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大在醫學部、元培學院開始對十類學生試點會商制度,引起社會關注,而多數人持以反對態度,認為有悖“相容並包”風氣。3月28日,北大學工部副部長查晶通過北大網站表示“學業會商”並不是管制學生,也不處罰學生,是“學校對學生的關心和愛護”。(29日《新京報》)
連日來,輿論對“學業會商”的態度,幾乎是一邊倒的打死;而坊間對於“學業會商”的激烈討論,也大致得出了一致觀點:北大已經不是過去的北大。如此,步調一致令人詫異,觀點得出也不知有何依據。公眾在“會商”問題上如此熱心,以致北大出面澄清,個中原因耐人尋味,也頗值得反思。
需注意到,北大的“學業會商制”包括了10類學生,這10類學生含學業困難、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等等。而該制度被放到輿情討論之時,“思想偏激”一類被單獨拎出來,批判幾乎全部集中其上:所謂,北大素以“相容並包、思想自由”聞名,此舉涉嫌“禁錮北大學生思想”云云,甚至還拿出蔡元培時期比照。而北大對此極力否認,這兩者誤差,不可謂不大,卻都有一番道理。
所謂“北大不行”的論點,大概就是因此得出。只是,公眾單獨關照“思想偏激”的學生,怕是另有玄機。一方面,北大是中國大學的風向標,北大的一舉一動,都牽動著公眾,在“學業會商”上敏感、過慮,這都是情有可原的;另一方面,對北大“相容”思想的渴望,則表達了公眾對大學精神的一種擔憂,尤其是在錢學森之問之後,南科大改革更將“大學精神”推入了公眾視野。如此情勢下,難免對“學業會商”過分解讀。
比如,“學業會商”被視為“管制”,則是一種過分解讀。引領中國高校風氣的北大,在“管制思想”問題上必然慎之又慎,怎能輕易授人以柄?再者,把“學業會商”移至其他大學,還會引起筆伐征討嗎?即便在“大學自治、教授治校、學術自由”的蔡元培時期,對學生關愛也是理所當然。但放在“行政化”充斥的今天,一種正常表達居然引來側目,公眾的焦慮可見一斑。
在“大學精神”的問題上,國人都表現了非同尋常的焦慮。這種焦慮,表現在對過去的過分追念;表現在對現狀的尤其不滿——於是,不敢正視現狀,一有風吹草動就跳起,寄希望於南科大。在“學業會商”的問題上,更是偏執狂般的揪住“思想偏激”一類,這是不正常的,公眾也須從這種狂熱中跳出。
在巨星紛紛隕落之後,人們對大學的叩問,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所謂高不勝寒,反則不勝——保持一種信仰是可敬的,但超越了信仰的本質,反而是可怕的。。(台灣網網友:忘情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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