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開放”長歲數了，不只是30年，而是更為漫長滄桑的150年。專攻中國近代改革史的澳大利亞華裔學者雪珥，在其新著《絕版恭親王》中提出，從1860年代洋務運動開始，中國改革就是一個延續、連貫的整體。這一觀點引起了國內不少學者、媒體的共鳴和關注。
日前，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會同文匯出版社，在京舉辦了雪珥改革史新著發佈會暨恭親王研究座談會。與會學者們呼籲，應當大力加強對近代改革奠基人恭親王奕訢的研究，汲取歷史養料，為當今改革“資治通鑒”。
著名文化評論家解璽璋擔任本次研討會主持人。國家清史辦主任石雅娟，清史專家閻崇年，恭親王奕訢的曾孫、著名書法家毓嶦，明清檔案專家、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副館長秦國經，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所長黃興濤，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鳴，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圖書館副館長向斯, 中國改革與社會轉型研究者鄧聿文，晚清歷史及王府文化研究者京梅等眾多專家學者出席了本次發佈會。
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孫旭光在會上作了主題發言，提出將大力挖掘恭親王在中國改革史中的經驗和智慧，為當下的改革提供歷史鏡鑒。
根據對大量海外原始史料的研究，雪珥提出，從1860年代開始至今，Reform（改革）始終是西方視角關注中國的最主要的主題詞，其出現的頻度甚至遠遠超過Revolution（革命），成為一個歷經150年而經久不息的話題。恭親王奕訢作為中國150年改革開放的奠基人，其歷史地位和作用卻被長期矮化和忽視。雪珥新著《絕版恭親王》試圖以海外史料對此重新解讀、還原。
恭親王奕訢幾乎一手導演了晚清第一輪改革開放（“洋務運動”），使本已痼疾纏身的王朝出現了“同光中興”，那些被後世景仰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其實只是改革的槳手而已，恭親王才是真正的掌舵人和“總設計師”。恭親王的改革思路、策略、技巧，成為晚清乃至後世改革的精神源泉與實踐樣板，而恭王府則長期成為中國真正的權力中心及改革開放的發源地，令世界矚目。
恭親王在改革初期，面對內憂外患，積極擴大執政基礎，勇於並且巧妙地突破祖宗成法，使得一大批漢族官員及外聘的洋幹部，在挽救危機、提升執政能力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在經歷了20多年的外患之後，恭親王開始探索新的外交體制，從東亞的宗藩體制走向全面的條約體制，為中國爭取到了30年的和平發展時期，並對之後的中國和整個世界，都産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西方外交官、記者、傳教士們均留下了大量涉及恭親王的史料，在英、法、美等國的官方文獻，如議會辯論記錄、外交報告中，也有大量涉及恭親王的內容，恭親王在一個相當漫長的時期內，成為世界了解和解讀中國的窗口。
因現實政爭的需要，自從慈禧太后獨立掌舵後，恭親王的歷史地位就受到長期人為的矮化、淡化及邊緣化。進入民國之後，隨著整個晚清歷史被納入國民黨黨史話語體系，恭親王的歷史作用更被忽視。至今，作為唯一對外開放的王府，恭王府所接待的絕大多數遊客，只是將此作為和珅的故居，而極少關注其影響及於今日的恭親王。
與會專家認為，應當從中國“大改革開放史”的角度解讀恭親王。恭親王是一筆巨大的歷史財富，當今改革的很多深層次問題，幾乎都能從中恭親王主導的晚清改革中找到歷史參照物，包括處理穩定與發展、“左”與“右”、效率與公平等的關係，減少改革阻力，把握經濟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節奏，擴大執政基礎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