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每個人都有不悲傷的權利，但並不代表可以無視他人的悲傷，歌舞狂歡，肆意放大自由的邊界。對當下而言，暫停娛樂意味著對逝者的尊重和生者的慰藉。
雅安地震，房倒屋塌，數千人傷亡，消息傳來，舉國致哀。無數人在關注震區同胞的安危，獻計獻策捐錢捐物，這一幕幕的感人畫面和2008年汶川地震時的場景無比相似——在遭遇此等天災橫禍的時候，這個國家的國民並不缺乏愛心和同情，他們懂得相互關懷。
在全民傷感的大環境下，部分電視臺還在播放著搞笑娛樂節目，演藝人員在熒屏上插科打諢，惹得很多人在社交媒體上表達憤怒：國難期間，如此行徑，簡直是沒心沒肺沒人性。隨後多家電視臺決定暫停部分娛樂節目，改為轉播雅安地震相關新聞。其實從法理來講，無論地質災難或是恐怖襲擊，無論遇難者是自己同胞還是他國路人，每個個體都可以有不同的情緒表達——既有悲傷的自由，也有不悲傷的自由。電視臺有很多理由繼續娛樂下去：廣告商的合同要履行，藝人要靠演出賺錢生活，收視率事關電視臺的收入……是否悲傷是一個個人選擇問題，他人本來無權置喙。舉國上下痛哭嚎啕，但這並不代表可以將自己的悲傷加諸他人。陶淵明寫道：“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即便是古人，也並沒有禁止他人唱歌娛樂。
明代也有“丁憂”之説，父母去世要守孝三年，官都不能當了。然而一旦國家需要，又可以不遵從這個規矩，謂之“奪情”。明代權臣張居正就因為“奪情”之事在死後被抄家，禍及子孫。當然這就是政治鬥爭的範疇了。丁憂三年為期，這説明即便是極其重視禮制的前人們，依然認定悲傷是可以有期限的。不管發生了多麼悲傷的事情，人總要過日子的，再大的災難面前，人們都有不悲傷的自由。
然而，法理之外還有道德和人情。一般來説，約束人類行為有三種準則：宗教、法律、道德。道德是社會約定俗成的不成文準則，雖然不成文，卻能起到約束人們行為的作用，蓋其可以形成社會輿論，從而産生非暴力的強制性。對他人的不幸給予同情和慰問，而非自顧自地開心愉快，這是人之常情。古代在國喪期間搞娛樂活動是要抄家砍頭的；如今文明社會，沒有了這種不人道的法律。所以對當下而言，暫停娛樂也是有必要的，這種做法意味著對逝者的尊重和生者的慰藉。雖然每個人都有不悲傷的權利，但並不代表可以無視他人的悲傷，歌舞狂歡，肆意放大自由的邊界，這正如在別人家的葬禮上嘻嘻哈哈，少不了被抽一頓大嘴巴。
其實，悲傷終有一天會淡然，會散去，人們又會抹去血痕，恢復正常的生活狀態，那時候再娛樂也不遲，而現在，還請尊重更多人的悲傷。（董嘯 專欄作家）
