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代價》:關於1%的少數與99%的大多數

　　[書籍資訊]

　　書名：不平等的代價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美]斯蒂格利茨（Stiglitz，J.E.）著 張子源　譯

    序言

　　歷史總會見證這樣的時刻：全世界人民似乎聯合起來反抗，高呼情況不對頭，必須要變革。那正是喧囂的1848年[1]和1968年[2]所發生的情況，那兩次多事之秋都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誕生，或許2011年也將被證明是這樣一個歷史時刻。

　　開始於北非海岸線上一個小國家突尼西亞的一場青年起義波及附近的埃及並蔓延到中東其他國家。在有些國家，抗議的火花似乎暫時熄滅了；但在另一些國家，小規模的抗議卻促成了劇烈的社會變革，推翻了像埃及的穆巴拉克和利比亞的卡扎菲這樣執政許久的獨裁者。很快，西班牙、希臘、英國、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民紛紛走上街頭，遊行示威。

　　整個2011年，我很高興應邀訪問了埃及、西班牙和突尼西亞等國家，並在馬德里的麗池公園、紐約的祖科蒂公園見到了抗議者，在開羅還與一些參加過解放廣場示威活動的青年男女進行了交流。

　　在我們交流的過程中，我清楚地覺察到：儘管具體的抗議原因因國而異，特別是中東地區的政治不滿與西方國家的大不相同，但是這些抗議之間卻存在著某些共同的主題，一種普遍的理解就是這些國家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在很多方面都是失敗的，並且二者都相當不公平。

　　抗議者是對的，情況的確有些不對頭。我們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應該做的與實際做的二者之間的差距已經變得越來越大，難以忽視。世界各國政府沒有致力於應對包括持久失業在內的各種關鍵經濟問題；並且隨著公平這一普世價值觀被少數人的貪婪侵犯，人們的不公平感變成了一種背叛感。

　　突尼西亞和埃及的青年人起來抗議獨裁統治是可以理解的：他們厭倦了那些陳腐僵化並且以全社會其他人為代價來保護自身利益的領導者，同時這些青年人又沒有機會通過民主的途徑來呼籲變革。不過，西方民主國家的選舉政治也同樣失敗了。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對選民承諾“變革，你可以相信”，但他隨後推出的經濟政策在很多美國人看來與以往的並沒有什麼不同。

　　然而在美國和其他地方，希望就體現在這些得到父母、祖父母和老師支援的年輕抗議者身上。他們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並不想推翻現行制度，他們仍然相信民選制度或許行得通——只要政府還記得要對人民負責的話。抗議者走上街頭的目的就是推動制度發生變革。

　　2011年5月15日開始的西班牙示威活動中，年輕的抗議者打出的口號是“憤怒的一代”，他們的憤怒源於金融界某些人士的不良行為造成太多的西班牙人承受太多的痛苦——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西班牙年輕人的失業率超過了40%。在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抗議者也喊出同樣的心聲：一邊是許多人失去住房和工作，另一邊是銀行家坐享大筆獎金，這種不公平的現象真的讓人惱火。

　　但是美國抗議活動的焦點很快就超出華爾街觸及美國社會更廣泛的不平等現象。年輕的美國抗議者把口號變成了“那99%的群體”，這口號與我先前為《名利場》雜誌撰寫的一篇文章的標題相呼應：“1%的群體所有、所治、所享”，[3]1該文描述了美國社會中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以及一種向上層群體傾斜的政治體制2。

　　當今有三大主題響徹全球：第一，市場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因為它們顯然既無效率也不穩定；3第二，政治體制並沒有糾正市場失靈；第三，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儘管本書關注的是存在於當今美國和其他某些發達工業化國家中過度不平等的現象，但本書也解釋了這三大主題是如何密切相連的：不平等是政治體制失敗的成因和後果，不平等也造成了經濟體制的不穩定，經濟體制的不穩定又加劇了不平等——這種惡性下降式螺旋使我們順勢而下，要突破這種困局只能通過如我下文所述的協調一致的政策。

　　在聚焦不平等問題之前，我想先描述一下美國經濟體制中存在的廣泛的市場失靈現象，權當做一番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