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西人——郭臺銘：富甲臺灣的晉商

　　常說自己是山西人的郭臺銘，祖籍山西晉城，1950年生于臺灣。

　　郭臺銘的父親是警察，生活拮據，但給了下一代很好的身教：“他給我們很好的身教，教我們安貧樂道，不該我們的就不該去拿，我們家從小到大都沒有自己的房子，沒有沙發，最好的是藤椅,但我們不覺得自己貧窮。”

　　這樣的經歷，讓郭臺銘貴為臺灣首富後，依然每月花不到一萬臺幣，生活十分簡樸。最快樂的事是母親下碗面給自己吃。“我是山西人，吃碗面、水餃、包子，就很舒服了，一點都不覺得不好，這才是真正的自我。”他說。

　　警察之子的背景，也讓他養成嫉惡如仇，對弱者更弱，強者更強的個性，對幾次“碰車事件”的處理就是例證：有次坐公務車拜訪客戶，那是他第一次有司機開車，車子被一輛摩托撞扁，他下車拿了1000元給摩托車司機去修車；有一次與中華郵政的車相撞，他看兩方都有保險，就算了；還有一次，他的賓士300跟賓士500撞在一起，立即下車決定好好算賬。他說：“這就是我的個性。”

　　這樣的經歷和背景，更讓他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去改變命運。

　　郭臺銘念的是船務科，1971年到臺灣復興航運公司實習，因航運和貿易關係緊密，他利用機會，掌握到許多貿易知識，而且看到貿易背後的機遇。“可是我轉念一想，沒有工廠哪來的貿易？”由此萌生了如有可能，要自己開工廠的念頭。

　　結束實習和服役之後，機會出現在郭臺銘面前。一個朋友告訴他，有個外商想找一家公司承接一批塑料零件的生產。確認消息後，郭臺銘用母親做標會的10萬臺幣和幾個朋友一道幹了起來，並于第二年(1974年)在臺北注冊了資本為30萬臺幣的鴻海塑料企業有限公司。工廠初創，連模具組都買不起。為完成訂單，他四處到模具廠請人幫忙。最初，每月還有營業額8萬元，但很快遭遇石油危機的衝擊，轉眼就陷入絕境。1975年更是負債累累，朋友股東們決定洗手上岸。

　　因為深信電子業在臺灣大有可為，郭臺銘決定獨自支撐局面。他向岳丈借了70萬，將公司改名為鴻海精密工業，並由先前的電視機旋鈕轉向生產電視機用高壓陽極帽組件。

　　此時的郭臺銘，就像他自己後來常常比喻的“寒冬中的孤雁”那樣，只能在寒風凜冽中孤獨展翅，依靠自己，飛出一個春天來。

　　像一個地瓜，在田里默默地長大

　　孤獨不單是股東的撤退，鴻海沒有規模和技術，郭臺銘沒有背景，也沒有讓政府心動的遠景，有的只是困難，還有小混混來收保護費。“最可惡的是，早上有人來推銷消防器材，如果不付錢購買，下午就會有官員來做消防檢查。”融資貸款就更是談不上，以至于多年後，他常常笑言：“20年前我把公司設在臺北土城，就是因為土城有一間看守所，是臺灣專門關經濟犯的地方。要有一天我因支票無法兌現被關了，我老婆還很方便來看我，報告我公司狀況，讓公司繼續運營。”

　　有一次，新加坡勞工部長向郭臺銘請教，臺灣當局用了什麼政策讓中小企業紛紛走上世界的舞臺？他說:“新加坡把中小企業照顧得太好了，所以企業經不起大風大浪；而臺灣當局什麼都沒有做，卻讓臺灣的中小企業有了蟑螂一樣的生存能力！”

　　靠著蟑螂一樣的生存能力，郭臺銘無人助，就自助。“像一個地瓜，在田里默默地長大”。堅強地帶領鴻海絕處逢生，公司也因此轉入贏利，到1977年時，其資本額已增加至200萬臺幣。

　　此時，臺灣經濟起飛，地產和地皮價格不斷上漲，他的工廠附近就有土地要出售，每坪才3800元，如果借機搞地產，肯定大賺錢。另外，制造業的蓬勃也讓原料短缺，如果購買囤積，也會比代工賺得多。面對唾手可得的良機，首次擁有百萬資本的郭臺銘不得不仔細考慮。一貫雷厲風行的他花了兩個星期才定下答案，天天問自己：“我到底是以賺錢為目的，還是準備從事長久的工業？”

　　最終，他決定從事長久的工業。求人要模具的無奈，讓郭臺銘對自主技術刻骨銘心：要長久，就必須擁有技術。他決定用這筆錢興建自己的模具廠，告別過去常常因沒有模具而喊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窘境，以掌握自主權，爭取更大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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