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婚先行者，負資産一族
閭丘想遠離母親安排的生活。她跟自己説，“我想結婚了。”於是她就結婚了。
1993年，在廣州開往深圳的列車上，她遇到了她的第一個丈夫。“他和他的一班朋友在一起，和我的母親聊天。我則安靜地坐在一邊。”忽然間他做了一個手勢。這個手勢瞬間讓她觸動--但現在她已記不清那是個什麼樣的動作。
也許當真有緣分，“他的證件掉了，不能夠當天回香港，於是我的熱心的母親説，不如住在我那裏。”之後，他拿了證件回到香港，一切發生得很快。
母親知道她和又窮又沒工作的男青年拍拖，極力反對。她和母親鬧翻了，從家裏搬了出去。上海是回不去了，她留在了深圳，成為“閃婚”先行者。“從初戀到結婚，每一段感情總是讓我奮不顧身，從來不考慮後果。”當時他們認識了不到3個月，在一起的時間，加起來不到一個月。
“我喜歡格林童話，因為我相信，公主和王子從此快樂地生活著。”
現實並非童話。她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經常在各地出差，有時他們一個月才見一次。“而對於他的一切，他做一些什麼，他曾經做過一些什麼，曾經愛過什麼人，我從來沒有去了解過。”
1995年，閭丘移民香港，並應聘成為香港傳訊電視中天頻道的翻譯。由於公司財務狀況不穩定，3個月後，她跳槽到TVBS任電視記者。TVBS面向臺灣觀眾，而且題材受限制，1997年，她轉投開播不久的鳳凰衛視新聞節目《時事直通車》。
“孩子還沒有滿月，我又換了工作，進了鳳凰衛視，而且開始了香港浸會大學的傳播學碩士課程。那兩年的時間是相當吃力的，因為白天要工作，每個星期還有兩個晚上要去上課。我還是堅持自己帶著孩子。”
當時鳳凰人很少，一個人要幹幾個人的活，壓力很大。她是“老土”的香港新移民，一不小心成為了香港龐大的“負資産”一族。
1999年買了房子。因為金融風暴，香港的房地産價格從1997年的高峰下跌差不多4成，特區政府的大小官員出來説，樓價已跌到谷底，小市民可以置業了。
剛到香港時她租了別人的一間房，衛生間和客廳是公用的。她想有個自己的家，於是“英明”地買了200萬港幣的房子，還覺得賣方虧了差不多100萬。“當時屬於高利息時代，每月還銀行差不多2萬港元，而且還要20年的時間。”
不料樓價還在繼續跌。不過是4年時間，她的房子已經跌到100萬了。“香港經濟不景氣，傳媒公司也不景氣，曾經有一段時間，每一家公司都要依靠裁員來控製成本。一家家的公司倒閉，每個人都提心吊膽。”她想，“如果有一天，我工作不是為了生存，只是為了興趣，那該有多好。”
工作上的低潮期，她在丈夫面前哭過，“但是他一點都不明白”。
所以，對內地的所謂“房奴”，她説，絕大部分香港人早都這樣了，不過並不“逆來順受”，“現在內地的問題是，看不到改變現狀的前景”。
“輪到我去的時候，打起來了”
閭丘剛到鳳凰衛視的時候，臺裏只有一個新聞欄目《時事直通車》，竇文濤主持。那會兒竇文濤還是很嚴肅的一個男士。記者一共3個，所有人在一個小房間裏，外加幾臺電腦。吳小莉和竇文濤還在播列印在玻璃紙上的新聞，用腳一踩，自己看著念。
“有一次播財經新聞，腳一踩，就掉下來了。我笑個不停。那時很簡陋，但是你覺得很充實。一天要跑6條新聞。白天不停地跑跑跑，跑完回來6點鐘，開始寫寫寫，寫完剪，9點鐘播出。”
“出去採訪別人會看不上，很多人不願意接受採訪，鳳凰衛視是哪個臺？把攝影機放在無線電視旁邊，無線的人就會想，這傢夥又來佔用空間。現在變化好大，像個大臺了，有一些新臺出現，遭到別人歧視時，我就會覺得要對它們好一點。”
2003年伊戰爆發，她去了巴格達。當時伊拉克簽證非常難拿，她跑兩會時就去和伊拉克簽證官“天天交流思想，聊得甚是投機”，結果別人的簽證都是兩三個月才拿到，她兩三天就磨下來了。“那時簽證是10天到期，要換人時只有我有簽證，就去了。輪到我去的時候，打起來了。”
她成了赫赫有名的“戰地記者”，胡錦濤在俄羅斯訪問時曾給她贈言：“事業要追求，安全要保證。”
她平日講話明快、溫和，而工作的時候，“很急，很兇”。“我會罵人的。不是罵人，是訓斥，你怎麼能夠這樣子，毫不留情。但我能讓大家覺得我是對事不對人。”她笑著説。
她沒有詩化自己的人生，“在香港，記者這個職業，讓人好好地生活都有點困難。沒有時間，沒有足夠的金錢。至於戰地記者，這世界打仗的機會不多，即使打了，能夠參與報道的媒體也不多，絕大部分的人都不能夠成為戰地記者。”
