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純如 (1968年3月28日－2004年11月9日) 　美國著名的華裔女作家、歷史學家和自由撰稿人，以出版英文歷史著作《南京大屠殺》而震驚世界。2004年11月9日，36歲的她在加州自己的車裏，以一把手槍結束了生命，世界再次為之震驚。

　　在英語世界中，提到南京大屠殺，就不能不提張純如。正是她，讓世界重新想起了那段悲慘的日子，想起了還有一份道義上的責任，始終沒有完成。

　　整個20世紀，中華民族遭遇了太多的苦難，然而，我們很少向世界言説，很少願意敞開傷痕纍纍的心扉。張純如的寫作，打破了這樣的隱忍與沉默，我們是受害者，我們有義務牢記，有義務告訴世界真相，有義務讓孩子們永志不忘。

　　張純如計劃寫10本書，但她只寫了3本，便因抑鬱症匆匆離去。

　　一位美國讀者來信説，他在圖書館中讀到《南京大屠殺》，他來自鄉村，第一次聽説這件事，從書中，他體會到了一種使命感，一種對人權、正義、公道的執著追求，這激勵著他成為一名護士，他説：對我來説，張純如改變了我的生命，我會永遠記住她。

　　8年了，張純如以特別的方式，活在母親張盈盈的生命中。張盈盈寫作，辦基金會。《無法忘記的女子——張純如母親回憶錄》在大陸終於出版了，這是一段母親的記憶，更是一位理想主義者的成長手冊。在理想主義消退的時代，這本書告訴我們，如何才能成為一個大寫的人。

　　害羞女孩的作家夢

　　北京晨報：在您的眼中，童年的張純如是怎樣的孩子？

　　張盈盈：她很害羞，在上幼兒園之前(大概4歲至5歲)，不怎麼敢在陌生人面前講話，所以我們經常鼓勵她，陪她一起唸書，逗她多説話。她的爸爸在物理系當教授，過去的列印紙很大，就搬回來給她畫畫，寫自己的書。後來上學了，她寫了個“官兵捉強盜”的故事，寫得很好玩，得到了老師和同學的讚揚，那是她最早的文章。到四五年級時，她的詩開始得獎，大概從這時起，她夢想成為有名的作家。

　　北京晨報：除了寫作，她似乎也很喜歡電腦。

　　張盈盈：是的，我們在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城校區當教授，每個週日，她爸爸都把她放在物理系裏，讓她在那裏看電腦，在當時，那裏是美國五大計算中心之一。後來在臺灣給她買了一台蘋果電腦，張純如剛開始學的是電腦專業，她的數學成績一直很好。

　　不知為何壓力大

　　北京晨報：張純如的一生特別勤奮，她為什麼要給自己這麼大的壓力呢？

　　張盈盈：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父母從來不給她壓力，不知道為什麼她對自己的期望這麼高。也許，我們都是哈佛畢業的，這在無形中可能會給她一些壓力，但我們從來也沒要求她去考常青藤院校。張純如的學習也不是每科都優秀，有興趣的她會好好學，沒興趣的她就根本不學。

　　北京晨報：她從小就給自己很大的壓力嗎？

　　張盈盈：沒有覺得，她是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像很多家庭中的老大一樣，她對自己很有計劃，15歲時便有了比較清晰的人生理想，她每年都會把自己的想法寫下來，這讓她很開心，因為當完成計劃時，她發現自己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她長大後，曾和我們説，人生有兩種不同的目標，一種是短期的，一種是長期的，即一生的目標。我們對此有些驚訝，因為她規劃得很清楚。

　　從未感覺低人一等

　　北京晨報：華裔在美國是比較沉默的，不太願意言説，為何張純如與眾不同？

　　張盈盈：因為在她的成長歷程中，我們從沒嘗試把中國背景隱去，從小到大，張純如並不覺得自己是美國的少數族裔，她以華人血胤為驕傲，不像一些ABC(在美國出生的中國人)那樣，搞不清自己的身份。我們從小教她中文，介紹中國文化，讓她知道自己源自何處，所以她沒覺得這有什麼不對。她的爺爺張鐵軍是抗日將領，曾在臺灣媒體任總主筆，她的姥爺也有很深的傳統文化功底，這些都很自然地影響了張純如，所以她沒有低人一等的感覺。除此之外，伊利諾伊是座大學城，學術氣氛濃厚，華裔教授非常多，子女互相往來，這個成長背景對張純如也有好的影響。

　　性格直率的張純如

　　北京晨報：生活中的張純如是個怎樣性格的人呢？

　　張盈盈：她喜歡説話，性格直率，喜歡不喜歡，她都會很直接地説出來，不會掩飾，比較單純，但她也有很複雜的一面，比如對人生的規劃，對生命獨特的理解等，她看了很多的書，每週都會到圖書館借來一大堆。剛上大學時，她一邊學電腦專業，一邊選修了很多課程。

　　北京晨報：她很多愁善感嗎？

　　張盈盈：不，她是個非常快樂的人，很多人問，作為母親，回憶張純如是不是很痛苦，其實不是這樣，除了最後3個月，她的人生一直是高高興興的，我在回憶時，總有很多快樂在裏面。

　　和父母這樣吵架

　　北京晨報：張純如也和父母吵架嗎？

　　張盈盈：吵架當然會有，一次她説，為什麼我們安於在伊利諾伊這樣的小地方生活，為什麼不去芝加哥這樣的大城市。第一次聽她這麼説，我們心裏都很不舒服，後來也能理解了，她有很大的雄心。《南京大屠殺》出版後，她在電視上與日本大使辯論，我們很擔心，怕對她不利，便提醒她要小心，她對此很不開心，但後來她向我們道歉，説不應該發脾氣，但我們的關心對她來説是一種負擔。她不常生氣，絕大多數時候是快樂的。

