型的研究隊伍構成，即同時擁有實際工作經驗人員與職業學者。”

　　智庫在人才集聚和優化方面，主要發揮兩個方面的作用。一是人才的凝聚效應。智庫提供的研究平臺吸引著高層次和拔尖人才向它靠攏，並形成一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再進一步的迅速吸引大批各類人才的積聚，從而改善現有人才結構，提高人才群體産出效能。二是人才生産和知識生産的相互迴圈。智庫在整合人才資源，優化結構的前提下，通過成員與群體的相互協作，內化處理大量輸入的能量流和資訊流，實現人才生産和知識生産的良性迴圈，從而進一步強化智庫的功能和人才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