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早的《歷史不再徘徊》、《交鋒》、到《變化》、《聯想風雲》、《中國的新革命》等等讀者耳熟能詳的書名，淩志軍創造了中國圖書出版史上的奇跡。迄今為止，他的九本著作（兩本與馬立誠合作）本本暢銷，而他本人也因為在時政、經濟、教育、企業史內縱橫捭闔、大氣磅薄的書寫，被譽為“中國的曼徹斯特”。
如果説，一本書的暢銷有著諸多偶然因素，那麼，所有著作全部暢銷，則與寫作者的思想、視角、情懷、品格和操作手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正是在這些方面，淩志軍顯示出了其過人的素質，顯示出一個時代風雲記錄者所具備的宏大視野和犀利的穿透力。在他筆下，歷史的脈搏清晰可聞，其跳動中融合著中國社會前進的步伐。
歷史學家素來乙太史公的追求為己任，“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淩志軍雖非嚴格意義上的史家，但這並不妨礙其寫作保持著這種特性。在有堅實的事實為基礎的情況下，他從不含含糊糊，憚于下結論。他的第一本著作《歷史不再徘徊》副標題是“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這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研究人民公社的紀實著作，在這部耗時7年完成的著作中，淩志軍以人民公社27年來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為核心，記錄了人民公社的産生、發展到終結的過程，描繪了人民公社史上的各種人物，並通過農村歷史透視當代中國的歷史，以農村的改革透視社會主義運動的改革。最早在安徽推動包産到戶的萬里曾經談到過關於《歷史不再徘徊》的爭論。他在接見淩志軍時説：“這本書寫得好。寫的是歷史，材料真實充實，從中可以看到農村一系列‘左’的政策及其嚴重惡果。‘左’的危害對社會主義革命、對共産黨太嚴重了。這樣的‘社會主義’、這樣的‘共産黨’，人民怎能真正擁護？”他還説：“人民公社的書，好像過去還沒有看到誰寫。這本書實際上寫的就是人民公社的興起與失敗。有人説‘失敗’二字不好，不贊成用‘失敗’。我看‘失敗’這兩個字用得好，這是事實，而且是歷史的結論。”相對於一些專業的當代史研究者，淩志軍的結論更為明晰和清楚，顯示出一個寫作者的責任感和獨立品格。
對於社會脈搏和時代精神的準確把握，是淩志軍著作大行其道的另一重要因素。由於多年的新聞從業經驗以及豐富的生活閱歷，使得淩志軍身上保持著記者的敏感和思想的穿透力，他對於中國社會現實的認識和觀察有著常人難以企及的深度，並由此為出發點，對於整個中國社會的走向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淩志軍與馬立誠合作的《交鋒》，是對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的實錄。在書中，淩志軍對於1995年到1997年上半年間流傳于海內外的四份質疑改革開放的“萬言書”進行了批判，由此在1998年引來了一場“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著作權官司。最終，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于1999年8月24日作出終審判決，淩志軍與馬立誠勝訴。其後，淩志軍推出了《沉浮：中國經濟改革備忘錄1989-1997》和《變化：1990年-2002年中國實錄》，後者在2003年“兩會”期間，與會代表人手一本。而其後的《聯想風雲》、《中國的新革命》，都是從企業史的角度，反映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這與當下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人們對於物質生活水準追求的主題不謀而合。
在現實許可的情況下，儘量説出更多的真話，是淩志軍又一可貴的品質。作為一個有追求的寫作者，淩志軍一向認為，“真正的誠實就意味著：第一，不説假話；第二；説真話；第三，説出全部真話。”巴金先生晚年獲得中國知識界的普遍敬仰，最主要的就是其“説真話”的勇氣。由此可見，“説真話”雖然是各種新聞、歷史教科書上對於從業者的基本要求，但是，做到這一點卻並不容易。而真話要以怎樣的方式説，選擇怎樣的時機説，説到什麼程度，卻體現著寫作者的獨具匠心和專業技巧。在父親淩建華彌留之際，曾斷斷續續地對淩志軍説，做……正直……誠實的記者，很難……很難。你能……能嗎？這句話深刻影響了淩志軍，他既避免了走父親的老路，又探索出了自己説真話的方式。在淩志軍的著作中，他的真話時而激越昂揚，時而沉潛內斂，用心的讀者不難體會。自己的每一本著作都是以10倍甚至100倍的資料濃縮而成，其下力之深，也是其他的寫作者難以望其項背的。
淩志軍曾多次説過，“我想用自己的寫作證明，記者是可以不拘一格的，記者是可以擁有獨立精神的，記者是可以不用追隨權貴的，記者是可以説真話的，記者是對公眾負有責任負有同情心的，記者這個行當是可以受人尊重的。”其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讓人很容易想起邵飄萍等一系列新聞人的楷模。和他們一樣，淩志軍的名字，將鐫刻在中國新聞史上。他對時代的記錄和描述，也將成為透視歷史的一個重要窗口。（張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