　　北京晨報：她特別失望時會怎樣？

　　張盈盈：在我們的記憶中，她從不放棄，沒想到最後放棄了生命。她在《芝加哥論壇報》當了一段時間的實習記者，結果卻沒被錄取，這對她是個打擊，這也讓她下決心遠離辦公室政治，轉向獨立寫作。

　　對右翼圍攻感到煩惱

　　北京晨報：《南京大屠殺》出版後，在網上遭遇日本右翼的圍攻，她很在意嗎？

　　張盈盈：寫出來的東西，別人天天説你寫錯了，當然會有些不開心。在美國，此前很少有人知道南京大屠殺，因為日本人在刻意掩蓋，他們有錢，勢力比較大，美國大兵在“二戰”中被俘虜，遭遇虐待，拿去做人體實驗，可戰後美國政府為了自己的利益，選擇了沉默。如果張純如不寫，大家就會徹底失憶，現在年輕人很少關注這段歷史，張純如去世後，幾乎沒人再寫這方面的書了，“亞洲二戰浩劫史實維護會”(簡稱史維會)現在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1960年以後出生的人非常少。在加拿大，南京大屠殺的內容放進教科書了，可美國卻沒有，本來在加州差點成功，可被施瓦辛格州長否決了。政治是買的，它向著有錢人。當然，也有不少日本人是支援張純如的，右翼總是少數。

　　藥物改變了她的心態

　　北京晨報：張純如是個快樂的人，她怎麼會罹患抑鬱症呢？

　　張盈盈：她結婚後生活很辛苦，寫《錢學森傳》時，投資人給的錢不夠。此外她習慣晚上寫作，和正常人的作息完全顛倒，後來她有了孩子，白天也睡不好，身體便垮下來。她曾經説“生活這麼美好，搞不懂為什麼會有人自殺”。我們從來沒想過她會自殺，因為那不在她的選項中。

　　北京晨報：為何她選擇了這條路？

　　張盈盈：也許與藥物有關，我們原以為藥物會幫助她，後來才知道，這種治療抑鬱症的藥對亞裔有很大的副作用，相關的報告非常多，不知道國內知道不知道這點。我猜想，是藥改變了她的心態，但後悔也沒用了，人生無法回到原點。

　　渴望成為名作家

　　北京晨報：張純如在世時，談過死亡的問題嗎？

　　張盈盈：她説，人會死亡兩次，一次是肉體的死亡，一次是從別人的記憶中消失。她不斷地寫作，正是因為她知道人會死亡，她希望成為名作家，給世界留下永遠的記憶。她沒有什麼宗教信仰，文字是她的信仰，那是她達成不朽的道路。她説，她不奉神，也不去教堂，但寫作就是她的聖經。

　　北京晨報：她為什麼這麼愛看書和寫作？

　　張盈盈：從3歲起，我們就給她唸書聽，她最喜歡小貓咪的故事，所以一生喜歡貓。這養成了她愛讀書的習慣，美國的圖書館可以不限量借閱，所以她每週去都抱回一大堆。

　　北京晨報：在大陸出版的《無法忘記的女子——張純如母親回憶錄》封底，虎媽還有一句推薦語，您算是位虎媽嗎？

　　張盈盈：我不是虎媽，我們對孩子沒有什麼要求，虎媽給我們寫了一封信，她的父母也在伊利諾伊，她認為自己的經歷和張純如很相似，她寫得很感人，我們就把其中的一些句子放上去了。

　　找不到故鄉的迷茫

　　北京晨報：張純如到南京採訪過，也在臺灣訪問過，但她卻覺得並沒有找到自己的根，這是為什麼？

　　張盈盈：在臺灣，她看到學生們必須剃同樣的髮型，穿同樣的衣服，感到很震驚，一位英文老師發音有問題，張純如就指了出來，那位老師大發雷霆，説別以為你從美國回來就覺得自己了不起。這讓張純如非常傷感，她説雖然我是中國人，但同胞並不會因此而對你更好一些，作為華裔美國人，在故土只能是陌生人。

　　北京晨報：張純如的爸爸是著名物理學家，他當年是怎麼離開大陸的？

　　張盈盈：1951年離開的，張純如的爺爺是國民黨軍人，帶著大兒子去了臺灣，母親、夫人和小兒子留在了大陸。上初中時，老師曾在張純如的爺爺手下做過事，知道他的情況，就和張純如的爸爸説，你父親是反動派，你要向全班坦白一下。嚇得張純如的爸爸不敢再去上學，後來全家去了臺灣。1979年回大陸探親時，看到昔日的同伴都沒能去做自己喜歡的專業，大家感到很悲傷。

　　怎樣培養理想主義者

　　北京晨報：在一個理想主義消退的時代，張純如卻展現出理想主義者的光輝，您是怎麼培養她的呢？

　　張盈盈：不知道，我們沒有刻意訓練她。她認為生活有一個崇高的目標，也許與她愛看書有關，此外我們經常帶她出去玩，因為我們自己喜歡旅遊，每個暑假都會去不同的地方，看到那麼壯美的自然景象，小孩們會很高興。

　　北京晨報：除了旅遊與讀書，理想主義者還需要什麼？

　　張盈盈：理想主義者需要支援，這和環境有很大關係，如果身邊的人一直在信任你，給你更多的空間，當你想寫作時，有人願意為你提供資助，大家始終對你抱有善意，你可以快樂地寫作，沒有人來指手畫腳，那麼，這對培養理想主義者一定會有幫助。以張純如的性格，如果環境改變了，她是很難成功的。她曾經説，如果她生活在“文革”時代，那麼她將什麼也寫不出來。（陳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