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吳虹飛 實習記者 史衛燕 發自北京
知識分子很重要，用嘴説好像改變不了什麼，但你在那裏嘮嘮叨叨提醒大家：社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很理性地討論，總會有點幫助的
閭丘露薇曾經是電視記者中的寵兒。
她很早成名。在鳳凰衛視，她採訪過諸多黨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錢其琛、唐家璇、王岐山……
2001年11月，閭丘赴阿富汗戰地採訪，成為第一位進入阿腹地喀布爾的華人女記者。她素面朝天，鏡頭前又往往光彩照人。她是可以感染人的，不然老闆不會選她--她是鳳凰的第二名記者。
那時，老闆劉長樂跟她説，“好了，你可以出書了。”她以為已經聯繫好了出版社，結果花了20天時間寫完，劉老闆又説，“好了，現在你自己去找出版社吧……”
她是一個理性的人。在採訪或講座中，她很願意和大家探討新聞角度、內容深度、採訪技巧、政治分寸、處理方式等專業問題。問她，“如果和上司有分歧你會怎麼辦呢？”她説，“我會啰啰嗦嗦，不停地講講講……”但是，“公司讓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這是最起碼的職業道德。”
“如果他能愛上我”
她其實是時髦過、波希米亞過的。高中立體幾何沒考及格的文藝分子，復旦大學哲學系活潑喜人的女學生，咖啡店年輕的女招待，熱愛音樂的電臺主持人。她不是沒有讀過三毛，“長裙飄飄，披散著頭髮，若有所思地走過校園門口的草坪”。她不是沒有渴望過“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她熟知簡愛的經典對白“雖然我窮，我不好看，但是我也有權利愛人”。
初戀是在中學快畢業時。那是一個比她大7歲的大男孩。“到現在，我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説話的那個樣子，心裏想，這個人從前在哪見過。”
他們推著自行車，在這個城市不停地走啊走，時間總是過得太快，街道總是太短。他們去看電影，偷偷地拉手。一個月後他去了美國。他離開上海那天，她一個人在街頭走了一天，望著天空，猜想哪一架飛機裏面有他。
幹練、簡明的閭丘露薇，她的“長情”同樣令人驚訝。13年之後，當她結束第一次婚姻，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他。“只是想知道，他還好嗎?他現在是什麼模樣。至於他還記不記得我，對我來説，一點也不重要。只是我知道，這段愛情，一直在我的心裏面，從來沒有消失過。”
《我已出發》的結尾，她忽然很動情地寫道：“當我站在巴格達的清真寺前，炮火在我的周圍不斷響起，我在思念一個人，一個對我來説非常重要的人。那個時候我會覺得，和他相比，生命對我來説也不重要。當讚美的聲音，熱鬧的場面圍繞我的時候，我在想的是，如果他能夠愛上我，這些讚美、名利都離我而去，那又怎麼樣呢？”
“如果他能夠愛上我……”多麼典型的一個女人對世界的告白。“戰地記者”閭丘不曾“免俗”。“讚美”、“名利”算什麼呢？配得上她的歡樂、悲哀、感慨和微笑嗎？穿梭于炮火之間，你不能只用“勇敢”來形容她。
或許不該問起前塵往事。她笑著打斷，“那個人不是現在這個人。”她再婚，快樂又自足。帶著品相溫厚的夫君參加朋友的飯局，大大方方地説，“我不在北京的時候，你們可以帶他玩……”
她比過去胖了。在北京喧囂的三環邊上，她一邊招手打車，一邊理直氣壯地説，“這有什麼要緊，我老公喜歡就行。”
經常突然消失的母親
“4歲的時候，母親就在我的生活當中消失了，然後在我18歲的時候，她又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對於少女時期的我來説，母親是一個神秘而又親密的人物。”
所以當母親説希望她大學畢業後到深圳幫忙，她毫不猶豫地去了。
閭丘露薇還記得那個夏天。她穿著一件簡單的白襯衫，一條長長的花裙子，提著一個箱子，來到母親既是辦公室也是住宅的地方。母親的第一句話卻是，“你怎麼穿得這樣不好看？”
母親總是嫌閭丘不漂亮，在她眼中，那樣就很難找到有錢的男朋友。看上去還很年輕的母親説，在外人面前，不要説你是我女兒。
她的童年沒有母愛，也沒有玩具。小女孩閭丘喜歡穿漂亮的的確良連衣裙在弄堂走過，想引起別的小朋友“羨慕的眼光”。但她發現，鄰居、朋友家裏的玩具“總比我多”。她問父親為什麼不給她買。父親默不做聲。奶奶在旁邊説，“小孩子不懂事，不知道這些都是要錢的，不知道你爸爸工作有多辛苦嗎？”
20多年後她有了自己的女兒。女兒愛漂亮，幾乎是她的“翻版”。很多時候，女兒吵著要買玩具時，女兒的香港奶奶説著和她的上海奶奶同樣的話：這些東西是要花錢買的。你不知道媽媽工作有多辛苦嗎?
當時母親什麼生意都做，只要能賺到錢。她是那種“哪怕口袋裏面只有兩塊錢，但是也在別人面前裝得像一個百萬富翁那樣豪爽的人”。直到現在，還是這樣生活。
母親經常會突然消失一段時間，房東就會來找她要房租。她看著那個地方，簡直想哭。
一次，母親不知怎麼拖來100箱飲料，從東北運到深圳，自己卻不知去向了。閭丘手忙腳亂地找了個倉庫存放這些飲料。這一大堆飲料她連名字都沒聽説過，卻和同學一起推著自行車，開始一家小店一家小店地推銷。“求人真的是一件需要勇氣的事情。”現在她無法想像回頭去做那樣令人難堪的事。
一個下著大雨的下午，他們的自行車倒在地上，一箱子飲料從后座上摔了下來。那一瞬間她忽然感到絕望，覺得自己“不可能做到任何事情”。
“母親總是拿一些她身邊的年輕女孩給我做例子。誰誰誰嫁給了一個有錢的老頭，誰誰誰嫁給了一個港商，或者是誰誰誰做了二奶，而她獲得了多少多少的房産。”
許多年後，閭丘告訴記者，她認為母親是那種“典型的上海女人”，“她直覺的聰明很多，看機會很準，但有的時候沒抓準，或太貪心，或眼界不夠，就一下子失敗了。”
直到今天，閭丘依然不清楚母親到底在哪，在哪一國、哪一省，她只是每月往一個固定的賬號打錢給她。
好在女兒和她不是她和母親的模式。小女孩會給她打電話，甚至告訴她自己喜歡上了哪一個男生。這讓她感到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