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037年，蘇東坡出生於四川眉山。蘇東坡一生先後在開封、鳳翔、杭州、諸城、徐州、湖州、黃岡、常州、蓬萊、阜陽、揚州、定州、惠州、儋州、郟縣等16個城市留下足跡。“蘇東坡生命之旅”城市市長峰會每年將由16城市輪流主辦。據悉，如此眾多城市聯手打造同一文化品牌，在我國尚屬首次。(本文來源：四川新聞網-成都日報 )
與近幾年不斷出現名人故里之爭相比，這些地方既沒有陷入文化部部長蔡武所言的“名人故里之爭喪失文化品位”之嫌，有符合和諧社會發展的規律，確實值得推而廣之。
當然，本文並不是僅僅表達一個為“不爭東坡，共用東坡”叫好的觀點，更不是刻意考證諸葛亮躬耕之地，而是想探究一些我們湖北省襄陽市（以前襄樊）與河南省南陽市名人故里之爭的名人諸葛亮躬耕原因，以此來談談個人對文化品位的理解。
像西門慶的故鄉都有人在爭，一些地方出現名人故里之爭，説通俗一點無非就是農村人口頭禪“沾光”。沾光”的好處，早在兩千年前，韓非子在《內儲説。六微》中講過一個故事足以説明：靖郭君做了齊國的宰相後，與故人作了一次長談，便增加了其地位，使之富裕了起來。以此類推，個別地方的出現名人故里之爭，也不排除想“沾名人光”走捷徑，快速富裕自己或發展當地特色旅遊經濟。從這個意義上講：“故里之爭”確實把文化遺産保護庸俗化了。
那麼冷靜思考之後，筆者借助有限資料先考究一下諸葛亮躬耕之地，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説：“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習鑿齒《漢晉春秋》記載：“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盛宏之《荊州記》記載：“襄陽城西十里許名為隆中，有孔明宅。”這些記載清楚地指出，位於湖北省襄陽城西北十三公里處，今屬襄陽市（襄樊）管轄的隆中，是諸葛亮躬耕之地，是根據漢末的行政區劃而言的。漢末全國分為十三州，荊州是其一；荊州管轄七個郡，南陽郡是其一。當時隆中屬於南陽郡的鄧縣管轄，所以諸葛亮自稱“躬耕于南陽。”在今天河南省南陽市有一個臥龍崗，之所以也爭是諸葛亮躬耕之地，也許是出於對諸葛亮的尊敬吧。今天的南陽市在漢末叫宛城，是荊州下屬的南陽郡的治所所在地。建安二年（197）年春一被曹操佔領，此後宛城一直曹操準備攻打荊州的重要軍事據點。顯然，諸葛亮躬耕之地是宛城可能性不大。因此，襄陽隆中係諸葛亮躬耕之地是可信的。
然而，本文的主要目的不在於考證諸葛亮躬耕之地，因筆者水準有限，所以至於諸葛亮躬耕之地到底在哪需要專家考證。本文主要想探究一下諸葛亮躬耕原因。
誠如，文化部部長蔡武所言：“十二五”要繼續加大文化建設的投入，不只是資金的投入，目前，全國文化事業費佔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只有0.4%，這個比例太低了。所以，可以斷定想打名人牌，單靠“沾名人光”走捷徑的發展經濟的路子難度很大。這樣的話，我們襄陽與南陽還不如也“不爭孔明，共用孔明”，，至於如何共用，這些經濟戰略等，筆者不敢妄加斷言，僅想從諸葛亮躬耕原因來提升我們文化品位入手，談談一得之見。所謂文化品位，主要由日常生活品位、藝術審美品位和價值理解品位三方面構成。一個人的文化品位主要是由文化教養、知識結構、個性愛好、精神氣質、心態感覺等因素決定的，價值理解品位往往佔據核心地位。
追尋諸葛亮躬耕的遺跡，不難發現其隱身有三個原因：其一，劉表非霸主之才，致使志士離心。其二，他叔父諸葛玄和龐德公對他的影響。其三，他是一個有志之士，有一種勇於探索精神，需要有一個合適的環境。由於這些因素，他“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通過“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提升自己文化品位的同時，密切注視國家局勢的變化，探索國家統一的道路；他躬耕苦讀，以儲備治國安邦的知識，最終成為一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所以，當我們襄陽或南陽要是撇開了名人故里之爭，又清楚了諸葛亮躬耕原因之後，接下來所做的工作就是共用名人遺留下來的文化遺産。至於如何繼承，方式很多如我們是否也學學諸葛亮依據當時各軍事集團的實際，制定出“保、修、聯、取”完成統一大計的戰略和策略，也聯手多制定些富裕我們兩地老百姓的好政策及發展地方經濟的好戰略。我們文化界可否聯手譜寫類似諸葛亮《隆中對》和《出師表》那樣膾炙人口，堪稱散文之佳作的好文章。如此等等，不一一列舉。
總之，希望一些出現名人故里之爭的地方，不妨從諸葛亮躬耕原因中，領悟出提升自己文化品位的重要性，通過借鑒“不爭東坡，共用東坡”的好方式，來真正推動文化、經濟事業健康、有序、高速發展。（台灣網網友：張俊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