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靜濤：光復後臺灣教育文化重建，許壽裳等大陸人士功不可沒

【兩岸快評第180期】 

　　1945年10月，臺灣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陳儀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團隊展開對臺灣的接收與重建工作。重建臺灣的工作分為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心理建設。心理建設就是重建臺灣的教育和文化，使臺胞掌握中華祖國的語言文字，了解中華祖國的歷史、文化。 

　　為了普及“國語國文”，宣傳新文化、新思想，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從大陸延攬了一批文化界進步人士，其中有國家主義派組成的青年黨人、宣傳委員會主委夏濤聲，主任秘書沈雲龍，《臺灣新生報》社長李萬居。1946年1月，應陳儀之邀，黎烈文抵達臺北，任《臺灣新生報》中文總主編兼副社長。4月，雷石榆抵臺，任高雄《國聲報》主筆兼文藝欄“南光”主編。5月，龍瑛宗在《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文藝”，發表名作巡禮“阿Q正傳”，介紹其內容與魯迅精神。這批大陸左翼文化人士來到臺灣，創辦報刊雜誌，教學講座，傳播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思想、新文化，對臺灣文化思想界産生了重要影響。許壽裳主持臺灣省編譯館具有代表性。

　　創建臺灣省編譯館

　　陳儀與魯迅、許壽裳等每人平均為浙江紹興人，年齡相近，均赴日本留學，交誼頗深。陳儀認為，能夠迅速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路徑是軍事而非文學。對於魯迅、許壽裳等人的坐而論道，陳儀逐漸表示理解。他推崇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推介魯迅的文學作品，請鬱達夫到福建任職。

　　面對染上日化色彩的臺灣社會，需要有留學日本的教育經歷，精通日本文化的中國大陸文史專才來推展教育、文化工作。許壽裳（1883—1948年）曾留學日本，對日本文化有深厚的研究，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在多所大學任教，主講教育學、心理學、文字學、西洋史、中國史學名著、大學國文、傳記文學、中國小説史等課程，博古通今，擅長詩文，通日語、英語、德語，學貫中西，是新文化運動的一位重要人物。光復初期，陳儀力邀好友許壽裳來臺灣，組建臺灣省編譯館，協助他開展臺灣文化的重建工作，改造臺胞的心理。

　　1946年5月1日，陳儀致電許壽裳：“為促進臺胞心理建設，擬專設編譯機構編印大量書報，盼兄來此主持。”其時，許壽裳在南京國民政府考試院考選委員會任專門委員。他頗想赴臺工作，發揮自己專長。考慮到薪資及家室之累，瞻前顧後。

　　陳儀悉此，5月13日，陳儀致函許壽裳：“兄願來臺工作，很高興。臺灣經過日本五十一年的統治，文化情況與各省兩樣。多數人民説的是日本話，看的是日本文，國語固然不懂，國文一樣不通；對於世界與中國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臺的重要工作，是心理改造。而目前最感困難的，是改造心理的工具——語言文字——須先改造。”

　　臺灣省編譯館的主要工作有“第一要編的是中小學文史教本（“國定本”、審定本，全不適用）；第二要編的是中小學教師的參考讀物，如中學教師、小學教師等月刊；第三為宣達三民主義與政令，須編適於公務員及民眾閱讀的小冊；第四一般的參考書如辭典等。”第五“譯名著五百部”。“這樣的工作，為臺灣，為全國，都有意義，望兄化五年工夫來完成他。”關於許壽裳來臺工作的薪資等費用，陳儀都做了初步答覆。

　　6月25日，許壽裳應陳儀之邀，飛抵臺北，籌建臺灣省編譯館。他起草了“臺灣省編譯館組織大綱”，計劃編譯的圖書有：“1、關於本省各級學校教科圖書，尤以本國語文及本國史地為首要。2、關於本省各級學校之參考需用圖書。3、關於本省一般民眾所需用之讀物。4、關於辭典。5、關於世界名著。6、關於本省與南洋之歷史、地理、風俗人情、物産及其他各種文獻。7、關於闡明文明及高深學術者。”

　　臺灣省編譯館設學校教材組、社會讀物組、名著編譯組、臺灣研究組。館中人員分為編纂、編審、幹事、助理幹事。7月，編譯館籌備處成立，許壽裳任館長。8月7日，臺灣省編譯館正式成立。

