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族文化的現代化進程看，魯迅顯然是一個繞不開的存在，他的文化追求及文化實踐能夠為當下的文化建設提供難以替代的精神資源

　　新世紀以來，隨著國家文化政策的調整，我國文化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無論是文化産業所佔國民經濟的比重，還是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都顯示出當前正處於文化發展的最佳狀態。然而，如果從中華民族文化建構的全局高度出發，會發現當前我國的文化建設仍然存在不足，對內沒有完全傳遞出當代文化創造的“正能量”，對外也沒有準確傳播民族文化進步的“好聲音”。造成當前文化發展偏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單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沒有充分繼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産是一個重要因素。如果從民族文化的現代化進程看，魯迅顯然是一個繞不開的存在，魯迅的文化追求及其文化實踐能夠為當下的文化建設提供難以替代的精神資源。

　　作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傑出的代表，魯迅沒有局限于一己的人生設計，而是以特立獨行的方式，表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在一些作家、藝術家正為個人名利苦鬥的當下，魯迅的文化選擇對當前文化發展的第一個啟示是文藝家的社會責任

　　首先是“以民為本”的悲憫情懷。魯迅雖然是個性解放運動的倡導者，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變成絕對的個人主義者，普通大眾始終是他文學活動的關注核心。魯迅的創作一直是以廣大民眾為本位的，與社會地位最低下的農民保持著血肉聯繫，將他們物質上的貧困和精神上的不幸作為表現的對象。作為充滿強烈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魯迅並沒有“躲進小樓成一統”，而是將批判的鋒芒指向了傳統社會的陰暗面和舊式文明的殘酷性，並在對苦難現實的否定中為普通民眾尋求生存的理想境地。

　　其次是“反抗絕望”的理想信念。作為知識分子群體中特殊的精神個體，作家的社會責任意識要求他們應當通過自己的創作為每個人創造一種生存的希冀，哪怕自己的生存境況如何艱辛，也應該拒絕現實誘惑，為自己的民族擎起一座航行的燈塔。由於社會環境的限制，魯迅的作品雖然也流露了濃厚的絕望情緒，但是他仍然相信“絕望之為虛妄，正如希望相同”。正是在對“國民性”弱點的批判中，魯迅發現了支撐中華民族生存的精神力量。

　　第三是“義無反顧”的犧牲精神。魯迅生活的時代正是中華民族飽受外族入侵的時期，面對災難深重的中國，魯迅沒有逃避，而是做出了最有價值的人生選擇。他既可以為了國家的未來而“肩住黑暗的閘門”，也可以為了民族的希望而“我以我血薦軒轅”，將自己的血肉之軀融入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之中。

　　當前文化建設的一個明顯偏向是過分注重文化的經濟功能，遠離以人為本的文化的根本。因此，魯迅給當前文化發展的第二個啟示是關注“人”的建設，將“人”作為社會存在的根本。如果作為文化的核心的人“立”不起來，文化發展將不可避免地走向空殼化

　　首先，魯迅強調文化創造中“人”的存在。在一個充滿焦慮和困擾的社會裏，個人精神關涉整個民族的命運。所以，魯迅認為，中國欲存爭于天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只有明白了人的存在價值，中華民族才可能完成民族復興的歷史偉業。

　　其次，魯迅注重文化建構中個體精神的和諧。文化發展並不是製造各種社會矛盾，形成新的階層對立，而是創造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世界的和諧。社會和諧的基礎在於每個人內在精神的和諧，而文化正是精神和諧的潤滑劑。當前的文化發展要尊重每一個生命個體的精神需求，因為，人的需要是文化創造的動力，文化原創力正是蘊藏於人的各種需要之中，人的需要為文化創造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質基礎和精神根底，只有那些從人的需要出發而進行的文化活動才能真正地實現人的內在精神的平衡。

　　第三，魯迅追求文化創造中的個體道德力量。文化建設是為了創造人與人相互尊重的社會環境，從而完成一個民族的普遍覺悟，這就是魯迅所説的“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覺近矣”。然而，在當前的文化發展過程中，一些領域卻存在著“道德失范、誠信缺失，一些社會成員人生觀、價值觀扭曲”的現象。因此，文化建設應當注重個體道德的培養，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發展的方向。以人為中心的，文化也因此能夠成為一個民族的道德力量，促使每個人向善，對人的精神品格具有內在的提升功能。

　　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既為社會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也為當前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而近年來一系列文化政策的實施又使文化建設成為當前經濟提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議題。建設“以人為本”的文化，是當前我國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魯迅為當前文化發展留下的第三個啟示，是文化選擇方法上要“為我所用”，而不是喪失民族文化的“本性”

　　在全球化時代，網際網路將整個世界連成一體，整個地球似乎變成了一個村莊，彼此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繫。面對一個開放的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發展都不可能是封閉的，只有在與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中，本民族的文化發展才能夠獲得新生。在與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中，中華民族如何能夠做到既與其他民族文化有效融合，又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獨特性？“拿來主義”不僅是針對自己民族的文化遺産繼承，也指對外來文化的選擇和吸收。在當前的文化建設進程中，魯迅文化選擇上的“拿來主義”態度昭示我們——

　　首先，要培養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培育文化的市場競爭力是文化發展繁榮的必由之路。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中國文化要想獲得世界各民族的認可，需要積極展示自己的文化魅力，張揚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其次，隨著經濟實力的快速增強，我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但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全面提升還需要文化的內在推動力量。因此，增強中華文化的軟實力，通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提高我國的綜合實力就變得極其關鍵。在當前文化産業的發展過程中，重要的是通過文化産品的輸出向世界傳遞一種價值觀，以便讓“中華價值”贏得世界的尊重與認同。第三，要注重民族文化的審美性。魯迅説過，“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只有具有審美內涵的藝術作品，才更易為其他民族所接受。中華民族文化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要想獲得其他民族的認可，就必須遵循藝術規律。

　　文化是一個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也是一個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在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進程中，最能體現本民族文化的正是自己民族培養的傑出人物。因此，在當代文化發展進程中，我們尤須善待像魯迅這樣的民族文化傑出代表人物，他們為中華民族文化發展創造了寶貴財富。如同鬱達夫紀念魯迅逝世一週年時所説：“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拜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作者係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