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局最新影印版《論語正》封面

　　（中國網）中華書局今年5月影印出版《論語正》一書, 石永楙先生著于上世紀四十年代的這一學術巨著得以重現於世。當代藏書家涂宗濤先生與文化學者高喜田先生聯袂撰寫前言。有學者稱，《論語正》是一部研究《論語》及其文本的石破天驚之作，留世極少。此次得以影印出版，無疑是儒學發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它將顛覆2000年來人們對《論語》的慣有認知，恢復《論語》的本來面目。

　　《論語正》作者為石永楙（又名永懋、永茂），字松亭。生於1909年，卒于1975年，原籍山東茬平，久居天津。1946年，所作《論語正》問世，將通行本《論語》重新進行編綴纂合，形成上下兩篇，共九章。上篇為“知道篇”，共五章，分別是“知道第一”，“四教第二”，“成章第三”，“雅言第四”，“仁方第五”；下篇為“問王篇”，共四章，分別是“正名第六”，“士恥第七”，“絕四第八”，“問王第九”。1946年《論語正》版本分上下兩冊，豎排32開，線裝鉛印，封面由金梁題簽。正文中經文部分用大號宋体排印，撮要與疏解部分用小號宋体雙排附於經文下，每一篇章前後均有作者簡短説明。雖以文言行文，卻也淺白易讀。

　　眾所週知，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通行本《論語》，有“學而”、“為政”、“八佾”、“裏仁”等二十篇，共480余章，是在漢代産生並逐漸完成的。漢景帝末年（也有認為在漢武帝時代），從孔子舊宅的墻壁中發現了大量散亂的竹簡（史稱“孔壁中書”），據推測這是孔子的後人為躲避秦朝焚書坑儒政策而藏匿的寶貴文獻。其中除了有《尚書》等典籍外，還有一部記載著孔子言行的著作。這些著作全部用秦統一以前的六國文字書寫，被稱為“古文”。因為竹簡“朽折散亂”，一時無法辨認其相互之間的邏輯關係，也找不到確切的書名。作為當時的著名學者，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受命整理這批竹簡，將其大致歸攏成若干篇章加以隸寫編綴成卷，起名叫做《論語》。這是“論語”一詞出現的最早記載。其後安昌侯張禹將其改編為章句體以教授太子劉驁（漢成帝），史稱“張侯論”。因張禹貴為帝師，位高權重，“張侯論”得以獨傳，其他版本逐漸湮沒。以後經唐宋元明清，《論語》被列為“四書”和“十三經”，成為欽定的經典，再無人敢增損或顛倒一字。這就是流傳2000多年的《論語》文本的簡要歷史。今天我們所見到的《論語》，其實是一個“亂本”，並非本來面目。儒學界人人皆知有魯論（所謂“魯論語”）、齊論（“齊論語”）、古論（“古論語”），又有所謂“河間本”，但誰也沒見過它們什麼模樣，只是從古文獻中多少能得到有關《論語》原始面貌的一些資訊。如根據王充的記載，大致可以知道在西漢時代，《齊論語》和《魯論語》都是分為上下兩篇的，其中有“問王”和“知道”作為篇目；河間本分為九篇。這樣的篇章結構，與我們今天所見的20篇版本，是完全不同的。石永楙的《論語正》給我們提供了重新解讀和領會孔子思想的新鮮路徑。例如“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從“與”之“偕同”、“相交”、“跟隨”、“親附”義引申訓釋為“事人”之“事”，把這一婦孺皆知的孔子名言解讀為“惟女子事小人之夫亦難事也”。指出此處之“小人”，“正指其所事之人而言”（《論語正知道篇之五》）。這就推翻了歷來關於孔子歧視婦女的觀點；此外還有“文質彬彬”、“子見南子”、“顏路請車”等等，均發前人所未發，自成一家之言。

　　石永楙先生《論語正》一問世，即以撥2000餘年之亂，起正本清源之功，受到當時學界名流的肯定與讚賞。金梁（息侯）讚佩石永楙為匡正《論語》文本的貢獻巨大，稱其“獨傳絕學，足繼聖功，二千年來，一人而已”。《三國志集解》作者盧弼，是著名的飽學之士，他甚至把石永楙在儒學發展史上的地位與馬丁路德在基督教的地位相提並論，稱其為“二十世紀之馬丁路德”。徐悲鴻在致毛澤東信中稱石永楙“其所造就許多人驚服（悲鴻亦附和）”。這些公認的學者大家如此高調評價《論語正》，決非虛語。

　　60多年來，《論語正》也如荊山之玉，寂寞無聞。近年來國學漸熱，在眾多解讀《論語》的著作中，鮮有提及《論語正》者。天津涂宗濤氏蘋樓因藏有一部，今得中華書局的重視。中華書局影印本《論語正》將原來的兩冊合印為一冊，正文前附有毛澤東1951年1月14日致徐悲鴻關於推介石永楙及其《論語正》的書信手跡。內容依次為“前言”，由涂宗濤、高喜田撰寫“石破天驚《論語正》——影印本《論語正》前言；“論語正序”金梁；“論語正序”盧弼；“初刊論語正序”王彬；“論語正敘例”石永楙；“知道篇”；“問王篇”。《論語正》影印本出版，將會對完整準確理解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推進儒家文化研究、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提供重要的借鑒和建設作用。當然，我們在充分肯定《論語正》有篳路藍縷之功時也應看到其研究成果並非定論，其中有些觀點也不無可商榷之處。《論語正》的價值與貢獻，亟待後學研究、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