　　編譯中華文史讀物

　　對於臺灣省編譯館，陳儀、沈仲九等人寄以厚望。1946年7月18日，沈仲九告訴許壽裳：“編譯館四組中，一二兩組治標用宜急，注重提高臺胞的語文程度，三四兩組治本。”7月28日，陳儀告訴許壽裳：“希望編一部中國通史，分量不要多，須令學生精讀，其餘之史則變成演義，使人瀏覽，國文亦須選百篇，為代表作，令學生精讀。”陳儀期盼臺灣省編譯館能夠儘快編寫出通俗性的中國歷史、中國地理、國文讀物。

　　根據陳儀的規劃，許壽裳擬定臺灣省編譯館的工作規劃。8月10日，許壽裳在記者會上談及編譯館的旨趣與工作設想，“第一，促進臺胞的心理建設”，“第二，對於全國有協進文化、示範研究的責任”。“學校教材組，是供應各級學校的教材，而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中小學的教材。”“社會讀物組編撰的主旨，是在國民的教養。如宣揚三民主義、解釋重要法令、提高家庭教育。”名著編譯組著重翻譯介紹歐美的進步作品，臺灣研究組著重蒐集臺灣的文獻資料。

　　臺灣省編譯館草創之初，面臨著人才、館舍、職員宿舍、傢具、交通車等困難。許壽裳不怕困難，設法解決這些難題。他吸收了臺灣省教育處中小學教材編輯委員會和編審室的工作人員，又從大陸各地聘請了30余位編纂、編審。許壽裳邀請未名社的成員，翻譯俄國文學馳名的李霽野（1904—1997年）到編譯館任職，擔任編譯館編纂，負責名著編譯組工作。李霽野又引介李何林（1904—1988年），擔任編譯館“世界名著組”的編審。應許壽裳之邀，袁珂抵臺，擔任編譯館幹事，編輯中小學教科書。

　　因中小學教科書的“國定本”、審定本內容多是戰時材料，急需編出新的臺版中小學教科書，許壽裳等人抓緊這項工作，編寫“中國通史”、“中國地理通論”、“模範文百篇”。教材編寫的原則是：“1、我民族的特長。2、我國歷史上偉大而光榮的事跡。3、我國自然環境的優厚。4、我國政治思想與制度的優點。5、有教育意義和價值的一切事物，往往有在祖國已成常識而在本省則多茫然未知者，務擇其最重要者，開列詳目，視其性質，一一分別採納于各科教材中。”

　　臺灣省編譯館計劃編寫的教科書有：光復初等小學教科書，如“國語”、常識等；光復高小教科書，如“國語”、歷史、地理等；光復初中教科書，如“國文”、中國史、外國史、中國地理、外國地理等；光復高中教科書，如“國文”、中國地理、國學概論等。

　　以臺灣省編譯館編寫的初級小學適用課本《國語》為例，第一篇課文是《我們是中國的少年》，全文如下：“我們是中國的少年，民族復興的責任，放在我們的雙肩。偉大的時代，給我們嚴格的訓練。我們的身體，象獅子一樣的健；我們的意志，象鋼鐵一樣的堅。只知挺進，不知茍全。沒有畏縮，只有向前。向前！向前！向前！爭世界的正義，求民族生命的綿延！我們是中國的少年，我們是中國的少年！”臺灣兒童自幼背誦此類課文，做一個中國人的尊嚴感與自豪感油然而生。潛移默化，潤物無聲，他們的中華祖國意識逐漸型塑起來。

　　臺灣省編譯館編寫了“光復文庫”，出版的社會大眾讀物有《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日本改造論》、《中國名人傳記》、《美國的女子》、《龍門（童話集）》、《經典淺説》等。

　　臺灣省編譯館翻譯的外國名著有《四季隨筆》、《我的學生生涯》、《鳥與獸》、《價值論》、《美學的理想》、《伊諾亞克頓》等，惜大部分未刊行。

　　為了幫助臺胞學習“國語國文”，許壽裳編著了《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一書，自撰推介詞：“內容分談國語和國文兩方面。因為前者已由教育處國語推行委員會出版了好些書，所以本書談的較略。至於後者最主要的，須透徹了解國文的語法和虛字的用法，尤其是國文和日文語法的差別。著者為便於本省同胞容易領悟起見，特別把這些點詳細指出。”該書兼顧了“國語和國文”，用中文和日文例句來對照比較，了解中文和日文的差別。這本書淺顯易懂，有助於臺灣青少年學習“國語國文”。