2006年，哈佛大學為全球資深媒體人士提供深造機會。她選擇讀博士，修自己感興趣的美國憲法。她創建了部落格“一五一十”，當作作業，希望大家能成為“公民記者”。最後“使命感”讓她選擇回到老東家。“因為如果我沒有來鳳凰，我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有能力作自我翻新，這需要一顆永不放棄的心，無論是對愛情還是對工作。悲觀的人止步不前。閭丘露薇有她適應主流世界的方式。多年前的哲學課曾告訴她，歷史是螺旋上升的。在這個諸多殘缺的世界裏，她努力使自己完整。
如果你喜歡這個行業，一起努力往前推一推
人物週刊：有人認為媒體行業本質上也是名利場，你怎麼看？
閭丘露薇：就算你是為名為利也好，你去做這份職業，應該有一些最基本的守則，比如不能造假。但你會發現很多時候連這個守則都沒了。
我們對一個行業厭倦的時候，就會覺得可能別的行業好一點，去了之後你會發現原來也不過如此。我不是説你應該忍受一個很差的環境，而是説如果你喜歡這個行業，大家應該一起努力嘗試著往前推一推。
人物週刊：你理想中的職業狀態是什麼樣的？感情煎熬期是否影響到了你的工作狀態？
閭丘露薇：絕對不會。我的偶像是電視劇《新聞女郎》裏面鈴木保奈美的角色，發生了交通事故，死者是她丈夫，她也能把它播下來，我覺得這是很職業的狀態。如果工作忙我會覺得充實，沒什麼事我很容易得病。這不單純是一份工作，這麼多年來我確認它是我非常喜愛的東西，因此格外珍惜，我希望對得起這份職業。
人物週刊：你覺得這10年來你的進步是什麼？
閭丘露薇：以前某個階段我很偏執，過了10年知道那是因為自己沒看懂，現在我會更開心一點。有時候網友會在部落格上跟帖説，哪又有什麼事，你怎麼不去採訪？拜託，公司又不是我開的，我是個打工的。工作不是我的財産，也不是我的資源。再説現在也有別的表達渠道，比如説專欄、部落格、微博。
如果每一個普通人都願意給你爆料，報道面會變得很廣，這就是公民記者的意義。但好多年了，你發現中國的大部分人喜歡講觀點，他不會老實告訴你，旁邊發生什麼事情了，時間、地點、場合。大家還是爭前恐後地把網路當成一個表達渠道，而不是傳遞資訊的媒介。
人物週刊：作為記者，準確是不是最重要的品格？
閭丘露薇：最基本的要求。作為記者，當你在現場時是要抽離一點、冷血一點的。如果你去美國的新聞學院，有課程是讓你寫文章不用形容詞。
以前我一直覺得新聞就是很客觀的，現在發現不可能，因為是你選擇做和不做，選擇了被訪者、角度，已經有價值觀和判斷在裏面。這種價值觀是一種人文關懷、對公平和正義的追求，它決定你能否成為比別人出色的記者。
我第5本書是從媒體人的角度出發，從2008年發生的一系列事，比如星巴克風波、抵制家樂福、奧運、氣候峰會等等，看偏見是如何形成的--別人對我們的偏見、我們對別人的偏見。
我強調一點：什麼叫正義？弱勢不代表正義，大多數也不代表正義。現在網路上都是先挑選立場，這是不理性的。我希望在好惡之前先搞清楚是非而不是先決定立場。
現在大家辯論不起來，包括知識分子之間。你談一個問題時，對方顧左右而言他，給你一大堆理論、一大堆解釋，你也沒聽明白，還把自己繞進去，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了，很可悲。我覺得大家在變傻。
人物週刊：也許是整個社會缺乏理性，缺乏分析的能力。
閭丘露薇：我們從小沒學習過理性呀，這是教育的問題。就像我們説現在的年輕人怎麼樣怎麼樣，罵80、90。為什麼？不是我們教出來的嗎？不是我們這些60、70後的人把人家教出來的嗎？我們領導人提出要獨立思考，我第一個反應是：有這樣一個環境、這樣一個習慣和趨勢才行。
人物週刊：現在的年輕人，就業了，房奴了，蟻居了，有的甚至自殺了，在現狀下似乎很難看到未來。
閭丘露薇：我們這批80年代、90年代的畢業生，剛開始去深圳，很慘，八九個人的宿舍，工資很低，還有些同學在五星級酒店當門童，但現在都生活得不錯，這説明當時的社會給你提供了一個向上走的空間。
現在大城市兩極分化，很多人選擇了去香港、移民，這是有選擇的一批人，有話語權，會影響到社會的變化；大部分人沒什麼選擇，不得不留下，被動地承擔。
所以我覺得知識分子很重要，你用嘴巴説，好像改變不了什麼，但你在那裏嘮嘮叨叨地提醒大家：社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很理性地討論，總會有點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