　　重視臺灣文化

　　許壽裳曾任江西省教育廳長、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校長、中山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幹事兼文書處主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西安臨時大學史學系主任兼教務委員、華西大學講座教授等職，足跡遍佈大半個中國，如摯友魯迅一樣，對中國社會有著深刻的認識。對於光復初期的臺灣，許壽裳感慨：“此間風景優美，秩序亦佳。惟經日人統治五十年，教育雖較普及農工，而國語幾瀕於消失。農業發達，工業亦有基礎，非國內他省所能企及。現值光復，由魏建功、何子祥諸兄努力推進之功，尚稱順速。倘能較速銳意於民生建設，則三民主義的實現，或可維持昌大，同所希望。”

　　所見所聞，許壽裳深感臺灣在文化上至少有兩種特點，為大陸各省所無，一是“有真正實行三民主義的基礎”，“生産如此豐富，公有地産如此之多，實在是實行三民主義的良好基礎”。二是“豐富的學術研究”，“這種寶貴的材料，我們不能不注意的，而且要好好保持，繼續發展”。許壽裳對日本人在臺灣的學術研究還是予以肯定，主張學習與繼承。

　　臺灣省編譯館計劃編寫臺灣歷史、臺灣地理等書籍，展開對臺灣史的專題學術研究。臺籍學者楊雲萍主其事，擬定了研究計劃。

　　宣傳魯迅思想

　　1920年代，一些臺籍青年輾轉回到祖國大陸。在廣州、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他們自動組織團體，從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活動，呼籲大陸同胞，關注臺灣問題，倡導民族自決，最終實現臺灣回歸祖國。

　　魯迅先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面旗幟。許壽裳與魯迅相知很深，對魯迅的道德文章深表敬佩。他經常與魯迅探討中國的國民性，其病根何在，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1946年9月，臺灣文化協進會的機關刊物《臺灣文化》創刊，以介紹中國文學文化為中心。11月，其第一卷第二期為“魯迅逝世十週年特輯”，刊載了許壽裳撰寫的“魯迅的精神”、“魯迅的人格和思想”等文章，還有楊雲萍的“紀念魯迅”，田漢的“漫憶魯迅先生”，黃榮燦的“他是中國的第一位新思想家”，雷石榆的“在臺灣首次紀念魯迅先生感言”等文章。魯迅的改造國民性等反傳統命題，對臺灣進步知識分子的主體性有著重要影響。

　　在左翼文化人士許壽裳、黃榮燦、雷石榆等人的組織與宣傳下，光復初期的臺灣掀起了魯迅文化熱。一批臺灣進步青年通過閱讀魯迅的文章，學習國文，接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教育。

　　必須指出，陳儀團隊來到臺灣，迅速實施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重建，但對其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缺乏必要的認識，強硬推行各項政策，急於求成，想一蹴而就、一勞永逸，忽視臺灣人民的心理感受，操之過急，引起強烈反彈。

　　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爆發，陳儀被迫引咎辭職，其核心團隊的大部分成員隨他離開臺灣。1947年5月，臺灣省政府改組，魏道明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撤銷臺灣省編譯館，許壽裳聞訊，“事前毫無聞知，可怪。在我個人從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謝的。在全館是一個文化事業機關，驟然撤廢，于臺灣文化不能不説是損失。”

　　許壽裳改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繼續傳播中華文化，引導臺灣青少年學習五四以來的新知識、新文化。1948年2月，許壽裳在寓所中被暗殺。

　　臺灣省編譯館的運作不到一年，許壽裳草擬的工作計劃多半未能實現。對於臺灣文化的重建，不能不説是一個嚴重的損失。從臺灣文化的祖國化建設過程看，許壽裳等大陸文化學者白手起家，不畏艱難，傳播五四以來的新文化、新思想，引導啟蒙臺灣青少年學習中華文化和人類新知，其貢獻是有目共睹的。關於許壽裳的死因看法不一，但國民黨當局難逃其責。

　　大陸赴臺作家，如許壽裳、臺靜農、黎烈文等人，協助重建臺灣文化和文學，做了大量的工作。這批進步文化人士推介“國語國文”，傳播中華文化，介紹五四以來中國大陸的新文化及西方進步文化，去除日本殖民文化色彩，重建臺灣文化，兼顧了文化重建中臺灣化、中國化、現代化。（作者褚靜濤，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